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外的美利坚：保守主义的价值逻辑

2014-08-06 10:11:10

来源: 时代在线网

在美国式的保守主义逻辑中，信仰上帝与实现个人价值、关注社会正义就此得以高度融合。

任剑涛黄璇

美国人常自诩是上帝的宠儿，不仅如亨廷顿所说，美国拥有“得天独厚的经济充裕、社会安康和政治稳定”，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对自由的关注与保护程度，甚至连提出 “自由、平等、博爱”著名口号的欧洲革命同侪们都望尘莫及。无怪乎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政制与社会之后感慨：“美国居民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时时刻刻和从各方面都在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的。”但同时，美国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国家。“霸权国家”、“国际警察”是后冷战时期对美国最为常用的称号；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及措施，让反美情绪高涨的各路原教旨主义者高呼：“美国正在中东播种仇恨！”的确，美利坚是一个充满张力的独特的国度。美国鼓励多元价值、推行宪政制度、尊重法治理念、维护宗教信仰的国家特质，与其在国际事务上倾向于以单边主义、孤立主义、甚至武力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霸道”形象并存。但像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这样，在《右派国家：为什么美国独一无二》（以下简称“《右派国家》”）中明确把作为美国国家进步动力之源的这些张力归结为保守主义的功劳，倒不常见。毕竟，对于深陷两党政治拉锯战，但又因此得以从程序上体现民主政制特质、得以在多元博弈中达成近乎理性与公平的政治权力归属结果的美国而言，“右派国家”这样的定位，似乎显得有些冒险而随意。

政客们不愿意鲁莽地为美国贴上任何标签，既出于担心失去选票的顾虑，也出于在国际事务上难以寻求同盟的担忧。而大多数政治科学家们不愿意在其研究中把美国划归“左派”或“右派”阵营，除了因为觉得这不是一种能够客观看待美国的方式，更主要是因为他们愿意相信，美国之所以能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要归功于它尝试走出左右之争、尊重多元价值、鼓励社会多样化发展的持续努力。从这点上看，作为《右派国家》的作者，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这两位英国人的研究结论是极其大胆的。他们通过描述二战以来得以体现美国政制之多元博弈局面的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此消彼长的政治竞争，来呈现一场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是如何在战后主导着美国的国家发展，并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过程。这场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便是“右派国家”得名的缘由。米克尔斯韦特和伍尔德里奇已经不满足于把右派力量看做是影响美国的多元政治势力的一个分支，而是要通过回顾美国国家建制的保守主义根源、反映保守主义所强调的宗教信仰与道德理想所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凸显始终与保守主义价值相契合的国家发展理念与历程，来努力论证“美国本身就是一种右派国家”。他们义正言辞地发出善意的提醒—连许多美国人自己本身都“没有意识到，他们那种保守主义的标志有多么特别”。

保守主义的生命力为何如此强大

《右派国家》为了在美国多元政治文化中厘清保守主义逻辑至少作了三种有益的尝试。第一，它试图从国家根基上阐明作为凸显美国之独特性与“例外性”的保守主义逻辑，主要指的是构成美国政治文化精髓的、以维护自由、权力分立、重视秩序、崇尚美德为核心特质的一系列保守主义理念。这意味着二战后的保守主义之所以能够从一种仅仅是美国人政治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发展为一场浩浩荡荡的“美国式的保守主义”运动，并造就了1980年以来保守主义政党赢得了9次总统选举中的5次这样引人注目的结果，决非由于保守主义政党能够在政治竞争中长期占据优势，也并非凭借某段时期内保守主义的政策与战略能量就能实现的。在美利坚建国时期，开国者们（Founding Fathers）围绕州权与联邦政府权力之间的分配问题进行长达一百多天的辩论，就已为限制政府权力与政府规模的保守主义基调打下了根基。或许可以这样说，保守主义已经超越其在政治竞争与政策战略层面的旗帜意义，成为美国人通过始终对政府权力保持警惕、从而为实现个人权利与个人自由开拓空间的根本行动逻辑。据此，保守主义逻辑从本质上反映了“做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核心问题”，而这正是“其他国家不具备的东西”。

