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果“土”智慧

2014-06-13 10:14:55

来源: 时代在线网

这个夏天和以往任何一个夏天没有不同，但屡次逆袭成功的芒果台，周身散发金灿灿的光芒智慧。

本报记者黄佟佟温斯婷费丽婷
本报特约记者张自言吴立湘 发自湖南、北京、广州

顶着山寨版《花样姐姐》的质疑之声，6月13日晚，湖南卫视即将迎来最后一期《花儿与少年》（以下简称“花少”）。

无论是主观决策还是客观结果，《花儿与少年》的本土化，恰恰放大了中国人际关系里“厚黑”和“审丑”的部分—韩国节目里艺人们之所以能享受到旅行的美好，靠的正是国人一向欠缺的素质。

此前，东方卫视已放出消息，将在6月15日晚推出购买了韩国原版版权的“正宗”真人秀《花样爷爷》。关键时刻，许晴与华晨宇的“姐弟恋”绯闻成为引爆节目收视率的最后一枚原子弹—粉丝们一边在网上疯狂转发华晨宇酒后表白的微信，一边忙着擦干净小板凳，只等6月13日晚最后一期节目播出—经“花少”一役，芒果再一次全面获胜：笑得最早，笑到最后。

这个夏天和以往任何一个夏天没有不同，但屡次逆袭成功的芒果台，周身散发金灿灿的光芒智慧。

善将海外真人秀本土化

在芒果台的节目播出表里，不存在“最后”一词。《花儿与少年》结束后，《爸爸去哪儿2》将紧紧跟上—3.12亿元人民币的冠名费，全由擦干净小板凳、准点守候真人秀的铁粉们撑起。

一直以来，有关“花少”的山寨质疑，存在两种说法：一说是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几乎同时前往韩国TVN购买《花样爷爷》的节目版权，最终被东方卫视抢了先；二说是湖南卫视完全有能力有机会购买正版版权，但观摩完节目后，芒果台专业人士认为“节目制作粗糙，且不适合中国本土观众的收视习惯”，于是回来自己攒了个“花少”。

“花少”总导演廖珂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并未对是否山寨《花样姐姐》做出任何回应，但他表示，“花少”的确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至于如何想到展现“穷游”真人秀，廖珂说：“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题材。旅行尤其是出国旅行这个题材，放在15年前，可能就是不接地气的，但是现在可以了。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出国旅行对于普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难事。国民生计、国民心理都有了充足的准备，整个社会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和话题讨论度都比较高，而市场上又没有一档这样的节目，所以当然可以做。”

而让7位明星集体“穷游”，也在廖珂的“本土化”考虑之中：“其实这是一直想做的，就是讲述大家的集体生活。现在很多人都是整天拿着手机玩很多游戏、很多APP，人与人之间越来越缺少交流，交流意识都减弱了。为什么经济发展、家庭富裕之后，会有那么多社交性的APP应用出来？其实就是大家心里还是希望待在一起，彼此有个交流。‘花少’当初就是这么想的：如果大家整天都待在一起会怎么样？其实也挺好的吧！”

自2003年芒果台首开“超级女生”真人秀之风始，至今11年，各大卫视争做大小真人秀，基本模式都一样：先去海外购买版权，再回来搞深加工。而如何让海外真人秀接上中国地气，成了芒果台如今制作真人秀时主要考量的因素之一。

相比韩版《花样姐姐》“4+1”的人物设置，中国本土“花少”成了“5+2”的7人同行。从穷游团的成员组成来看，《花样爷爷》和《花样姐姐》分别选取了四位殿堂级男艺人（平均年龄在75岁以上）和四位个性极强的资深女艺人（平均年龄近50岁），“花少”中的5个姐姐涵盖了从60岁到20岁的每个年龄层，同时“挑夫”的角色一分为二，分给了导游张翰和会计华晨宇。

对于最后“五个姐姐+两个弟弟”的定位，廖珂认为“这7个人基本代表了一个微缩的社会生态圈—你能想到的大众的社会关系，基本上都有了”。在人员的具体选择上，廖珂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

“首先是年龄。湖南卫视的观众主要是年轻人，但年轻人身边也会有各种年龄段的人，比如68岁的奶奶，四五十岁的妈妈。我们希望这个旅行团要涵盖20岁—60岁这个社会成人群体，所以每隔10年就会设置一个年龄代差。然后湖南卫视女性观众比较多，这些核心观众也肯定是我们最关心的。

