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公正的养老金

2014-05-26 10:35:22

来源: 时代在线

近一两年来，体制的最巅峰吸引力似乎终于过去了。一篇热门报道《大庆油田子弟求职记》又提醒着我们，体制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无穷尽的吸引力。

到体制里去，还是脱离体制，是一个非常令中国人为难的事。尽管近一两年来，体制的最巅峰吸引力似乎终于过去了，从公务员或其他体制中走出来再下海的现象在绝迹了近20年后，似乎又可以重新看到了。但一篇热门报道《大庆油田子弟求职记》，又提醒着我们，体制对中国人来说还是有无穷尽的吸引力。抛去一些灰色的潜规则好处，光是稳定丰厚的退休后报酬，就让人难以抵挡。然而，对养老金制度的改革终将陆续启动，打开这道大门以后，去与留的问题，将更加矛盾化。

【开篇】

被养老金错配的青春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近年来，养老金双轨制“并轨”的问题，已成为一个集聚社会不满情绪的焦点。问题由来已久，上层决心很大，民众热切期待，热心人士奔走呼号，领导表态、改革信号频发，却是楼梯一直响，不见人下来。

今年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5月16日，人社部相关负责官员郑重表态：对于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今年要拿出方案”。众多民众多年翘首以待的“时间表”，看来呼之欲出。日前，李克强总理签署国务院令，酝酿多年的《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正式颁布。无疑，这都是重要的改革利好消息。实质性地破题，彻底破除既得利益藩篱，攻克不公正的旧体制堡垒，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

养老金双轨制改革，蓄势待发，不得不发，其意义在于，这不仅仅是一个重要的民生问题，而且是一个不能回避的社会公正问题、民权问题。通过改革营造一个公平、自由的竞争环境，释放社会活力，从而“解放生产力”，实现社会与经济结构的升级与可持续发展，这正是改革的精义所在。

公务员也有苦水

几年前，就有多家媒体报道，上海、河北邯郸、江苏徐州等地的退休高工们，通过联合签名、写上访信、人大政协提案等形式，呼吁解决“企业高工的退休待遇，不如机关司机和门卫”的问题。《南方周末》曾有确切的调查数据，2007年，上海一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的每月养老金为2006元，这已算同级别高工的中上水平，而该市某民主党派机关普通司机的退休金为每月2550元。这种植根于“双轨制”的差距，迄今仍未有根本性的改观。

所谓的“双轨制”，大致说来就是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退休金由财政统一拨付，而企业职工的退休金则由所在企业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缴纳；前者有国家财政的后盾，“旱涝保收”，而后者则因各自的情况参差不齐。据上述人社部官员表示，2013年，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因交不起费而中断者就有36043人，为近年来最高。而那些没有中断、最终能够享受到养老金的企业职工，到手的数额也普遍大幅度地低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

“企业职工每月缴纳养老保险费，一直到退休，长达三十几年。公务员从来不用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工资待遇却比企业退休职工要高出很多，这是何道理呢？”“公务员的工资都是财政支出，财政收入又是来自企业等各类纳税主体，这些财富归根结底还是由企业职工创造的呀？太不公平了！”一位普通群众的话道出了许多企业职工的心声，这也正是近年来汹涌的主流民意。毋庸讳言，“双轨制”之所以如此扎眼，与它背后隐含的官民对峙密切相关。在关于双轨制的争议中，“公务员”总是最能触发民众情绪的字眼。

公务员是被贴上“既得利益者”标签的“少数派”，但他们也有许多苦水要倾诉，这些声音也必须被社会听到。一位早年毕业于某名牌大学的退休公务员，比较了自己与去企业工作的同学在几十年工作中的收入，数额远低于后者：“此一时彼一时，退休以后抱怨工资不如机关高，怎么不说在职的时候工资要比机关事业单位高出数倍，银行里存下了很多钱呢。”一位官员比较了与他同级别的国企老总的收入，也愤愤地说：“我们讲话不能只讲一半，就讲退休以后那一半。前面拿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说？其实退休以前，公务员的正厅不如企业的正科。”

