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 财政战

领土比日本大几十倍、人口多十倍，技术兵器上各有优劣，但干瘪的钱袋，从一开始就让清帝国选择了“地狱模式”。

时代周报记者 张子宇 发自广州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战争论》作者克劳塞维茨的这句名言广为流传。而在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经济的支撑，军事上的胜利也难以实现。兵法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这个意思。进入近代社会以后，由于技术革新等因素，经济与财政对战争胜负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日耳曼人毁灭罗马帝国、女真族灭宋、满清灭明这样贫穷游牧民族消灭富裕大型农耕帝国的例子基本消失。美国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克里米亚战争、英布战争等均是胜利一方拥有明显经济优势的典型案例。

在远东，甲午战争之后的日俄战争中，开战之前，伊藤博文等元老最为担心的不是双方兵力、战斗力和军舰的差距，而是日本的财政可否支撑与庞大沙俄的战争。为了获得欧美国家的战争贷款，日银总裁高桥是清奔走各国，每次都住在最廉价的旅馆，最终获得因为沙俄排犹而决定支持日本的美国犹太银行家的金元。所以有人认为，沙皇的排犹政策，恐怕才是沙俄战败的最大原因。

尽管普遍将轻视日本、政治腐败、统治者昏庸等被认为应该为战败负主要责任。尽管还穿插着诸如“挪用军费造园子”、“炮管晒衣服”等等到今天还争论不休的“逸话”。但甲午之前的清帝国，在经济上依然是一个极为落后的农耕国家，在财政上有着严重的问题。虽然领土比日本大几十倍、人口多十倍，技术兵器上各有优劣，但干瘪的钱袋，从一开始就让清帝国选择了“地狱模式”。

从摊丁入亩到厘金洋税

清帝国在近代战争面前的财政不振，本质上缘于其财政近代化上的迟钝。鸦片战争以前清代经济的主要方针就是雍正时期开始的“摊丁入亩” 制度，这个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中有重要地位的财税体制，最大特色是废除了人头税的概念，并且以白银取代了过去的米麦布帛等实物税，一方面大大促进了人口增长，另一方面，也极大促进了商品的货币化。

“摊丁入亩”让清帝国迅速从明清改朝换代的残破中恢复过来，也有了此后的所谓康乾盛世。到康熙四十八年，朝廷的财政库存积余银已达5000多万两。乾隆五十六年，收支相抵后，一年净节余约1200万两。

但是基于农业社会理念的财政体系，不可能万世一表维系下去。到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的财政就只能勉强收支平衡，一旦发生战争就不够用了。鸦片战争本身规模并不算很大，清政府方面动用的部队数量不过万人，战场也局限在东南沿海的几个港口，只这个程度，道光皇帝已经需要融化内库的金器来筹措军费。

而后的太平天国之乱，纵横2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全国性内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筹措军费 ，推出了厘金制度，即商品流通税。战争的最终胜利和这种新税种成为主要财源密不可分。除此之外，还有海关税（洋税）的增加。尽管很多人认为被赫德等洋员控制的中国海关，“必然不可能尽心地为中国提供财源”。但事实上这些西洋人提供的技术、管理和效率，反而让中国的财政收入获得了巨大的保证，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光绪十三年 (188年)起，海关税迅速增至2000万两以上，几乎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依靠厘金和海关税等，甲午战争前10年左右，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多在8000万两左右，光绪十七年（1891）最高，为8968万余两。其中田赋3359万两，占37.45%；盐税717万两，占8%；关税2076万两，厘金1633万两，两者合计占41.36%；杂项1183万两，占13.19%。1894年则为8100万余两。可以说创历史“最佳成绩”，光绪十七年 （1891）较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加了近40%。

但是在扣除了物价因素后，甲午战前清政府财政收入和清代盛世顶点乾隆朝相比，没有明显的提升，所以依然难以提供适应现代化国家行为（如战争、大规模基建和工业投入）等的财政支持。

国家财政依旧捉襟见肘

洋务运动的效果就直接打了折扣，尽管重金打造的北洋水师等可以成为招牌，但即使和日本比，所谓地大物博的中国没有任何经济优势。在各项工业指数上，甲午战前清国本土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只是日本同期修建铁路公里数3200公里的约十分之一；甲午战前的1894年，日本纺织业的纱锭数53万锭，是中国6.5万锭的8.1倍。由于国库空虚清廷从1888年以后，不得不将北洋水师每年200万两的拨款至少削减了一半（即便200万两全部给足，也不过是年财政支出的1％左右）。在海军军备上，日本海军也以惊人的速度追上北洋水师，这背后自然也是大量的资金投入支撑。