其次是性格，我们希望他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成长阅历和性格差异，这个出发点也是基于体现社会人群多元化的考虑。

第三是旅行经历。七人中，基本没有人自己旅行过超过两个国家，只有一两个人曾经自己去旅行过某个城市。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真实的感受，这无论对他们还是对节目，都更有意义。旅行特别能够把一个人的方方面面反映出来，因为要在外面吃，在外面住，还要选择怎么玩。”

有意思的是，在回忆节目进行人员设置时，廖珂说，大热的电影《泰》也曾给了节目组一些启发，“它讲的就是旅途中一个人会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弘扬“马兰坡”特色文化

芒果一姐谢娜弘扬的马兰坡文化（马栏坡，长沙一地名，湖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所在，由此用“马兰坡”文化指代芒果娱乐特色），说得好听一点，是“接地气”，说得难听一点，是“庸俗、自恋、速成”。

在小资青年聚集的豆瓣上，韩国原版《花样姐姐》获得的评价是：“好几处都哭了，真的见识了女演员们优雅的人生。” 原版节目中，各种各样的大小问题和矛盾层出不穷，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也并非完全和谐，不过它同时呈现了共同协作的另一面：艺人们在出发前都会提前商量做好规划，要去哪些地方想去哪些地方；挑夫自觉认真做好攻略，以确保团友们想去的景点都能实现；每去到一个景点，摄制组都会通过一定的镜头来展现这个景点的历史、特色和人文故事，同时穿插大家看到这些景观时的感受和想法。

相比之下，《花儿与少年》更像一出极品现形记。

在罗马，姐弟一行七人经历各种迷路之后终于到达科隆纳宫，悲催地发现闭馆时间将至，经争取，对方终于答应“再给半个小时”。而这半个小时展现出来的主要内容竟然是：七人一起重演《罗马假日》电影中“公主握手”的经典桥段。作为一名欧洲文化和建筑的爱好者，看到这里，我果断按下了遥控器上的“off”键—实在太LOW？！

除了对欧洲文化的一无所知，节目中，除了大姐大郑佩佩，本土化明星们还尽情展示了自己的生活低能态：张翰虽有导演重任在身，但一心只想着给自己的外卖食物配双筷子；华晨宇当会计，总是和大部队走散，最后被罢免；凯丽外语没学到点上就哭了；刘涛虽精明能干，但总是不待见许晴的样子。明星们不会生活的缺点在许晴身上终集大成，这位习惯性迟到、爱撒娇、不会做家务的45岁尤物最终选择退出了节目。

微博上有人如此评论“花少”：“好的真人秀的套路就是，先把他们搞黑，然后一个个洗白（除了两个本来就是白的），让看客们欲罢不能。”

业内已有共识：真人秀走红的最关键因素是戏剧冲突。为了在“真实”的帽子下制造极致，各大真人秀穷尽了“编故事”之外的所有手法—当然，有时候，低级的真人秀还是会选择直接编造。

实际上，《花儿与少年》说服艺人参加节目的杀手锏是“度身定制”。于是乎，大喇喇的许晴听说的是要去几个欧洲国家玩，积极上进的刘涛听说的是要展示艺人真实一面—展示得好，有利于提升公众形象。这无疑直接导致了两人在节目中截然不同的状态。在布置好角色性格之后，真人秀里常见的制造戏剧手段还包括：设置困难规则、海量拍摄后用剪辑制造矛盾、配乐和字幕强化故事解读—像狗血电视剧就对了。

这其实正是芒果智慧所擅长的。同样被斥责为脑残的“芒果剧”一般就为两类观众服务：

一种是年轻女孩，给她们看玛丽苏故事，从《丑女无敌》到于正剧再到最近的《加油爱人》，都属此类；一种是中老龄女性观众，看不完的贤妻斗小三和如何征服婆婆，如《回家的诱惑》和《贤妻》。

客观来说，全中国的电视产品都是一种德性：《中国达人秀》里的祖宗八代都身世凄惨，《中国好声音》里的空洞梦想泛滥成灾，《非诚勿扰》里的相亲标准骇人听闻，而这之所以成为“芒果智慧”的一种，不过是因为做得登峰造极。