这些抱怨听起来也很有道理。联系到近来媒体广泛报道的基层公务员收入低下的问题，是不是可以说，双轨制、公务员的高退休待遇恰恰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这是对公务员在职时收入低下的一种补偿？确实，对很多普通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来说，他们忍受低收入很多年，长期从事缺乏激情、低效的工作，盼的就是退休后的由国家财政保障的安稳生活。

问题之根本不在于“一轨”还是“两轨”

公有理，婆亦有理。如何看待这两种声音（企业职工与机关事业单位人员）的冲突？究竟那一方更有道理？只有厘清这个问题，改革才有正确的方向。而衡量的尺度，就是公正。改革的本意就是要使分配趋于公正。

何谓公正？伦理学上一般这样定义：给予每个人其所应得的，就是公正。而究竟什么是一个人“应得的”呢？平均主义者认为每个人“应得的”，就是人人均等的那个份额。等级主义者则可能认为，皇帝、贵族们基于先天的身份，其应得的份额就要比普通老百姓大得多。一种乌托邦式的看法则认为按需分配是公正的，不论你地位高低、贡献多大，你只应拿走正好符合你的需求的那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形成的共识则是按劳分配，根据贡献，多劳多得，同时也照顾到缺乏劳动能力的弱势群体，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贡献大的人多得，贡献少的人少得，这也正是现代世界最为人接受的普世准则。

按照多劳多得的公正原则来衡量上述争议，问题可迎刃而解。事实上，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是“一轨”还是“两轨”、“多轨”。一轨不见得就能保证公正，两轨、多轨也不见得就是不公正的。像美国的退休金制度就是多轨的，既有全民都参与的“社会安全金”，也有专门针对联邦雇员（公务员）的“联邦雇员退休金”，还有公司与员工合缴的退休储蓄计划，等等。德国也是既有由国家财政负担、专门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退休金，也有由企业、员工和国家共同负担的社保养老金。日本则有全民参与的国民养老金、专门针对企业职员的厚生养老金、针对公务员、教师等的共济养老金，等等。

这些多轨制的做法实施多年，运行良好，并未有像中国这样遭受公正性的根本质疑，甚至成为社会矛盾对立的焦点。说到底，养老金属于典型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范畴，其目标是实现公正，而不在于搞的究竟是几“轨”。在中国，养老金制度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争议与矛盾，根本原因在于其公正性出了问题，对社会贡献大的人没有拿到与其贡献相匹配的社会财富，而一小部分贡献少、甚至没有贡献的人却拿到了过多的财富。

如前述公务员抱怨，他的退休金高，是因为退休前工资低，但公众仍旧认为这是不公正的。这是因为公众认为公务员队伍相对于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其各种有形无形的收入与福利还是高了，这对辛辛苦苦创造社会财富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不公平。“双轨”只是现象，这种形式把社会分配的不公正勾勒得太过明显，根本问题则是不公正。试想，如果中国实行两院院士与普通大众的养老金“双轨制”，差距再大些，老百姓也不会有意见，而是心安理得，视为当然，甚至可能会认为“双轨”才是公正的，“一轨”倒是不公正的。

破除“体制内”与“体制外”的藩篱

养老金制度，是社会资源配置的重要一环。公正的配置，既可以维持良好的社会再生产，也能激发社会活力，对经济发展与社会风气产生正向的激励作用。资源分配是人才流向的指挥棒，公务员国考热持续多年，正是这一指挥棒起作用的结果。美国的大学生不会争相竞聘联邦政府雇员，也是这一指挥棒起作用的结果。资源配置的多寡应与这一领域的重要性、对社会的贡献值相匹配，否则可能造成人才的浪费、淤塞，这对社会是一大损失，降低了社会价值的产出与效率，对个体则经常是荒废才学，荒废青春，个人价值难以实现，一生的幸福大打折扣。

