大数据教育有多远?

2015-01-20 09:56:24
来源: 时代周报

高扬

走过被冠之以“深改元年”的2014年,不少人对各方面的改革都有了更大的期待和信心,包括教育改革。在这时看到一本名为《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的书,总是会令人产生不少期盼。

中国的教育陷于两个泥潭之中:一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二是应试教育越来越被强化。如果某地的人才不能在起码的比例上留驻在当地,使教育的发展实现自生长,仅靠投入财力,显然无法实现教育的长足进步。而在GDP竞争模式之下,改善教育现状并非易事。另一方面,城乡教育的基础设施与师资差距巨大,中小学的教学模式却呈现惊人的相似,以考大学为最终目的的应试教育在不断加强。大家成长在单一的培养模式之下,而且不论城市或农村,学生与其所生活的社区基本是隔绝的。

同时,中国在教育和教学技术上的花样翻新几乎每年都层出不穷,从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学习”等,但教师还是那个教师、学生还是那个学生,考试还是那个考试。每个人都在诟病中国的应试教育、大学教育或虚浮的硕博士制度,但教育改革的步伐仍显缓慢。

人们寄望于真正的政策变革的同时,也期待技术的力量,尤其是期望互联网的普及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能够成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与教育个性化缺失的克星。一方面,互联网在全国,尤其是在农村的普及有了可靠财力的支持,另一方面,在线教育及其所产生的综合数据使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

从学校时代回到学徒时代?

《教育正悄悄发生一场革命》的作者魏忠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使这种猜测成真。作者是信息安全领域的专家,曾起草7个国家的信息安全标准,但并不是专研教育学的学者。其对教育改革的直接体悟来自于任教上海海事大学和东华大学,以及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做访问学者的经历。作者还花费数年时间对中国许多地方的大学及中学做了大量调研,并在自己任教的大学开展教学实验,将慕课和Sakai等教育平台应用到自己的教学中,一门课60个学生的点击达到了10万次之巨。本书引用了美国、欧洲及印度等地的许多成功应用互联网教学及数据分享的案例和实验,结合了作者的切身感悟及教学实践,加之对杜威等教育家的教育哲学的深刻感悟,的确使读者对大数据技术推动教育改革的前景产生很大兴趣。

作者认为,传统的教育兴盛于工业化时代,学校的模式映射了工业化集中物流的经济批量模式:铃声、班级、标准化的课堂、统一的教材等,这种教育为工业时代标准化地制造了可用的人才。而大数据教育将呈现另外的特征:弹性学制、个性化辅导、社区和家庭学习、每个人的成功。云技术、物联网和基于两者的大数据技术正推动着教育发生变革,未来教育会变得越来越个性化。大数据与传统数据相比,就有非结构化、分布式、数据量巨大、数据分析由专家层变为用户层、大量采用可视化展现方法等特点。这些特点正好适应了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学习变化,对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有利于个性化教育;标准化的学习内容由学生自组织学习,学校和教师更多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培养,教师由教学者逐渐转变为助学者。互联网教育与学校教育将逐渐分离。

作者描绘了未来的教育模式:视频成为主要载体;教育资源极其丰富;学校里更少课堂更多实验室,更少讲授更多交往,更少灌输更多互动,更为个性化的服务和更灵活的学制;按需学习;终生学习;不以年龄划线;远程教育的提法将消失;距离不再是问题,教育在学校之外发生。由于“微学校”的兴起,现有学校的教育功能将在这一场革命当中大幅衰减。教育的责任将从学校时代的国家,再度回到学徒时代的个人,学习将彻底变成一件自我可以主导并完成的任务。高等院校中的绝大部分将会最终被冲垮。未来幸存的大部分高等院校,将成为新知识的生产中心、而不是旧知识的传播中心。

作者列举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教育变革,来揭示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但对于大数据在中国教育问题上的前景,他并没有作出切实的分析。这一方面与作者自身经历有关,毕竟在中国教育问题的研究上时间较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数据应用的社会基础尚未铺就,教育问题更与各种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有趣的例子是,河北某高中利用安装在教室的摄像头来计算学生的“抬头率”,这种数据仍是为了应对高考。

“大数据的基础是公民社会”

作者认为,大数据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因为在公民社会下大家有良好的道德和信用意识,以及积极的社区观念,这保证了数据的大量生产以及共享成本的降低。在美国,有一套运行有效的信誉机制,水电、房租、网络、汽车、会员卡等方方面面都要有信用,所有手续的信用记录都会关联上SSN号码。同时良好的道德和信任意识使得美国用很简单的信息化手段就能实现数据共享。大数据还必须是公开的数据,在美国,一个社区内的房价、犯罪率、学校的评估结果等都会公开,把这些数据综合起来,就会有力影响人们对社区的选择。

在中国,尚没有一个完备、综合的信用体系来记录数据,政府、学校等机构的数据公开也有待加强和细化。在教育问题上,中国教育的单一化无法产生多元的数据,学校独立性差也阻碍了它们参与到大数据应用中来。技术的背后是人,作者指出在线教育如果只是单纯地视频播放,而背后没有高频率的互动,以及学生的自组织学习,是不能等同于大数据教育的。

尽管如此,作者仍然认为大数据是中国教育改革的新助力。作者认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比较容易的是对于非高考因素的课程和能力的应用,比如音乐、美术、劳动和社会实践等。在围绕应试的课程上,比较容易获得成功的是消除地区差距方面的努力。而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的应用,可以在国际教育、中外合作教育等方面进行尝试;针对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聚集地,大数据也可以发挥很大的异地考试、异地教育作用。作者建议教育部门应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和相应的大数据“接口”,摸清教育现状,然后再出台个性化的教育均衡措施。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世界通史》中说,人们十分自然地欢迎和采纳那些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新技术,却拒绝接受新技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因为采纳新思想、新制度和新做法总是令人不快的。这句话可以作消极的理解,以抨击人的保守和愚昧,但更可作积极的理解,那就是技术的进步与普及总是不可逆转,我们不能逃避,只能选择及时改革相应的社会制度。我们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看到互联网和大数据实现个性化教育、各种教学资源即时联接的迅速发展,大数据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应用固然有很多前提性问题没有解决,但必然会在将来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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