第二，《右派国家》试图通过对比分析二战以来为“自由主义”代言的民主党与为“保守主义”代言的共和党及其各自主导的左派与右派思想阵营的不断变化，以及对比分析保守主义在战后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的不同发展态势，来显示保守主义逻辑在多元社会土壤中具有持续自我更新与变革的内在动力。就前者而言，深陷两党政治拉锯战的美国其实不像人们看起来那样分裂。美国式保守主义的价值取向及其影响力范畴，并不是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严格划分意识形态界限的基础上加以确定的。相反，通过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描述的此消彼长的两党竞争，人们不仅能看到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在范畴与内容上都十分广泛的保守主义体系，还明确意识到“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其保守主义逻辑是不以阶级划分而以价值观的确立作为归属的。因而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敢于自信断定：“尽管右派不一定在战线上获胜，但它却像20世纪60年代的左派那样，正在营造气候。”就后者而言，与美国式保守主义在战后持续推进、更新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力不同，欧陆“怀旧式”保守主义在欧洲发达国家日渐衰落，并促使这些国家转而走上带有浓重社会主义色彩的福利国家道路。这意味着美国人并没有轻易地让原本起源于欧洲大陆的保守主义在当下接近枯竭的悲壮情景在美国重演。与进步的实用主义信条、爱国情结和多元文化结合在一起的美国式保守主义，以其对“人类把世界改造得更好的能力”的信任和敢于在新大陆“重新再来”的决心与勇气，为自身注入了源源不绝的发展活力，也以此强化了美国的“例外”特质。

第三，《右派国家》通过描述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保守主义自身在美国的发展轨迹，试图呈现出美国式保守主义力量在经历变幻多端的政治风雨的洗礼之后，愈发显示出强大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如同所有与政治生活紧密相联的价值理念会随着政治局势的瞬息变迁而产生或勃发或衰颓的变化一样，保守主义的理念与逻辑在美国的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二战结束后，保守主义从受困于反共偏执、反战文化与民权运动的压力，溃败为“美国人生活中的边缘思想”，到与民主党所代言的“自由主义”产生拉锯战并从中取得优势地位，到为了缓解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压力而不得不频走“中间路线”，再到进入21世纪在9•11事件的阵痛与反恐战争的爆发中，催生出以尊奉斯特劳斯思想的一批国内政要为代表的、更为强硬与偏执的“新保守派”，他们的影响使美国在国内政策与国际事务中一再陷入精英主义与孤立主义的困境，以至于使共和党在2008年的选战中将总统宝座拱手让给了“富有魅力的新人”—民主党人奥巴马。美国式保守主义的思想历程与政治发展态势可谓跌宕起伏。但正如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所言，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左转，更不意味着民主党带有平等主义色彩的治国理念就能使社会主义在美国深根发芽。也许，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把美国式保守主义在当下陷入混乱，归因于共和党在政策与战略的失误以及民主党获得更多的“好运”，有些牵强。但从奥巴马医改法案在四处碰壁中勉强得以通过，到围绕是否反对持枪的主题而引发的全美大讨论，再到新预算案未能达成一致以致联邦政府机构一度关门等等，这些在许多国家看起来根本不应成为问题，或者根本无需经历讨论，或者是不可能发生的荒唐现象，恰恰凸显了保守主义逻辑在其中产生深刻影响的美国政制的内在张力。也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美国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之源。可见，即便深陷困境，保守主义逻辑仍然努力地克服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内在矛盾，尽可能地发挥其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源性影响，与美国政治中的其他价值理念与政治势力进行持续博弈。“美国例外论”也在这样的博弈当中获得了更多的支持依据。可以说，保守主义逻辑的浮沉使美国更显“例外”。

宪法下的美国保守主义

然而，人们不免有所顾虑。保守主义逻辑在自我更新与变革过程中日益显示出的内在张力，是否会对美国一如既往崇尚的自由与正义造成冲击？正如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所担心的那样—“在响亮的军号声和强有力的外交政策中，人们怎么可能拥有一个小政府；在个人服从上帝的统治时，人们如何能够颂扬个人主义”？事实上，保守主义逻辑中的国内放任主义与国外孤立主义在本质上并不矛盾。这其中，对美国宪法的尊重与恪守—即始终守护着这个国家对人的权利与人性尊严的基本尊重与保护这一立国基础，是使保守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张力始终保持在一种可控范围内的最重要原因。因而，对于美国式保守主义运动而言，它所推崇的无论是国内放任主义还是国际单边主义，都能在美国宪法理念体系中找到符合美国公民之权利认知的价值契合点。也正是出于对宪法的尊重与恪守，美国式保守主义尝试努力克服由其欧陆祖先遗传下来的“偏执狂”、“怪僻性”与“怀旧症”，在坚持自身原则的同时响应人们日益强烈的正义诉求，并与民主党、与其他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进行多次妥协。像前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经提出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不仅是这一变革的典型体现，也恰恰证实了一种“美国式”的保守主义决不是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的说法。因而，代表着美国法治理念与自由市场理念的法庭与货币上引人瞩目的“我们信任上帝”（In God We Trust）的标语，除了提醒美国人民应当如保守主义所强调的那样—服从上帝的统治，同时鼓励人们通过坚定对上帝的信仰，从而坚信人类能以接近上帝的方式来追寻美德，并基于个人美德来实现以个人的“自愿行动而非国家行动来解决社会的弊病”；同时鼓励人们在上帝的指引下，充分发挥自身智慧以满足合理的个性发展需求，并完善改造世界的各种能力。正如《圣经》所言：“正义之人因信得生。”在美国式的保守主义逻辑中，信仰上帝与实现个人价值、关注社会正义就此得以高度融合。

