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再审印度象

2014-09-24 11:20:45

来源: 时代周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扭转了多年来中印关系比较冷淡的局面，冲击了印度将对抗中国的声音。

9月17—9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印度进行了访问，“世界工厂”和“世界办公室” 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这次访印可谓扭转了多年来中印关系比较冷淡的局面，冲击了印度将对抗中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莫迪时代的印度，也拥有大量看点。这位印度少壮派政治家能否重启停滞多年的“印度象”，引人关注。对于印度，国内的情绪从神秘、憧憬又发展到轻视，这和印度这些年高开低走的经济有很多关系。曾几何时，中印竞争还多次被人讨论，而现在中国几乎在所有指标上都遥遥领先于印度，“学习印度”一说，似乎也成了海中浮云。

而12亿人口的大国印度，拥有极佳的地理政治优势、人口优势以及目前在国际外交格局中的优势，成为大国争相笼络的对象。无论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还是从世界格局考虑，对印度巨象，只可有重视一途。

印度“地理红利”利弊：从“西攻北防”到“南联东向”
刘怡

1900年，马汉在《亚洲问题》中写道：“印度处在中国和埃及之间的中心位置，又是通往澳大利亚与好望角的基地，地理位置之利使得其他殖民地的援助悉数在此汇集，以遂行英帝国的总体政策。”这段分析精当地点出了印度在地理特征上的双重属性：它是苏伊士运河与太平洋之间的中介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间的海上交通因为这一支点的存在，在物资通过量和安全性上都有了保障。它又是遂行主导性海洋强国的“总体政策”的桥头堡，俄国西进中亚的锋芒因为这个侧翼接触者的存在，时刻受到监视和限制。印度之于鼎盛时期不列颠帝国的意义，盖在此矣。

独立以来印度以本身的地理位置为凭据，制订出了“西攻北防”的对外战略。“西攻”是从阿拉伯海和克什米尔两个方向包围巴基斯坦，控制更多陆上争议领土，形成军事优势。“北防”是在东北边界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拓展实控面积和缓冲带，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喜马拉雅山这一屏障，保障以新德里-勒克瑙-巴特那-加尔各答为轴线的核心城市带的安全。进入1960年代，印度政府又借助苏联意图南下印度洋，在东非、中东和东南亚拓展影响力的机会，从莫斯科获得了可观的援助：印度的工业化进程，托庇于此甚多。

然而不论是安全领域的“西攻北防”，还是反向利用桥头堡位置、实行联俄政策，开发的都仅仅是印度战略地理中的大陆资源；英治时期曾为印度赢得举足轻重地位的海洋因素，在20世纪后半叶被弱化了。东西方转口贸易枢纽的地位早已被新加坡取代；由于过度倚重印苏经贸合作，在1970年代欧美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键阶段墨守保护主义政策，印度错过了20年的经济转型和资本积累期，在1990年代初陷入了经济危机。尽管新德里政府随即开启了声势浩大的自由化改革，一度形成“印度奇迹”，但贸易保护主义（以农业最为突出）、不友善的投资环境等“大陆病”从未得到根除。一旦国际资本因量化宽松收紧而自新兴市场撤出，“奇迹”立即无以为继。

不仅如此，“西攻北防”还造成了另一大障碍，那就是使印度与中国这个近30年来最活跃的新兴经济体人为割裂。中印两国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本来适于造就优势互补和产业链整合，但新德里政府出于过重的（很多时候是不必要的）安全顾虑，对此持消极态度，遂使本国既无由分享中国的发展成果，还变相抬高了市场门槛。如印度东部地区原本可以与孟加拉国、缅甸北部以及中国西藏形成次级经济圈，共谋发展，但新德里方面出于疑惧和赌气心理，坚持以政府直接投资作为拉动东部经济的唯一渠道，遂使该地区成为全国投资回报率最低、腐败情形最严重的板块之一。况且苏联解体之后，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须以市场价格结算，成本远高过自中东进口（因俄国境内的石油产地与印度相隔甚远，而苏联时代的对印能源出口是以记账贸易方式结算的），大陆方向的潜力已消耗殆尽。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印度政府开始重新审视海洋地理的潜力，把重心逐步转移到“南联东向”路线。所谓“南联”，指的是利用本国在印度洋海域的优势，建设集航运、物流、修造船为一体的区域海事中心；并利用发达国家二次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在沿海地区建设印度版的“经济特区”，最终形成一个与东北内陆城市带相呼应的滨海经济圈。所谓“东向”，指的是加速发展与东盟国家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印度在本月已经和东盟签署了服务和投资自由贸易协定），输出印度拥有相对优势的电信、金融、医疗和教育服务，以平衡贸易入超并扩展政治影响力。最终，藉由东盟为中介，印度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在层次和规模上将有明显提升，竞争也将趋向激烈。

