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泰君安国际高管被查

2014-12-23 09:36:50
来源: 时代周报
王冬青受查或与该行近期极为进取的新股业务有关。但突如其来变故,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国泰君安在A股IPO的步伐?

时代周报记者 盛潇岚 发自上海
      

12月15日,国泰君安国际发布了一则名为“短暂停牌”的公告,称于上午9时停牌,“以待发表一则属股价敏感性质之公告”。

随后,市场猜测其停牌与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的上市计划有关。当日,参股国泰君安的上市公司中,大众交通、华茂股份、航天机电均涨停,深圳能源、交大昂立、锦江投资涨幅均超6%。

两日之后,国泰君安国际于17日的复牌公告中揭晓谜底:香港廉政公署(下称“廉署”)人员进入国泰君安国际执行董事兼副行政总裁王冬青住所进行搜查,廉署同时进入公司办事处带走了一些开户文件及一个配股项目协议,王冬青亦被廉署邀请协助调查。

业内普遍猜测,王冬青受查或与该行近期极为进取的新股业务有关。但突如其来变故,这个事件会不会影响到国泰君安在A股IPO的步伐?

执董王冬青被查

复牌当日,国泰君安国际股价报收5.69港元,较前一个交易日下跌0.47港元,跌幅达7.63%。

国泰君安国际公告显示,“本公司现正与廉署联系,并会于稍后向廉署提供其他文件。本公司概无董事或员工被廉署逮捕。”而对于被调查原因,“根据廉署向本公司提供之搜查令,调查涉及一项涉嫌触犯《防止贿赂条例》(香港法例第201章)第9(1)条之罪行,即代理可能收取不正当利益”。

业内普遍猜测,王冬青受查或与新股业务有关,而王在国泰君安国际主要负责包括新股业务在内的投行业务。

公开资料显示,王冬青自2000年国泰君安建立投行部起便加入公司,2010年国泰君安成立“国泰君安国际”,王冬青被委任为执行董事,去年底则再被委任为副执行总裁。

此前,王冬青今年7月接受香港媒体大公报专访时表示:IPO为公司一直重要的业务,发展迅速,现已完成了60–70宗IPO,其中40多宗是近4年完成的,由此可见其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2014年初至今,国泰君安已经完成了9宗IPO,其中6宗国泰君安获委任为独家保荐人,这是投行业务收入中,6至7成来自IPO的主要原因之一。王冬青预计下半年国泰君安能再多4至5宗IPO,其余的则要到明年或以后,才能呈现市场。

而今年香港的IPO市场又较为特殊,当时王冬青表示:“许多企业均赶在4月1日新条例生效前提交上市申请表,以致6月底至7月初有大量新股涌出。”

香港的新条例使得申请在港上市的企业将会面临更严格的披露规定:包括在递交A1上市申请表时便提交初步招股资料;此外,如果招股文件被查出误导投资人,投行可能要负刑事责任;如果申请资料不完备遭港交所打回,该上市申请将在之后8个星期内不得重新提交,而相关公司申请人和其保荐人的名称都将刊发在港交所“披露易”网站上。

对于执董被查事件对公司的影响,国泰君安国际公告称,“调查将不会对本集团造成任何重大不利影响,本集团之业务及营运照常”。

而时代周报记者致电国泰君安总部,其总裁办人士表示,“这是香港部门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很清楚具体原因”。

或不影响母公司IPO进程

实际上,王冬青被调查备受市场关注的原因之一,在于其母公司国泰君安证券正处于IPO通道中,从此前停牌被传言与母公司即将IPO有关则可见一斑。

“一个公司在A股上市,其现任的董监高(董事、监事、高管)是有一定任职资格的,如果被立案调查是不符合要求的,会影响公司的上市进程。但如果不是上市主体的董监高,而是子公司的,应该不会有多少影响的。所以国泰君安上市是否被影响还要看王冬青是否在总部任要职。”浙商证券一位投行部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对此,国泰君安总裁办人士则回应,王冬青目前并未在母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如果子公司的高管并没有在总公司任董监高,那从法律上来说是不影响母公司IPO,因为法规只规定上市主体的董监高有任职要求。但实际情况就很难说,毕竟一个负面消息在监管层那边多少会有一些负面的分数。”上述浙商证券投行部人士指出。

而子公司执董被查是否会影响母公司未来的估值,上述投行人士认为,“对估值的影响也有限。还要看被调查人士在子公司的重要程度,如果子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是他来开拓的,那么他被调查可能就会影响。”

资料显示,国泰君安国际的投资银行部于2000年建立,自成立以来已经完成了接近400宗交易,包括IPO、配售、供股及企业债发行,其中IPO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占投资银行部的60%–70%。

此外,虽然国泰君安国际拥有包括证券经纪、投行、资产管理、基金、期货、融券融资等在港金融业务的全牌照资格,但投行一直都是最为重要的核心业务。

国泰君安总裁办人士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香港子公司是一家全牌照券商,投行业务在所有业务的占比并不具有绝对优势,“具体的数字不清楚,但是占比不会非常大。国内券商一般经纪业务是占大头,为40%–50%,投行业务占比就小得多;香港子公司的投行业务占比可能相对来讲要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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