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的社会动员
以传统为本，辅以资本力量和技术支撑，穿越历史的三峡，中国巨轮正在凝聚精神动力。
【精神再造】
信仰危机、精神荒芜、道德滑坡……这些都是近年来舆论场中的高频词。随着物质的丰富，人们的精神给养并没有实现同比增长。于个体而言，精神一旦倾颓，内心便没了约束，行为便没了顾忌，导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于社会而言，丢失了价值统驭，道德底线便会被洞穿，再丰裕的物质繁荣，也难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
精神再造，须臾不可怠。国家毅然重拾传统文化，社会文化语境也随之悄然变化。
在这方面，市场的嗅觉是最灵敏的。12月20日，同一天，王健林南下抵汉，李彦宏北上入吉，毫无疑问，他们试图变轨适应一个传统国度在文化发展上的新路径—万达集团历时5年、倾心打造的两台世界级的文化大餐武汉“汉秀”和“电影乐园”盛大开业，两个项目总投资70亿元，是世界文化产业投资最大的项目之一；第二届中国文化产业峰会在吉林长春召开，百度李彦宏发表演讲，探讨互联网时代文化产业的机遇，以及百度在这方面的规划。
以传统为本，辅以资本力量和技术支撑，穿越历史的三峡，中国巨轮正在凝聚精神动力。
时代周报记者 陈舒扬
“儒学”正成为越来越高频的词汇，这得益于中国日益看重自身文化形象，及其提升国际话语权、文化输出的需求。体制内学者探索如何“摆正”儒学的位置，使其适应当下官方意识形态；民间力量则通过各种社会动员方式，追求理想社会。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精神相对空虚的中国社会，对儒学复兴抱有相当的期待。
官方话语和儒学地位
在国家体育馆“鸟巢”东北侧400米的地方，一座名为“中国国学中心”的大型建筑已于2014年1月开建，按进度2015年底将完工。该建筑的印玺造型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届时可与鸟巢、水立方比肩。
隶属国务院参事室的中国国学中心早在2010年成立，用参与筹建并担任该中心顾问的学者龚鹏程的话说，重视传统文化、发扬国学，久已形成政策方向，“并不是新领导人上台才开始”。
不过可以预计的是，上述工程的开建，意味着政府支持背景的国学研究和传播高峰的到来。
2014年以来，官方已明确鼓励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资源的挖掘和阐发。继2013年11月考察山东曲阜孔府之后，2014年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又出席了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并提到儒家思想蕴藏解决当代世界难题的重要启示，称研究儒学的意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出席上述学术研讨会，这是首次。种种官方行动和表态振奋了儒学界。
近些年儒学在中国的思想舞台上日趋活跃，但多停留在民间和高校科研机构，发扬传统文化虽一直被官方所提倡，但与儒学学者所期望的发挥儒学更大的社会功用相距甚远。
然而一些迹象表明，官方对儒学的接纳，已经超过从前。
《人民日报》11月7日刊登了《儒学与世界文化秩序变革》一文，作者是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主席、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乐哲，文章指出西方个人主义理念的弊端，认为儒学在关系结构中确立的人的观念，可以成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强有力替代。
而相关学者对儒学与官方意识形态融合的推动早就开始。北大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杜维明20多年前就主张儒学要同马克思主义对话，另一大师级学者、已故的北大儒学研究院院长汤一介，在几年前的“中国国学中心战略规划及内容建设座谈会”上的发言主题，即处理好“国学”—主要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在今年7月《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的一份有关大陆新儒学思潮的研讨会记录中，社科院学部委员、上世纪80年代曾主持新儒家研究的方克立提到，杜维明和汤一介正共同主持“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课题，“力图在这两个伟大的人类思想成果之间找到相融相通之处。”
教育实验和社会动员
在教育部门的要求下，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育中的推广普及也在强化。3月，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增大传统文化的教育投入；在此背景下，各地新修订教材中古诗词、散文的比重增加。
相对于官方教育部门温和地迎合，民间崇儒教育激进得多。读经私塾（书院）早年便以教育实验的面目进入人们的视野，今年，“深圳读经村”经过一轮媒体报道，再度吸引人们的视线，成为新闻热点，当时有媒体统计，国内已有近3000家读经私塾或书院。
民间崇儒教育已进行多年，然而合理性依然脆弱。今年以来，多家媒体对此的近距离观察和报道，及时地给了社会一个提醒。如果说学费高昂、教学水平难以评估的“深圳读经村”引来的是褒贬不一的议论，北京国学“黑私塾”则为此类民间教育记下了最负面的一例。
事实上诸如“国学班”、“女德班”一类以研习传统文化、提高学员道德修养为名的民间机构，早已遍地开花、又乱象丛生。从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来说，这些打着国学、儒学、传统文化招牌的各种“班”仍有待商榷，儒学推广者纷纷发表意见，认为应该对发扬儒学本身抱以宽容。
儒学还在跟社会自治、乡村自治结合，如以独立学者秋风为代表的学者呼吁将宗族纳入村民自治架构，重建传统的士绅社会。在农村开设“儒学讲堂”成为一些儒学研究机构工作的一部分。据了解，今年10月9日至13日，一个由文化部组织的记者团，曾前往山东济南、济宁与青州等地，采访乡村儒学建设。
不过至少现在看起来，通过儒学教育重建乡村的伦理秩序，其作用力和影响力，比起城市和大学里的各种“班”、“书院”，还要微弱许多。
儒学更有生命力的大众化途径，或是与企业界的合作，杜维明就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儒学进一步的发展，商人起的作用会非常大。比如，据媒体报道，北京世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朱仝，曾支助“台湾国立中央大学”教授王财贵将“读经教育”推广到大陆，后来又支持秋风创办弘道书院。
今年高调成立的“中南大学国学研究中心”，宣称要以“积极与企业界合作举办国学与现代管理高级研修班”等具体形式，“建设成为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具有较大国际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平台”。在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显然是一种更为多见的儒学社会动员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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