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未下降

2014-12-17 12:37:29

来源: 时代周报

再经过一两年，把过热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回归中性，经济增长保持在7.5%不是问题。

时代周报记者刘巍发自深圳

12月12日，在依然温暖的深圳，北大汇丰商学院举行的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上，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无疑都集中在当下的经济“新常态”，中国经济宏观面、金融发展以及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均为年会热点。

作为曾经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这次年会的焦点人物。除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等行政职务以外，今天的樊纲，更在意自己的学者身份：他是北大汇丰商学院一名用英文授课的全职教授。

在考究的西服和眼镜衬托下，61岁的樊纲依然英俊并带有西式学者风度，在会议和课程的间隙，不断有年轻女学生、女记者甚至参会的中年男性慕名希望合影、索要签名。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樊纲表示，宏观经济正从“过热”回归正常态，用“刺激”来描述政策非常不合适。在他看来，2010年以来紧缩的宏观政策，正在回到中性政策的途中，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发挥潜力。

“明年将会恢复正常增长。（中国经济宏观面）确实有了积极变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定调2015年的中国经济，时代周报记者对樊纲的采访，自然也从这些最热门的问题展开。

中国经济增长因素仍在

在樊纲看来，舆论关于“新常态”的概念颇有些混淆。他指出，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确较前几年有所下滑，但经济下滑当中有短期问题即周期性因素，以及长期问题即潜在增长率下降。

“相对周期性问题，潜在增长率是一个慢变量，可能是零点几个点，在五年十年当中有所变化。但从2007年的增长速度14%，2010年还到过12%，到现在7%左右，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周期性问题，是短期因素，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波动问题。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我们过去30年关于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的通常说法并非事实，绝大多数年份不是两位数增长，很多年份很低的。从1997-2002年就是7%左右的增长，那时还通货紧缩。”樊纲对时代周报记者进一步补充，“而且过去经济增长速度超过9%一定会通货膨胀，超过10%一定又是通货膨胀又是资产泡沫。所以两位数增长是周期性波动中的过热增长，7%以下则需要通货紧缩”。

樊纲解释，中国在2007-2013年期间有三段是CPI通胀紧缩，按照滤波法，正常增长是7%-9%。某一个时段例如1990年代可能低一点（7%-8%），那时候国企职工下岗、制度调整；2010年代高一点，加入了WTO，但“两位数增长从来不是中国的正常增长，大多是过热增长，是宏观政策要避免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现在是回归常态，是回归到潜在增长速度的正常状态，这是一个值得争议的问题。”

而回到当前一些短期问题的争议，例如“现在7.3%、7.4%”，在樊纲看来也不太正常。“到这个月为止，34个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负增长，也就是说有轻度通货紧缩。这一次比上一次还长。”

日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樊纲认为，农村人口比例大确实使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显得特别长，亚洲四小龙曾凭借人口红利获得了近30年的高增长，“我们至少得60年，所以再有30年的高增长，在我看来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地域差距也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腾挪空间，“回旋余地大”、“韧性强”，甚至可以说，在经济层面有“三个中国”，刚开始是发展沿海地区，最近这些年来更加注重中部地区和西部，制造业可以不转移到越南去，不转移到孟加拉去，转移到河南去、湖南去，还可以实现增长，这种基于地区差距的弹性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经济下行压力。

“刺激”实际是从紧缩回归中性

樊纲说的上一次，是1990年代末到2010年代初31个月PPI负增长。“这里面有很多因素，讲两大因素，第一是现在的压力在于要清理过去十年当中两次经济过热产生的后遗症。好像以前大家认为的常态就是政府不断刺激经济，但2008-2010年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政府刺激了一下，结果又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过热。两轮过热叠加到一起，导致了生产过剩，钢铁水泥现在还在处理当中。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因素。政府2010年正确采取了紧缩性的政策，但一直没有退出。中国采取了最大力度的刺激政策，但也是最早退出的，美国到今年才真正退出，新兴市场国家多数是2012年退出的，日本则从来没退出过。中国2010年退出刺激政策，标志性的是住房限购，限购是一个很强烈的紧缩性政策。这些政策当时都是正确的，都是针对当时的经济过热，然后四五年过去了，经济回归正常了，结构也发生调整，宏观政策没有回归正常，很多紧缩性政策还在那儿。比如说住房限购，当时面对非常疯狂的投资性需求这是对的，但长远来讲是非常状态，就该退了吧。所以现在很多不是刺激政策，而是回归正常的政策。”

樊纲认为，再经过一两年，把过热因素基本处理完，政策回归中性，经济增长保持在7.5%不是问题。“我们最近在研究十三五期间中国潜在增长率，基本结论是7%以上。未来还有几个十年可以保持较高增速，当然潜在增长率会放慢，也有可能下滑。”

据他观察，宏观政策刺激的退出是在过去两年逐步完成的。对于时代周报记者问他希望2015年宏观政策进行哪些调整，樊纲思索后表示：“2015年基本所有的政策都应该回归中性，也不要再刺激。中国经济不需要再刺激，不需要再搞一轮过热，但也不需要过紧，也不需要通货紧缩。认为中国经济就是压力越低越好，那叫反发展政策，那就不是发展政策了。中央经济工作会明年第一项任务就是稳增长，我觉得这是对的。”

走出去，一定会交学费

2015年中国经济的另一概念是“一带一路”。樊纲注意到2014年是有历史意义的一年。“2014年，我们第一次成为净对外投资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ODI）已经超过了我们吸收别人对我们的直接投资（FDI），ODI大于FDI，具体的数字商务部目前还没有最后公布。丝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也是中国资本对外投资的渠道。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确实到了对外投资的年代。”

经过30多年的对外开放，中国积累了巨额外汇，不让外汇在沉睡中贬值，对外投资是必然选择。樊纲认为，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讲，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以往央行购买大量美国债券，但是收益低，而且有风险，与购买债券相比，设置诸如丝路基金以及基础设施建设银行，既可以分散风险，也可以带动民营资本走出去，一举多得。同时，在一定意义上，还可以化解当前很多行业产能过剩、结构调整的问题。樊纲举例解释：“制造业一些低端的环节，可以转移到其他国家。例如服装鞋帽类的企业，可以到非洲发展，利用当地更加便宜的人力、物力成本。”

樊纲提醒道，走出去需要面临很多风险。特别是缺少对投资目的地的了解，包括政治、文化、历史、宗教等等一系列因素的考量不够全面，那还不是一般的投资经验可以弥补的，需要做很多功课，这也是汇丰商学院现在开设一些相关课程的原因，希望借此完善投资者知识结构，为他们走出去提供判断工具。“会吃亏，会有风险，会交学费，这都是正常的。”

对于中国在目前全球金融市场格局中的地位，樊纲认为，中国是一个增量，中国话语权的增加是对全球金融格局的增量改革。既有结构有缺失，中国的作用在于补位，这是新兴市场国家必然要走的一步，当然，结构发生改变，争议也会随之而来。樊纲认为：“中国的发展逐步改变世界格局，这都是正常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我们无需回避这种，因为我们的增量是积极的增量，带给世界的是和平、是发展。”

李光金、赵妍、谢勇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