再以洋务运动中的军事投资为例，1875年至1894年19年间，中国的军费总支出约4600万两，国家军用工业企业总投资大概为4281.6万两（其中83.7％来源于海关，中央和地方拨款仅约10.2％）。虽然这些数字看起来也不少了，但这些投入主要是以海关关税做抵押向西方银行的借款，直接源自政府财政拨款投资的凤毛麟角。清政府1894年以前军事工业投资的3425万美元，为1868年至1894年26年间财政收入总计约20亿美元的1.7％。

自诩地大物博的清帝国，严重缺钱，以至于1875年升任两江总督的南洋大臣沈葆祯，主动向李鸿章提出，靠400万两打造北洋、南洋两军显然太少，且过于分散，故愿将组建南洋水师的200万两，全数建北洋。这才有了后来规模扩大版的北洋水师。清廷在扩军备战时经费的严重紧缺可见一斑。

不但建军的钱要借，打仗的钱也主要靠借。如中法战争期间，清政府先后允许广东、福建举借外债，数额达1600万两 。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为应付战局，又先后4次举借外债，总数超过4000万两。就“每遇重大突发事件，总需举借外债才能渡过难关”这点，其实和鸦片战争前后差别也不大。

经费不足直接影响战斗力，从军队来说，清朝军队自太平天国运动后一直养成靠粮饷作战的特性（湘军、淮军等的战斗力很大程度上依靠丰厚的报酬和抢掠特权），所以清朝军队的本质是雇佣兵。没有钱当然不可能有战斗力。弹药方面，大战前，“定远”、“镇远”两舰主炮的实战用弹仅存3枚，唯练习弹“库藏尚丰”。此前一年，李鸿章知道情况后“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因经费不足一直无法落实，以致黄海大战中出现击中日舰却没有爆炸的哑巴炮弹，因为这实际上是国产的陆上要塞炮用弹。

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工业时代物价，特别是进口工业品的物价，远远不是农业社会的经济可以满足的。比如沈葆桢援助的200万两银子，相当于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的二十分之一了，但北洋水师的主力“定远”号战舰，作为世界主流水准的军舰，售价要360万两，200万两只能买半艘。

现代化财政让日本获胜

和清帝国相比，日本战前的财政收入，并不差多少。1893年日本预算收入为8804万日元，实际决算为11377万日元，相当于7585万两白银（当时1两白银折合约1.5日元），只比清政府同期（8867万两白银）少1282万两。1894年开战当年，日本还通过发行战争债券获得巨额资金。而《马关条约》向日本赔偿的2.3亿两白银，约合3.5亿日元，差不多也是日本三年的财政收入，相当于清帝国将3年的财政收入全数转账。所以，尽管现在普遍认为日本靠战争崛起，战前不过是“蕞尔小国”，但就这么一个小国，战前至少经济上已经部分超越清帝国，而财政上旗鼓相当。

在军费上，日本1890年以后8年含战争债券的国家军费约白银4.63亿两（5.55亿日元），是1894年以前清廷19年军备支出约0.88亿两的5.2倍。

日本之所以能够有这样的财政能力，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采取了现代国家的财政管理系统，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接近30%，而中国只有大3%–4%。另一方面，日本的置产兴业体制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实力，1868年明治维新至甲午战前1894年的26年间，日本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量6.31亿日元（约8.13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1.63亿日元，占投资总额的25.8％，政府主导型投资模式特征明显。政府相关军事投资约0.65亿日元，约占政府投资的39.8％、占国内投资总额的10.3％。

与此相比，甲午战前中国的工业化总投资为：外商工业投资约2233万美元；官商军事工业投资3425万美元、官督商办企业投资723万美元（含对外借款）；民间投资1389万美元；以上，1840年至1894年间的中国国内固定资本投资，总计约7770万美元。这意味着，日本工业化固定资本投资总量8.6亿美元（相当于6.31亿日元），是中国0.77亿美元的11倍。于是，日本的人均投资则是中国的至少110倍以上。

而且最重要的是，中国当时的官办企业，效益极差，只能依靠国家不断输血才能维持下去。大量无效率的官办企业只能成为烧钱机器。而且具有明显的重军工轻民用的色彩，这更进一步削弱了洋务运动中工业建设的造血能力，比如在预算相对充足的1866–1874年，福建造船厂每年的赤字依然超过8万两白银。

而在同时期，日本的民族企业已经兴起，涩泽荣一、岩崎弥太郎等企业家已经成为社会上的风云人物，许多现代的知名企业在当时也开始起步，这种经济质量也是清朝所不能比的。

正是由于日本国民经济的质量较高，所以日本才能维持高税制而不至于让国民经济崩溃和引发大规模反抗。而中国即使表面税率很低，实际上大量的农民依旧处于赤贫状态，根本无力负担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巨大财政需求。所以，后世有人感慨为什么当时清朝廷不能大力加税以增加财政收入，事实上，“民穷”的现实限制了增加盘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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