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4-05-29 03:00:30
  • [摘要] 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了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

    李辉

    李辉

    1956年生,湖北随州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北京晚报》、《人民日报》工作,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主要作品有《萧乾传》、《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沈从文与丁玲》、《巴金传》、《黄苗子与郁风》、《传奇黄永玉》、《沧桑看云》、《陈迹残影》、《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等传记与随笔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摄影本报记者 邝阳升

    风云散去,20世纪80年代已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时期。许多亲历者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回忆80年代。李辉的《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一书以翔实的史料和独特的个人视角,重现了自己所见的思想世界。

    贾植芳成为影响李辉一生的老师。在复旦读书期间,李辉到中文系资料室找书,看到靠西一个角落的书桌旁,坐着一位矮小精瘦的小老头,有人喊他“贾先生”。这是贾植芳,铁骨铮铮的“胡风分子”,一生进过四次监狱。不久,李辉成了贾植芳家的常客,一起喝酒,一起品茶,听他讲述文坛掌故与作家背景。

    李辉与同学陈思和合作研究巴金,就是在贾植芳的指导下。1982年毕业时,李辉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带着贾植芳的介绍信,一一登门拜访他的老朋友们,从此开启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20世纪80年代,李辉在北京当文化记者,接触到两个圈子:一个“巴金圈”,一个“胡风圈”。“我因为研究巴金就去找冰心、沈从文、萧乾、卞之琳,胡风圈就找胡风、牛汉、绿原、路翎。”1987年,李辉从《北京晚报》转到《人民日报》,涉及的领域更广阔。

    在“巴金圈”中,李辉认识了萧乾,后来写出了《萧乾传》。此后,李辉写出了多本深有影响的传记与随笔集,这些书关心的重点都是“人”。文学江湖,人的恩恩怨怨难免,李辉可谓“阅人无数”,抱的是同情与宽容的态度。

    郁风在世时,曾对李辉说:“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现在很多老人真的渐渐离去了,李辉说:“真有这种感觉。过去到一个城市,至少有两三个人值得我去探望,现在去就觉得没有可探望的人了。这也正常,因为这是历史规律。对我来讲,那座城市就没有过去的吸引力了,没有冲动要去了。但随着时间变化,你会有新的朋友。郁风的意思是你可以聊天的人少了,那些可以带给你想知道的领域的知识的人少了。但时间在变,也需要认识新的朋友,可能是不同领域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同一领域的同事。所以完全寂寞是不可能的,而且回忆与他们的交往,整理来往的书信,包括写《绝响》这本书都不寂寞,是一种让人感到温暖的过程。”

    史料无好坏

    时代周报:像贾植芳这些前辈有二十年的时光都浪费在政治运动里面,到了80年代初是不是有种重获青春的感觉?

    李辉:现在我们对历史的叙述往往都是轮廓性的,有些细节可能只凭记忆,是不可靠的。80年代是一个文化突然开放的年代,世界各地的各种演出、电影都是在那几年突然来到中国的,让人眼花缭乱。从文艺评论界来讲,很多概念兴起也是在那几年。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开始,一直到很多新观念兴起。中国人创作的作品,也是那个时候突然爆发出来的,比如高行健的一批话剧,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所以这些节目单的留存也让叙述更有真实感,比如《绝对信号》最早预告的名字叫《在守车上》,如果不是节目单,我肯定早忘记了。所以,叙述历史,资料越多越好。史料只有重要不重要,没有好不好,都是有用处的。

