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永良：一个中国农村“被现代化”的背影

2014-08-14 06:26:3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等精神需求完全被置之于外。

本报记者李怀宇

胡永良的作品《从篱笆到围墙—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在2013年凤凰文学首届原创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此书由4部共23篇长短不一、独立成篇的散文构成，以作者的故土林溪村为写作背景，内容涉及林溪风土人情的方方面面，对城市化进程问题进行理性的反思。

胡永良在自序中说：“三年前，我所居住的这座城市发生一起化工厂气体泄漏事故，刺鼻的有毒气体弥漫了大半个城区。有能力离开的居民，都想尽办法第一时间远走他乡，引发了一场不小的全城大逃亡。傍晚，同在城里居住的哥哥开车接了妹妹，又来接我一家人，连同孩子们，一辆普通小轿车里重重叠叠地塞进了九个人。当我们启动汽车下意识地往老家开时，才忽然想起，自己的老家林溪村，此时正处在这场事故更中心的位置。星夜，平日繁华的街道上寥寥数人，居民区人去楼空，我们却握着方向盘在街道上惘然不知所往，有家不能回。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故乡对于我的意义：故乡，是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那里可以躲避灾难，可以抚慰心灵。”

于是他突然对面前的“城市”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与反思：农村的现代化是个什么形态的现代化？

时代周报：书中你以自己的故乡林溪村为写作背景，这是为什么？

胡永良：我写的是林溪村，但又不仅仅是林溪村。林溪在此只是中国农村的一个象征，也是我研究与思考这个社会的另一个切入点。写林溪，就是写中国当下的现实。关于农村的书写当下的有很多，我想我这本书与其他作品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我写的是一个村庄整体性地被现代文明整合进城市，而不是江子看到的“后乡村时代”。整体性被整合（征地拆迁）过程发生的矛盾与问题比“后乡村时代”（十年砍柴也谓之慢性病的乡村）更加激烈、更加集中，尤值得关注。二是作为创作者的我，与其他作者不一样，我始终在场。我虽然在城里工作，但离林溪不足一小时路程，我并没有真正离开过我的老家，与林溪仍然有数不尽的瓜葛。这样，理性思考之处，我始终对农村有一份切肤的感性认知。

时代周报：你对当下中国农村现状有什么样的观察？

胡永良：正如中国的现代化首先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被动对应对中展开的一样，农村当前的现代化也有着显著的被动性质，我称之为“被现代化”。“被现代化”是我按照时下流行的方式为这本书新造的一个词，也是我对老家城市化过程观察中得出的一个基本认知。

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情感等精神需求完全被置之于外。这些精神需求，就包括乡愁在内。城市化使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旧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突然间不再继续，家族的纽带变得若有若无，一代代积淀下的精神记忆被突然斩断……这种代价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但现实的逻辑却是：一切都可以用钱去解决。一些人粗鄙地以为，给钱就可以拆农民的房子。我看到过一些农民也有抗争，但非常可惜，他们抗争的理由，却只有经济上的。这是农民不重视精神生活吗？不是。是没有人尊重他们的内心生活，如果一个农民说自己舍不下家园而进行抗争，这首先会被人认为是有意阻挠征地，对其行为难以理解。

时代周报：你对城市化进程问题如何进行理性的反思？

胡永良：城市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方向，对此，我从未有过任何质疑。但现代化的进程却是一个可以值得思考的问题，如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确定什么样的速度，什么样的方式，如何处理农民等。在现代化进程中，我想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当前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利益诉求的忽略，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但这类问题又是确实存在的。二是速度问题。我觉得在城市化进程中将村庄突然全部拆掉的做法非常不妥，过快的城市化速度，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我关注的是农民在这过快的速度下心灵的问题、文化认同与归宿问题等。在文化上，他们是被抛弃的一批人，传统文化没有了特定的社会结构与场域，现代文明对他们而言又是那么陌生而格格不入。

时代周报：你是否读过费孝通《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等著作？如何看待近百年中国农村的急剧变化？

胡永良：由于工作的原因，我正在学习社会学研究生课程，《江村经济》、《乡土中国》是我前两年课程的必读书，也是我很喜欢的书，这些书让我对中国农村的理解更加深刻。但我目前还无法用自己的观点来系统言说百年中国农村的急剧变化。作为一名写作者，中国农村的百年变化是我无法释怀的一个领域，它包含了太多的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与信息。

从篱笆到围墙—

一个村庄“被现代化”的背影

胡永良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版

更多内容见 2014南国书香节特刊：风从南方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