但廖珂不承认这是节目有意设计的结果，他一再强调：“完全没有！整个节目只设计了以下几点：1.整个行程总共多少天；2.大的地点（两个国家六大地区）；3.像普通人一样旅行，有一定的经费限制，没有助理；4.有导游和会计的职责分配以及轮值导游。”

抓住沉默的90后

“花少”中，华晨宇代表90后一代。行事头脑迷糊，人群中常常孤独，表现出落落寡合的性格特质—某位90后深表理解：这种状态，我感同身受。

低龄观众一直是芒果台预设的核心受众群之一，这在综艺节目中表现尤甚。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记得，和《快乐大本营》同期走红的，还有一档北京有线台的《欢乐总动员》。电视综艺节目刚刚兴起时，两者都邀请明星嘉宾做游戏，人气惊人—后者在北京请嘉宾的优势还更大些。但《欢乐总动员》很快被时代淘汰，《快乐大本营》却成为中国电视行业的奇迹。眼下，一个25岁到30岁的观众会对《快乐大本营》有“嘉宾越来越非主流”的印象，但这可能是一种错觉，因为他们自己痴迷《快乐大本营》时，也是未成年的“中二病患者”。只能说，《快乐大本营》一直在坚守讨好越来越年轻的一代。

早年《快乐大本营》中，周杰伦出道，何炅站在他身边说，“这是台湾一位新晋歌手，不太爱说话”；现在，何炅站在2000年出生的TFBOYS身边说，“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少年组合”。多亏热门话题榜上那些总是看不懂的关键词，成年人开始知道，孩子和家庭妇女一直活在自己不了解的偶像世界里。从韩国组合到国内没有建树的小艺人，被芒果认可的偶像是主流媒体眼里的是“low咖”，但粉丝们就是会为他们送上真金白银。

从EXO到TFBOYS，当下流行的是五官精致、没有攻击性的少年，“硬汉”早就没有市场了。电视剧里总在谈恋爱，不要别的桥段，只要渲染“真爱至上”的灰姑娘梦想就够了—所有这些90后的审美取向，在湖南卫视的各项节目里都有充分体现。

这种文化图景实则可以衍生到其他产业。正如每年作家富豪榜上排名靠前的，不是郭敬明这样售卖青春文学的人，就是郑渊洁、杨红樱这样的儿童文学作家。

作家张鸣曾开玩笑式地抱怨，自己的中年男性读者们总是在读盗版，而郭敬明的读者们却一直在兢兢业业地买纸书。

懂行的、有话语权的人并不一定总在消费，挣钱靠的还是“沉默的大多数”。

在尊重用户上，湖南卫视是所有企业的榜样，不仅全方位满足受众需求，紧跟潮流，甚至很早就做到了“自黑”。“芒果台”最初是个因吐槽产生的称谓，但被官方欣然接受，并启用这个名字做起了“金芒果粉丝节”。

面对复杂，坚持通俗

公知对“民智”的争论总在想象大众，而评判民智水准最好的依据其实就是电视里正在售卖什么。只要有足够积累，看上去“非主流”的文化反攻主流轻而易举。周杰伦从中学生歌手变成大众偶像，凤凰传奇从广场舞专用变成国民神曲，路径通幽，惊人相似。

在批评湖南卫视内容“弱智”“低龄化”的同时，很少有人注意到，智慧的芒果文化背后其实是电视湘军勇敢果决的改革决心。1989年，欧阳常林代表湖南电视台和琼瑶合作。这种合作让湖南台发现了内地电视制作理念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欧阳常林早有总结：“我们最大的问题还是体制。如果要把它做起来，面临两大问题，第一，资源是不是可以整合；第二，经营者也就是管理层的利益，是不是可以紧紧地捆在一起。”

芒果一直在试图捋顺体制。继任者魏文彬为制造竞争，成立湖南经视；2009年，湖南卫视与盛大、淘宝合作，和青海卫视联合输出节目，天娱还曾传言要独立上市（虽然最终放弃）。到目前为止，湖南卫视依然是体制理得最顺、分配制度最合理、最偏向基层员工的。

吊诡的局面是，一方面电视行业内容被斥责为反智；另一方面，这种反智又恰恰是市场开放、媒体教化功能被弱化的结果，某些时候，反智还有可能是因为某种无法言说的禁锢—无法做出理想状态的深夜谈话，就只能做安全的偶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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