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离安特卫普有多远？

2014-07-25 10:31:07

来源: 时代在线网

6月2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题为《厦门：中国的安特卫普》的报道，将万一方、上官、刘小路、刘旻、于静五位厦门独立设计师，与安特卫普六君子相提并论，称为“厦门帮”。

本报记者刘巍发自厦门

周日晚上，万一方穿着黑色沙滩鞋、黑色T恤、不见明显款式的短裤，和穿着类似的雕塑家男友一起，踢踢踏踏地从厦门最老的商业街中山路上新开张的无印良品店里走出来，立即淹没在周围海量相似的年轻人里。

万一方是一个已经两次在伦敦时装周开秀的设计师，不过在这里，她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厦门青年”。

6月23日，《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题为《厦门：中国的安特卫普》的报道，将万一方、上官、刘小路、刘旻、于静五位厦门独立设计师，与安特卫普六君子相提并论，称为“厦门帮”，而厦门，则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中国的安特卫普”。在此之前，厦门的“小岛时尚圈”已经数次出现在大牌时尚杂志上。

2013年底，《华尔街日报》将“中国创新人物奖”6个奖项中，唯一的时尚类奖项授予“厦门帮”中的上官—2013年4月，他在上海时装周推出名为“天上”的时装秀，轰动国内时尚圈，迅速被时装媒体冠以“鬼才”之名。2014年4月，上官受到《GQ》资助，成为该杂志推出的第三位登上伦敦的中国设计师。

“厦门帮”中，万一方和刘小路是在本土成长的正宗厦门人，从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求学后归来。

安特卫普是欧洲的第二大港口、世界上最大的钻石加工和交易中心、欧洲文化中心，在上世纪80年代，因为六位年轻服装设计师开着大篷车在伦敦时装周（是，同样在四大时装周中以前卫著称的伦敦时装周）一次闹场式惊世骇俗的时装秀，一举成为了欧洲又一前卫“时装中心”。尽管“六君子”本身的影响日后逐步淡退，但安特卫普改变了欧洲甚至世界时装的版图、冲击了传统时装秩序，从这里走出的设计师将影响力延绵至今。每年两季的伦敦时装周，来自安特卫普的设计师仍占半壁江山。

闽南的厦门、泉州，是福建经济和民企最活跃之地，亦是30年前改革开放的前沿。有趣的是，就在2013年，厦门作为港口，在世界上的排名首次超过安特卫普。

厦门市政府则在《纽约时报》的报道后迅速行动起来。时代周报记者从多处获悉，厦门市政府不但由党报和政府部门数次召开会议邀请设计师座谈，副市长张灿民还参加了最近的一次会议。

7月19日，万一方突然接到市政府办公厅的电话，说要过来看看。

第二天上午，张灿民带着厦门发改委、文产办、文广新局、国土局等部门的近20人，抵达万一方仅有数十平方米且通风极差的工作室调研，随后又将她带到国企龙山文化创意园，并向龙山的负责人提出“是否可以让独立设计师入驻”。

前一天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还表示“不敢想象政府扶持”的万一方，不禁有了“受宠若惊”之感。为了寻找合适的旧厂房，万和上官已在厦门城内跑了一两个月，刘旻在厦门留学人才创业园中以低价租到政府提供的800平方米场地，让他们非常羡慕。

落在厦门

2012年从圣马丁硕士毕业之后，万一方一直在英国和中国之间来回飞，几乎保持着每两个月飞一趟国际航班的节奏。

随着全球性的生产成本上升，几乎所有在伦敦的设计师都把寻找生产地的目光投向亚洲，于是万一方也将原本伦敦工作室的一部分功能，搬回国内。万开始在北京、上海、深圳等时装产业发达的城市进行考察，沿着海岸线穿梭了一两个月，仍无定论。

回厦门前，她翻看机票，发现“不管从伦敦飞到国内哪个城市，多程旅行的终点，永远都是厦门”。成本、生产链、文化资源、媒体资源、种种商业考虑得出的精确计算，全都崩溃了。“我不要再那么理智，我就是要回家。”万对时代周报记者这样回忆道。