    时代周报:现在想起来觉得你很幸运,80年代有那么多老前辈还都健在,像沈从文、曹禺、萧乾、朱光潜。

    李辉:80年代时,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夏衍和冰心,八十多岁。还有老记者九十岁的,像顾执中老先生,年纪更大的接触得就少了。幸运的是,对我们来说,至少有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可以与这样一个群体交往。当时我在《北京晚报》有两个专栏,一个是“作家近况”,一个礼拜介绍一位作家,发了半年多,系统采访了冰心、冯至、沈从文、萧乾、胡风、艾青、臧克家、卞之琳、聂绀弩、姚雪垠、曹靖华、秦兆阳等一批人。另一个栏目是编辑的“居京琐记”,主要请六十岁以上的文化人来写在北京生活的各种感受,而且以批评为主。当时很多人写的都是现实的弊病,作者队伍由作家扩展到其他的文化人。这是我无意识中的一大收获,像画家吴冠中,翻译家王佐良、董乐山,像研究中国戏剧史的吴晓铃,还有美术界的常任侠、常书鸿,他们都是作家圈之外的文人。这个栏目的书信来往最多,我最初发出去一百多封信,几乎每个人都回信,写来稿子,包括韦君宜、梅志、陈敬容等。冰心当然更不用说,我请她开了个人专栏,请萧乾写了《北京城杂忆》、《欧战杂忆》、《“文革”杂忆》等系列文章。我喜欢保留资料,这些手稿、来往书信全保留下来了。这些资料对于我回忆那个时代很重要。

    目前这本《绝响》,主要写到1985年左右,之后的经历,我还会写,有很多资料可以用。有些经历我也很珍惜,譬如,我和萧红先后三任丈夫和男友,都有来往: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他们三位曾经出现在同一个场合开会。骆宾基给我写了不少信,端木蕻良给我画的画,萧军给我题的词,我都保留着。可能很少有人能有我这样的机遇。我是媒体人,不是在大学里专门做学者,所以对于作品之外的兴趣可能更大。老实说,对作品的研究我是不够的,这是我的弱项,虽然说我能谈一些巴金、沈从文、胡风的作品,因为写他们总是要读作品。但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家本人和身边的人的关系、作品写作的过程,以及作家性格造成的历史关联。这可能算是另外一种的文学史吧。

    用恶意对待别人不利于客观历史总结

    时代周报: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怀念80年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怀念的情感?

    李辉:我觉得怀念是分几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真实的怀念。我是真的怀念,那个年代让二十一岁的我从小县城走到了复旦,视野大大开阔了,接触那么多文化界的人,从事新闻媒体工作,向前走得比较顺利和幸运。另一个层面是对青春的留恋,不论青春什么样。有的知青留恋1968年之后的上山下乡,哪怕很艰苦,是时代的一种扭曲产物,他们也很怀念。现在还有不少人在唱五六十年代的歌。他们真的认同毛泽东时代的那些东西吗?我也是怀疑的。如果让他们再回到那个时代生活,恐怕打死他们也不愿意,但是他们愿意唱歌,因为那是青春的回忆,是一种旋律的温暖。

    现在人们谈论80年代,当然留恋80年代文化多样性的拓展,比如80年代思想的变化,或者激荡岁月的东西,还是令人向往。同时80年代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在怀念的过程中并不是对80年代完全肯定。我在80年代就是一个很偏激的人,没有意识到很多东西的价值,错过了很多。当年我受“左”和“右”的观念影响太深,哪个人保守就不愿意理他。比如丁玲、周扬、曹禺,都没直接深入地采访——本来应该好好采访的。而且我是研究巴金的,为什么不采访曹禺呢?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在文坛的名声不好。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幼稚、不成熟。那个年代的情绪太简单化,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现在想一想,其实很多人和事不是简单的好坏,而是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所以现在怀念八十年代,也警惕自己不要重犯幼稚的错误。

    那个年代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刚刚从“文革”走过来,人们还是简单的政治斗争思维,没有摆脱毛泽东时代所形成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也延续到了现在。有时候周边熟悉的人谈问题的方式,还是和阶级斗争时候形成的思想方式分不开。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别人一说我就相信,也不愿意轻易下结论。我一定要琢磨事情背后的东西,以及这件事情是否符合实际,自己心里得有一杆秤。现在有了微博、微信,有的人更愿意接受简单的结论,而不管其中的逻辑关系。只要观念很刺激很新奇,马上就大量传播。所以有些人就抓住读者的这种心理,赢得了读者的关注。偏激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是用“恶”的心态看待别人,不利于人性的完善,也不利于客观地历史总结。

    尤其是,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这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如果我们不着眼于历史整体的描述,为今天的读者提供历史的来龙去脉,将个人的遭际与命运,放在当时历史背景中分析,那么,最应扎扎实实进行的历史反思,就很可能陷入各种八卦的漩涡,在一个娱乐化的时代,成为一时的狂欢—历史的真相,只会越走越远。

    实习生俞玥对本文亦有贡献


    《绝响:八十年代亲历记》
     李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年7月版
     189页,2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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