作为印度洋海域最大的单一强国，印度在扮演东非-中东经济圈与西太平洋的中介点时享有中央位置之利。尽管新德里在最近几年反复渲染中国正在以“珍珠链战略”西进印度洋，但印度海军在该地区的活动便捷程度以及保障优势显然要突出得多。未来几年内，除去继续扩充一线舰艇（尤其是航母战斗群）数量、扩大海军在孟加拉湾和印度洋纵深的活动范围外，印度还希望通过参与和组织多国海上联合行动，在国际社会形成“印度洋保障者”的共识。如亚丁湾联合反海盗行动中，印度不仅派出舰艇参与，还积极组织多边论坛商讨护航行动中的补给、保障、通讯等问题，表现出很大积极性。随着“东向”政策进一步落实，印度还希望主导缅甸西海岸港口（如实兑港）开发，一面平衡中国的“珍珠链”支点，另一面逐步把东南亚国家吸收进以印度为中心的孟加拉湾经济圈。

最重要的是，无论“西攻北防”还是“南联东向”，印度都可以把自己的前途与“重返亚洲”的美国联系起来。2007年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的合作战略》报告中，明确承诺了将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部署“可靠的作战力量”。随着近年来中国海军不断崛起，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亚基地之于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性已变得越来越突出。而印度恰好拥有该海区最强大的作战舰队和相对完善的保障设施，在建立对华优势方面又与美国目标一致。在通过对话和谈判缓和陆上边界争端的同时，印度在海上将继续采取攻势，力争在美国的新亚洲战略中占据重要位置，以使本身的利益最大化。

（作者系青年学者）

印度挑战：破碎的市场——城市、小镇与农村“三个世界”
孙兴杰

随着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印度之行，印度再次成为中国关注的焦点，除此之外，印度新任总理莫迪首次正式出访地选择了日本，中日印三个亚洲大国之间的外交就多了一些互动。无论莫迪访日还是习近平访印，焦点都是经济合作。莫迪之后的印度，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向东亚靠近，也就是说印度更多的将会采取中国、日本等国的发展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经过经济危机洗礼之后，“印度模式”的喧嚣也趋于理性化。经济发展并没有神话，关键在于能不能把各种经济要素以优化高效的方式组合到一起，弯道超出是可能的，但也只是水平差不多的国家。中印同为亚洲发展中大国，两国人口加起来超过25亿，若中印实现了和平与繁荣，那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就多了一个锚。中印两国到了互相学习与借鉴的时刻了，若两国能够实现经济的崛起，不但可以使两国人民过上舒心的日子，也将为世界的减贫与繁荣作出贡献，开创人口超大型国家的经济繁荣时代。

古吉拉特模式是印度未来？

莫迪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终结了近些年来印度政坛的联合执政的惯例，这一选举结果本身就对此前所谓的印度奇迹投下了否决票。曾经印度被视为一种比中国模式更优越的经济发展方式，通过IT产业实现产业的革命，直接进入发达经济的序列，但是“世界办公室”并不能实现穷人的致富梦，而且这一产业仅仅能够吸纳几百万人的就业，相比于印度12亿人口，这个产业在解决就业难题上可以说杯水车薪，班加罗尔只是少数精英的世外桃源。莫迪在选举中承诺要为穷人们修建厕所，解决民生才是印度政府当前的根本任务。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的崛起必须经历工业革命的洗礼，而就业是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难题。发展中国家基本处于劳动力过剩的状态，而且是低端劳动力的过剩。因此，劳动者很难获得体现其价值的收入，只有当大量的劳动力被转移到工业领域，劳动力的供需规律可以决定劳动力价格的时候，劳动者的收入和尊严才能得到尊重。

莫迪的当选也是对古吉拉特模式的肯定，莫迪在该邦执政超过十年，实现了年经济增长率超过10%的不俗成绩。发挥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增加基础设施的供给，保障电力的供应等，古吉拉特的发展体现了很多东亚模式的因素。莫迪从古吉拉特邦的首席部长到印度总理意味着印度人也想要一个放大版的古吉拉特邦。东亚模式经过莫迪在古吉拉特邦的试验，而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印度要学习和试验的模式。