同为厦门人的刘小路，2012年从圣马丁本科毕业之后，纠结则要少得多—出身于三代建筑设计世家的她，整个家族都在厦门。

在这个“准熟人社会”，刘小路的家族与厦门的服装行业本身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上游的辅料，到中间的生产，再到下游的媒体和平面设计推广”，刘在国内所有的人脉和资源都在这里。

上官、刘旻、于静三位也都是福建人，因工作或求学“移民”来厦门。

厦门，特别是厦门岛，仅有100平方公里，与面积140平方公里的安特卫普如出一辙。同样是港口城市带来的开放又包容的市民传统，也同样有着商业和文化的双重氛围。

宜居的环境、现代的城市生活，人均GDP居福建省第一，还有厦大、集美大学、厦门理工等多所高校。并行不悖的佛教和基督教的浓厚氛围，加上十步一个咖啡馆的文艺气息，厦门是全国人追捧的旅游城市，直接体现是房价居高不下，超越了广州进入全国前五。

毕业于厦大的上官和毕业于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的于静，并没有“选择城市”的概念—无论新老厦门人，一定有特别充分的理由，才会离开这座潮湿又对人黏性特别大的城市。刘小路觉得，这一点厦门和安特卫普的确很像，它们都是安静的、适合生活的港口小城市。

按照统计数据，面积100万平方米2013年常住人口200万的厦门岛，人口密度比肩香港。但走在街上，看着道路两旁偶尔才出现的三两行人，上官对这个数字非常吃惊：怎么可能？

近年，为疏散岛内人口、维护宜居环境，厦门市逐步将岛内工厂外迁，留下的旧厂房，刚好改造成大大小小的文化创意园，符合厦门市对岛内“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定位。

从2010年第一个文化创意园开园至今，厦门已拥有约10个文化创意园。

据统计，2013年厦门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7%，高出文化产业整体增速4.6%。其中，动漫网游业实现增加值10亿元，比上年增长61%；设计业实现增加值21.1亿元，比上年增长22%；广告业实现增加值10.9亿元，比上年增长7.3%。创意及设计业对文化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9%，其快速发展极大地拉动了厦门文化产业的持续增长，成为仅次于文化用品生产的第二大支柱性文化产业。

但万一方和上官仍未找到性价比特别合适的厂房。据时代周报记者了解，目前厦门这类文创园的月租都在每平方米50元以上，万一方心仪的一个园区，则要100元起。

万一方已经窝在狭小的童装厂数月，“现在品牌在高速增长，租小了要年年搬太辛苦，但大了就怕租金变成负担。”

“中国的安特卫普”是个玩笑

工作日，七点或七点半起床，几个设计师有着共同的习惯。

设计师的工作琐碎和繁杂，从买一种特定颜色的线到定一个扣眼的宽度都需要自己完成。这些人通常都是工作狂，至少在服装的开发期是这样。

上官的工作室里充满了稀奇古怪的摆设，滑板、木雕骷髅等东西随意堆着，刚拉开门，一条棕色的拉布拉多就跑过来直摇尾巴；于静的工作室则是白色风格，柔和安静—都与他们的设计风格如出一辙，用万一方的话说，“他们设计的都是自己会穿的衣服”。

这与两人都出身于平面设计行业有关，他们在做《搜街》和《M世代》这两本只存在了几年却一直被称为“厦门唯一能看的杂志”时成为同事。

像这样的平面设计师和文化创意工作者，在厦门比比皆是，厦大拥有在国内排名领先的广告专业，厦门广告业一直发达，建筑设计与室内设计也在全国闻名。

从伦敦时装学院毕业的福州人刘旻，收到老牌女装品牌宝姿（Ports）的offer之后来到这里。在中国人还没受过多少时尚教育的年代，宝姿就已登陆国内几大主要城市的老牌百货公司，成为国内的商务女性一线时装品牌，那个年代仅有的几本时尚杂志上，从来少不了它的硬广，宝姿的总部设在厦门。

同为国内十大女装品牌的台湾企业卓雅也将总部落在厦门，不少像蔡美月这样在国内大放异彩的台湾设计师来到厦门，带动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带动了女装设计的发展。

也许不像安特卫普受到整个欧洲文化的滋养，但厦门在咖啡馆文化、民宿文化方面常年受到海峡对岸的风吹，形成独特的文化优势，比如厦门著名的32how咖啡馆背后，就是拿到了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品鉴师牌照的台湾人林秋宜。