人们还会有另一种疑惑。美国从以革命寻求独立到以谈判寻求建国，就一直以保守主义理念为核心指导原则来完成立国大业，并在此后的治国历程中以守护宪法尊严与效力的形式来表示对保守主义逻辑的遵循。那么，如此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逻辑，又是否会与鼓励多元价值与社会多样性的现代美国政治文化产生不可调和的冲突？《右派国家》对保守主义逻辑的“美国式”定位，事实上就已得出结论—保守主义逻辑与多元价值不仅相容，而且它能够在自我更新与变革中与美国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相得益彰。得以让美国凸显其“例外”特质的美国式保守主义逻辑，除了有着广泛的思想“战线”—“既包括具有浓重异端色彩的自由派，又包括传统的保守派”，而且通过积极寻求进步而不是沉缅于守旧传统、对已有权力制度体系保持警惕而不是妄加肯定、更富有社会正义关怀而不是坚持傲慢自大的精英主义，找到了扎根于多元现代社会、并与多元价值相互契合的新的动力。在这种意义上，保守主义与多元价值理念都有着相同的本质—尊重公民个体权利，并鼓励公民根据自身的个性特质自由而充分地实现个人价值。更进一步说，如果美国因其“大熔炉”的特质而在世界上显得与众不同，那么在这个多元价值的“大熔炉”中奉行着一种以爱国情怀为纽带、关注自由更甚于平等的保守主义信条，便是保护这种与众不同、甚至将这种“例外”的优势进一步发挥和推广的有效举措。

右派美国：对的国家？

从表面上看，《右派国家》呈现的是“美国例外论”之根源—美国式保守主义逻辑—所具有的解释意义。它既解释了美国政治制度的结构与政治现状的形成，更解释了美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惟一的超级大国、之所以独一无二，而且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始终充满活力的重要原因。而这样的解释也常常成为人们责难美国的源头。不难发现，“右派国家”的英译“The Right Nation”具有一语双关的妙用。除了显示出深根于美国政制发展历程的“右”（right）的特质—保守主义的理念与逻辑，也寓意着这种“右”的逻辑是一种正确的（right）逻辑。米克尔斯伟特与伍尔德里奇的用意显而易见：不仅要从根源上为美国现有的政治秩序与行动逻辑做出解读，而且试图为这样的保守主义逻辑做出辩护—认为正是这样的保守主义逻辑造就了让人又爱又恨的、充满活力与自信的、“例外”的美国，也正是坚守保守主义逻辑的“美国例外论”成为“这个国家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更重要的是“右派的美国也是一个正义的国家”。

事实上，美国式保守主义逻辑中的“正义”关怀，并不是一种纯粹道德理想主义层面的正义关怀，更不是一种以平等主义为起点的正义诉求。而是一种在秉持自由优先于平等、对国家权力保持深刻怀疑、强调爱国主义美德的保守主义传统原则的基础上产生的正义关怀。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以消除不平等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欧洲福利国家，以及倾向于依赖政府权力来实现国家发展的第三世界国家，始终难以理解美国、对美国例外论表示鄙夷的主要原因。其实，对于现代“右派国家”而言，它的正义之处更多地在于为多元价值的自由博弈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也在坚决维护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为公民在良好的国家环境中实现个人价值和自我发展尽可能地提供资源与平台。当然，我们决不应武断地认定，这种显现出独特的正义关怀的美国式保守主义逻辑，是国家成功的惟一正确的路径。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正是这样具有灵活性与实用性的美国式保守主义逻辑，使多元的现代美国如此充满活力、如此例外—成为“既是世界上最受景仰的国家，又是世界上最受诟病的国家”。这其中蕴藏着的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奥妙，或许才是值得我们潜心学习与借鉴之处吧？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黄璇：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

《右派国家：为什么美国独一无二》

[英]约翰·米克尔思韦特阿德里安·伍尔德里奇

王传兴译

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版

416页，5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