东亚模式中的核心要素是强政府，这一点让莫迪也比较为难，姑且不说莫迪能不能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中央政府，这个联邦制的国家中，中央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要像东亚国家那样短时间内改善国家的硬件环境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国大党执政期间，邦一级的政府执政者并不都来自国大党，地方政府的崛起既为莫迪等人的试验提供了空间，同时也增加了全国性的统筹与协调的难度。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除了需要有主权的各种象征和制度之外，还需要有个全国性的市场，有人说印度分为三个世界，即繁华的大都市，这些城市基本可以与国际接轨；毫无希望的农村，以及夹在中间的小镇，这三个世界缺少市场网络的联系。印度缺少大型的连锁超市这样的物流体系，商品从农村到城市的成本非常高，地方性的市场不利于印度的进一步发展。无论凯恩斯主义者还是批判者都同意政府需要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基本的硬件设施和制度环境，印度的潜力要发挥出来，还是要着力打造一个全国性的市场网络。

印度需要“终结”农民

印度的优势和红利在于人口，这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多数人都属于年轻人，但只有让这些年轻人有了工作，人口红利才会出现，否则就是人口的负担和包袱。笔者的一位印度朋友认为印度也应该控制人口。当中国正慢慢失掉人口红利的时候，印度则渐入佳境，可以说，未来的世界工厂将会转移到印度。而当下东亚正在进行一轮产业专业的变革浪潮，东南亚等国开始承接这一产业的转移，比如越南、印尼等国。对于印度来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才能为国内如此之多的青年人找到工作，将几亿农民转移到城市中来。单靠农业的自身积累只能实现温饱，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半个世纪前的“绿色革命”大大增加了农业的产量，但是农民单薄的资本积累无法承担借贷的风险，不少农民因债务而自杀，这就是为什么经常在新闻报道中看到农民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化最终要“终结”农民，当然并不是说从肉体上消灭农民，而是转移农民，同时实现农民身份的转化，让农民也享受到公民的普惠权利，打破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区隔。

只有依靠市场的网络才能实现这一大转型，市场经济可以为穷人的利益服务，尤其是一个国家从贫困状态开始起步的时候。比如说农产品进入市场交换体系之中，农民才能得到市场提供的价值，当然这需要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另外金融服务的覆盖是个重要环节，印度很多人都没有银行卡，接受不到银行的服务，融资无门，穷人就只能接受高利贷的盘剥。印度央行行长拉詹上台之后曾承诺要增加银行卡的使用范围，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现代金融服务的便利。

印度经济对外开放的程度比较低，是一个依靠内需的经济体，服务业比较发达，这都是值得中国反思和借鉴之处，但要实现国家的资本积累和产业的发展，需要实施更加积极的对外开放战略。在大开大合的开放经济体系之中，印度若能保持均衡的经济结构，那才是值得追求的目标，而不是在封闭的状态中自我循环。目前中印贸易逆差较大，中国愿意让利于印度，增加从印度的进口，包括印度电影进入中国市场。另外，印度也需要改善自身的投资环境，虽然中国承诺要增加对印度的投资，但是投资并非福利，而是盈利性目标，若不能获得比较客观的投资，那么印度的市场就没有吸引力。可以说，开放战略是莫迪任内必须破解的难题，而与新兴国家在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框架中，印度也需要开放的心态和政策。

印度的经济是几个IT经济中心城市和工业化进展迟缓的众多中小城镇构成的，市场网络的破碎性使印度的经济增长出现了结构性制约，无法发挥印度的优势。习近平此番访印达成的诸多合作意向也是集中于升级印度铁路系统，更新印度的基础设施系统，设立产业园区等，这些合作更具有东亚模式的特性。中印同处发展的关键节点，也处于从亚洲大国向世界大国爬升的转折点上，龙象共舞应该是可以实现的目标。在中印联合声明中双方确认了诸多合作与对话的渠道和机制，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印度政府事务局的对话机制，双方可以在了解与沟通中增加彼此认识，消除误解，从对方身上学到优点。开放和改革是中印共同需要面对的两大战略议题，开放倒逼改革，改革深化开放，在与世界融合与互动中才能实现国强民富。

（作者系学者）

剑桥学者佩尔瓦伊兹·纳齐尔：印度有太多地方要学习中国

时代周报记者张子宇发自广州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这是他成为中国国家主席后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同时印度也更换了领导人，莫迪引发了诸多看点，被认为有望带领印度再次掘起。

