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 激活民间经济活力

中国经济正在调整，GDP增速放缓，房地产业的黄金时代已然结束，在大调整中继续维持健康增长，将成为最值得关注的议题。

中国2014年上半年GDP增长数据

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69044亿元，同比增长7.4%。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7.4%，二季度增长7.5%。

时代周报特约记者 翁一 发自杭州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迎来了中低速增长时代。中国经济将迈入新的发展阶段，经济运行将呈现新的特点，也就是习近平主席在5月份提出的“新常态”。

官方媒体指出，“新常态”的一大特征，是中国经济将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即从原先的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这也成为将在9月11日举办的2014“影响力·中国中国”秋季峰会的主题之一。时代周报就此采访了部分与会嘉宾和相关专家，听取他们对相关议题的看法。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

创新驱动发展已成为各界共识。但是，创新是源于少数人的、精英的、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推动力，还是基于大众的、草根的或者企业自下而上的进程？过去很多年，国人更容易理解为前者。但是，从习近平主席就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所提出的“坚持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这一表述，明确了创新驱动中，究竟应该是谁发挥主导作用。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业与增长理论奠基人埃德蒙德•费尔普斯教授对创新问题多有研究。费尔普斯认为，中国将开启从贸易商向创新者、从商业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轨。中国的机制促进了公众创造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这种机制让绝大多数人参与进来，并促进了社会全面发展。观察表明，中国公众正从事越来越有趣味和具有挑战性及高回报率的工作。参与解决或挖掘新问题的人越多，或其参与程度越高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就越高。中国的情况符合于此，由此得出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肯定推断。

同时，他还认为，中国要继续保持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就必须加速自主创新，因为不再能指望西方国家代替自己完成创新任务。此外，如果中国经济要完成从中等收入向领先水平的转轨，也必须找到开发必要的经济活力的手段。

显而易见，费尔普斯将现代经济兴盛的源泉归结于现代价值观，例如，参与创造、探索和迎接挑战的愿望。这样的价值观点燃了实现广泛的自主创新所必需的草根经济活力。大多数创新并不是亨利•福特类型的孤独的梦想家所带来的，而是由千百万普通人共同推动，他们有自由的权利去构思、开发和推广新产品与新工艺，或对现状进行改进。正是这种大众参与的创新带来了庶民的繁荣兴盛—物质条件的改善加上广义的“美好生活”。这种草根精神是由现代主义的生活态度和信仰驱动的。而过去30多年高速增长的经验告诉我们，除了国家层面实行改革开放，生机勃勃的民间精神亦在经济崛起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创新与“行动的人”

最近，有位90后创业的故事风靡互联网。他的创业项目是制作袜子。他的创业动机很简单，就是对市场上卖的袜子极度不满意。著名IT评论人魏武挥认为，这位年轻人代表着90后一代的创业动机，他们不为财富，而是因为他们“挑剔”。在此，“挑剔”一词，非常好地总结了当代奥地利学派掌门人柯兹纳“行动的人”的理念。

首都师范大学刘业进副教授在翻译了柯兹纳的《竞争与企业家精神》，柯兹纳认为，市场过程把经济学所关注的重心，从一个最终的、稳定的状态转移到一个不断去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市场过程。在这过程中，资源配置是通过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行动所推动。企业家行动的一个方向是驱动市场走向均衡，另一方向则是通过创新打破市场均衡。所以驱动创新的着眼点应该回到市场过程本身而非市场过程的结果。

刘业进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他读柯兹纳最大的感受，就是从“经济人”到“行动的人”的转换。所谓“行动的人”，意指人具有追求更加满意状态的动机，具体展开为：某人对状态A不是非常满意，于是采取行动试图达到状态B，即行动的人。行动的人之行动包含了资源配置优化的一系列行动，更包含了使得满意状态更上一层楼的任何行动，比如发现新手段、新市场、新组织、新制度等。“行动的人”，除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还追求通过发现目标和手段来获得利润。也就是说人的行动不仅包含了经济人的追求利益，还包括一些非经济计算的成分。也因此，人的行动有双重的任务。而目标和手段本身的发现，需要人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魄力与“大胆跨越”等在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难发现，无论是熊彼特所说的“企业家精神”，还是柯兹纳倡导的“行动的人”，都与费尔普斯所主张的自下而上的草根创新驱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便不可能运转。企业家与市场经济是同呼吸共命运、唇亡齿寒的关系。那么，什么是企业家精神？根据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是一种广义上的概念，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而最突出的动机是“个人实现”，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这种“企业家精神”包括：建立私人王国，对胜利的热情，创造的喜悦，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智力基础。

创新驱动与个人权利保障

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冯兴元教授曾对硅谷何以成为全球创新中心做过深入研究，他告诉记者，硅谷拥有庞大的面向创新的非正规社会网络等一系列优势，但是归根结底，硅谷的成功在于美国有着较好的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体制，同时对政府施以限政约束。美国在联邦、州和地方市镇辖区内均施行法治下的公民自主治理。此外，在社会和经济领域也实行自主治理。在推行社会组织发育方面也一样，推行多元主义的道路。可以说，硅谷能有上述优势，也与美国公民通过充分利用由其自下而上组建的大量社会组织的职能与作用密不可分。美国的民主制度确保了公民作为主权者的地位，同时法律支持公民通过自建的社会组织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发挥其影响，维护其权益。

无独有偶，刘业进教授对阻碍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驱动的因素做了如下总结：首先是计划经济，它是一种制度性的强制，企业家精神的死敌。它是对人的自由行动和企业家精神进行系统的制度性侵犯的经济体制。而后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管制行为，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温和形式。其次是过高的税负水平，容易把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的行动转为地下经济，或者被迫接受，进而放弃企业家的行动。第三是法治缺失。没有强有力的产权保护和稳定可靠的契约秩序，企业家精神就会受到极大抑制。

总之，经济发展，是要素禀赋发生变化的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和经济结构不断转换的过程。有论者指出，今年以来，产业结构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继续超过第二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增速明显高于全国工业平均增速以及单位GDP能耗下降，显示了“结构调整出效益”，也预示着技术创新背景下的结构调整将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体制创新都需要进一步激发来自民间资本和企业家的创新动能，进而优化经济结构，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本届政府一直强调向市场放权、给企业松绑、营造更加宽松便利的环境等，都意在推动民间资本、民营经济发展和企业家精神复苏。依靠创新促进经济内生增长，同样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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