于静与丈夫的居所兼她的工作室，在一个别墅和低层公寓间错的小区，小区内竖着一只电子显示牌，滚动的文字显示，今天厦门PM2.5值仅为29，噪音量一直在50分贝上下徘徊。小区在“上李&曾厝垵”片区，夹在厦大学生公寓和厦大国家科技园之间，各种艺术馆、咖啡馆、画室扎堆，亦是离海滩不足500米远的新兴居住区。

于静的丈夫司徒智威是本地小有名气的音乐人，他负责上官和万一方伦敦秀场的音乐。

于静夫妇的另一工作是在厦大西门附近经营一家咖啡馆“thank you”，这是厦门文艺圈内最早的聚会场地之一。最近咖啡馆搬到马路对面，于静每天要去离家5公里远的地方装修它，对一个厦门人来说，这已算是很远的距离。在安特卫普，保存完好、充满中世纪情调的旧市区古老建筑是重要的景点资源。与安特卫普350年的历史相比，厦门作为一座城市的历史并不算长。但作为鸦片战争后最早开放的城市之一，厦门早早感受到了西方文化。“下南洋”的华侨们在鼓浪屿、中山公园、南华路等片区建造的欧式老别墅，加上“二战”时期鼓浪屿聚集的大量音乐家和文人名士，奠定了厦门区域文艺中心的基础。

厦门纺织服装同业商会秘书长吴秀华认为，厦门具有现代化城市的基础，具有浓厚的艺术涵养，是海西的经济中心，加上海港、空港、口岸为龙头的大物流架构体系，都有利于打造时尚产业。

设计师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与“厦门小清新”划清界限，却又都觉得，厦门的文化和创意氛围对自己来说，是生活必须品。

似乎“很厦门”的于静却很少自己泡咖啡馆，因为“实在太忙”。其他几个人也差不多一样，他们通常不会午休，一直在工作室工作到晚上七八点甚至更晚，然后直接回家。很少派对、下班通常回家，几个设计师都这么描述自己“非常规律”的生活。

“机场、工作室和家三点一线”，这是上官对自己的生活状态的概括。他觉得，这座城市好就好在它小，但交通又方便，“如果没有机场我肯定早就待不下去了。”更重要的是，空间袖珍的厦门有着稳定的同一面，“不像北上广，城市太大，有太多切面，有些面喜欢，有些不喜欢。”

上官最近一年大概只有一半的时间在厦门，2013年4月和11月上海时装周开秀，2014年4月伦敦开秀，加上《华尔街日报》在北京颁奖的活动，还连续去了两趟日本—一趟去川久保玲的买手店谈合作，一趟是旅行：他仰慕日本文化，甚至想过搬去日本居住。

伦敦一年两秀，“就要花掉大概四个月”。

万一方在伦敦的工作室目前仍然运营，等厦门这边的场地和生产都稳定了，她也将保持两地轮换的生活—尽管12个小时的飞机之后，需要两周来倒时差。

不过，“仅有厦门的生活毕竟是不够的。”在万一方眼里，厦门和伦敦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块。

在厦门，万是乖乖女，遵从父母的要求每晚早早入睡，早起工作。与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都保持密切联系—在她的厦门的工作室里，有两位头发花白的阿姨在做针线，一位是她母亲，另一位是她母亲的同学。而她自己的高中同学，最近也在她的工作室“帮忙”，处理行政事务。

到了伦敦，她会脱下黑色的沙滩鞋和凉鞋，穿上高跟鞋和晚礼服，参加金融圈和时尚圈的派对。伦敦大量的艺术展和博物馆美术馆也给了她满足。厦门在这一点上难以与之比肩，只有刘旻说，去年闽南大戏院建起来之后，她去看了何韵诗参演的《贾宝玉》和杨丽萍的《孔雀》。

万一方说，“中国的安特卫普”最早其实是她在微博上开的一个玩笑，厦门的确并无可比性。

“去大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必要”

“我有过很多机会离开，但最终都太懒了。”于静说，2009年前后，她一直考虑是否要去上海继续做平面设计工作，媒体圈的朋友提供了不少机会，上海的商业环境和发达的媒体产业也对她有很强的吸引。