就中印关系，印度国内发展等问题，时代周报记者专访了英国剑桥大学政治与国际研究专业的南亚问题研究学者佩尔瓦伊兹·纳齐尔（Pervaiz Nazir）。佩尔瓦伊兹·纳齐尔博士曾出版了多本著作，涵盖政治经济学、宗教与政治、国家形成与民族主义，以及南北关系。

时代周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结束了对印度的访问，同时世界上的其他大国如日本等也频频向印度示好。这是否意味着印度正处于一种极佳的外交态势当中，成为世界大国争先笼络的对象？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确实目前中日等国都希望和印度建立良好的关系，而印度同样也希望这么做。但这并不代表印度一定就占了很大便宜，原因在于印度的经济不行，远落后于中日等国。而相比中国，印度在军事上也处于下风。在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关系好会让日本很在意，所以换句话来说，印度和日本其实都希望改善对华关系，而不是印度和日本结合起来对抗中国。

时代周报：那么对印度来说，印中关系与印日关系相比，有什么不同？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对印度来说，和中国的关系要考虑军事方面的因素，毕竟中印之间有漫长的边界，还有领土纠纷。所以印中关系要比印日关系复杂很多，印度和日本主要就是经贸关系。当然，这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日本真的准备系统性地重建其军事力量，并且要和印度建立某种程度上的制华盟约的话。

时代周报：你认为中印关系的实质到底是什么？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呢？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至少从目前来说，印中关系的内核具有两重性，即竞争对手与合作伙伴，但更着重于后者。这是因为，印度的发展离其预期的尚有距离，也因为中国几乎在所有方面，经济、社会、地区和国际政治影响力方面都领先于印度。兹举一例，中国目前在非洲与中东的存在就强于印度，而世界看中国，也比世界看印度要重视得多。

时代周报：中印两国对对方来说，商业方面的机遇主要有哪些？中印经济关系中存在哪些风险？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中印两国都可以向对方提供大量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市场。目前，印中贸易大概超过600亿美元一年，当中中国对印出口占了一半以上。在这种贸易中比较不利的因素在于，印度市场的购买力太弱，而且印度制造的产品质量也不好。所以印度对华出口的增长很受限制，甚至从印度进口还不如中国自产，而中国消费者也明显会青睐更好的西方国家商品。所以实情就是中国是印度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印度只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勉强排进前十，这就是问题所在。

时代周报：对印度的新总理莫迪来说，要想把印度重新带回增长的道路上，最优先的工作应该是什么？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我不认为现在某项单一政策就可以重新刺激印度增长，打击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可以帮助外国资本投资印度。但印度经济有很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兹举一例，印度的农业生产非常不足，在工具和机器制造方面也非常落后。

时代周报：有人认为，印度模式失败了，其并没有达到原来神话它时候的预期，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我认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来说是正确的。我记得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时，印度和中国模式就经常被拿来比较，而印度模式则一般受到西方国家的肯定和称赞，认为会让印度领先中国。结果事实证明是相反的。甚至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也被鼓励去学习印度模式，结果我们也都看到了。印度模式在增长和发展方面，特别是如果以GDP来衡量，是失败的，所以现在其他国家去模仿印度模式，是不合理的。

时代周报：莫迪的前任辛格，他执掌下的印度给我们一种高开低走的感觉，原因是什么呢？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归根结蒂，印度经济有大量结构性缺陷，导致了对本土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不足，另外印度社会的结构也有问题。这些问题限制了印度成功转型的可能性。印度在机械工具的生产方面只列世界第13位，但换算成人均的话是世界第30位，中国在这两项指标方面均远远领先印度。

时代周报：莫迪的一大资本是他在古吉拉特邦的成功，但有人认为，古吉拉特模式很难推广到全国。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对古吉拉特邦在印度经济中的位置，存在很多误解，其实古吉拉特邦经济上在印度各邦的排位只能排到第六，即使古吉拉特邦排到第一位了，其经验在全国推广也是很困难的。

时代周报：很多人认为印度现在的发展比中国落后很多，中国没必要向印度学习。你对此有何看法？中国需要向印度学习什么吗？

佩尔瓦伊兹·纳齐尔：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回答的问题。确实，看了一圈，我认为印度有太多地方要向中国学习。归根到底，菜好不好吃，要尝过才知道。在我看来，印度经济政策中不够重视扩大生产力，是对印度经济发展的最大拖累。和印度相比，中国经济仍有快速发展，并且人口更健康，更多的厕所，还更干净，在奥运会上拿了更多的牌，对世界各国来说，对中国的看法也更积极，对中国也更加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