“丈夫在这里，朋友在这里，还有两只猫一只狗，搬起来太麻烦了。”于静说。“再说上海和北京的环境与厦门都不同，重新适应恐怕也需要很多时间。”

对于静来说，去大城市已经没有什么必要：她的面料多来自意大利和日本；除了几天上一次的微博之外几乎没有主动的宣传；销售渠道是淘宝，直面消费终端，没有中间环节—现在设计和生产已经花去她大部分的时间，请数个助理负责发货和售后，都一直忙不过来。

对刘旻来说也差不多，她的销售也在淘宝。“这里安静又安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真挚，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遇到了我的丈夫。”刘旻的丈夫严仪安，英国人，和她一样也曾是宝姿的设计师，刘旻的品牌逐渐发展起来之后，丈夫辞职与她一起经营。

“如果我的工作室开在福州，可能会因为市民看不懂我的衣服，而让我感受到压力。” 刘旻说，厦门有一种“各过各的”的态度，以及“不懂也没关系”的淡定。

万一方知道，她请来的十余名制衣工人，甚至她的母亲，恐怕都不能理解她做的硬邦邦的几何腰带、发光底的鞋子和各种廓形硬朗的女装，也不懂她坚持的“衣服要能给女性独立、自信的感受”的理念，但这不要紧，“他们懂得技术性的要求就可以了”—他们不会因此对她提出任何质疑。

有观点认为，“经济富足而又充满艺术气息的自由氛围”是安特卫普六君子产生的重要因素。厦门拥有的钢琴家远远比不上安特卫普的彼得·保罗·鲁本斯，雅各布·乔登斯、普朗坦们，但厦门不错的经济基础和难得的宽松环境，的确适合设计师居住和工作。

短板在资金与媒体资源

与厦门一样，安特卫普并无时装周，也始终没有产生GUCCI、LV那样的时尚巨舰。厦门有国内女装中排名前十的宝姿和卓雅，也有一众占领国内男装市场半壁的“福建帮”男装品牌—但论时尚产业，却远不成规模。

上官则并不认为自己可能会一直待在厦门，“毕竟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是国内时尚圈的中心，见到圈内人容易得多。”

今年4月伦敦的秀，就是因为1月上官在巴黎showroom展出衣服，碰到在巴黎参加活动的GQ的人士，顺便谈定的。这样的经历让他相信，中心城市的意义非凡，“资金和媒体资源都很不一样。”

并且厦门虽有厦门大学、集美大学、厦门理工、鼓浪屿工艺美术学校等高校，但只有厦门理工有服装专业。

刘小路觉得犯难：好的工人、好的助理，都很难被吸引到厦门来。她想要做一个商业品牌，不局限于设计师品牌，现下的厦门恐怕不是很好的依托。

厦门的服装设计师，通常都很羡慕深圳和宁波的同行，深圳对文化创意产业提供一年3亿元的扶持金额，并有场地提供、租金、税费的减免。宁波也有自己的扶持政策。

一位在厦门从业多年、拥有自己品牌的设计师则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从来不敢奢望”，最多只听说过奖金。

多位业内人士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相对于能够快速提供巨额税收的大型企业和能够实现GDP与财政收入的房地产业，厦门市其实一直并无投资“培育”设计师品牌的思路。

2013年，厦门“营改增”试点政策给现代服务业带来的促进作用，打造创意产业、发展创意经济，正在成为厦门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显示，“营改增”试点一年来，厦门市文化创意服务业税负水平从原来的3.97%下降到2.66%，税负下降32.93%；文化创意企业户数从试点之初的1959户激增到5253户，一年新增户数达168%，占试点企业总户数的近3成。

张灿民前往万一方工作室调研的直接原因，即为《纽约时报》的报道；当天调研的第二个点龙山文化创意园，则是因为同样发生在6月19日的一则新闻：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与广州的格瑞教育集团合作，举办面向设计师、高校服装教师等人士的培训班，落户厦门龙山文创园。

厦门市龙山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宏勋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格瑞集团在晋江和石狮考察过后来到厦门，临时决定将培训班落户于此，“非常快，第一天接洽，第二天就开了发布会”，张宏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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