今日中国的公务员考试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一些硕士、博士成为街道办的办事员，这正是体制原因导致资源错配的结果。这种资源错配使得“体制外”的大多数劳动者愤慨，他们认为他们没有充分享有他们创造的劳动果实。而诸多“体制内”的人也感到委屈，他们是千军万马中杀过来的，他们是大学生，是硕士、博士，是优秀分子，可是他们也没有获得与自己的才华相匹配的待遇和发展空间，而是日复一日在一些简单劳动、甚至不必要的劳动中庸庸碌碌，荒废才学，随着年龄渐增，而心生悔恨。

为什么会有这种错配呢？以养老金制度为例，双轨不见得就不好，双轨并不可怕，问题的症结在于缺乏制度性的监督压力与纠错能力，使得双轨脱节，彼此之间没有协调。企业职工这一轨已经市场化了，而机关事业这一轨却完全按照另一种逻辑自我伸张，被民众视为“权力自肥”。就这个问题，中国劳动法学会会长郑东亮曾比较中日之不同：“日本政府和企业的退休工资实际上是挂钩的，公务员工资和大中型企业的工资有一定的比例。而中国实际上没有这样的一种机制，相互之间是分开的。”

既然“双轨制”遭到这样的制度困境，“并轨”、“一轨制”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事实上，在计划经济时代，尽管存在“干部”与“工人”的不同的人事档案管理制度，但中国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差别不大，基本上是一轨的。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行大刀阔斧、极富魄力的经济体制改革，大批国企工人下岗，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建立，企业职工养老被统一纳入社保体系，走市场化道路。而机关事业单位则未被列入改革范围，继续延续以前的做法，由财政拨付，并且一直未有大的变化，形成今天的“双轨制”。从这个角度来看，双轨制是改革不彻底的表现。

双轨制说白了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双轨，“并轨”就是要求“体制内”尽量地实现市场化。养老保险、医疗等体制性的区别对待，已成为今天“机关人”和“事业人”走向市场的一大障碍，统一养老保险制度，显然大大有利于体制内外人才资源的自由流动、高效配置，大大释放社会活力。

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化不一定能实现完全的公正，但经验表明，在大规模的社会治理中，市场比人为的计划、甄别，要公正得多，也高效得多。尤其是在权力缺乏有效制衡的环境中，信赖市场要比信赖人为的规划靠谱得多。另一方面，事业单位面向市场，在养老、聘任、薪酬等方面进行改革，也有利于破除国办事业单位在医院、学校等领域的垄断，吸引社会办事业。发达的社会办事业，对增加公共服务，增进人民福祉，至关重要。

在这个历史关头，显然有必要重温1990年代的改革史。彼时，数千万国企职工砸掉铁饭碗，进入市场，大批国企职工下岗，在市场中再就业，他们为改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为“中国制造”接下来的崛起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今天，深化改革、经济转型升级以及社会公正的严峻形势在倒逼机关事业单位改革的破局，倒逼养老保障并轨改革的破局。当局者有必要学习当年那些改革者的魄力与牺牲精神，突破既得利益者的藩篱，以短痛换取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空间与活力。

【延伸】

公家饭的诱惑

李兮言

这些年国内高校教师，尤其是文科类的青年教师的生存境况一直受到关注。因为采访的关系，我接触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这些人中，不管是博士生还是高校老师，不管他是否已经离开了高校，没有一个人认为高校青年教师薪资是合理的。在我的采访对象中，也几乎没有高校老师是仅靠学校的工资维系生活。但是问题是，既然薪资这么低，而高校进入门槛那么高，为什么每年还是有大批的学者梦寐以求想要挤进高校之门？

曾有学者就这个问题，做过调查，根据这份《中国高校青年教师调查报告》，64.6%的受访者认为高校教师工作的“稳定性高”是最吸引他们的地方。而这个解释在我的采访中也被频频提及，除了职业认同感以及工作时间弹性外，工作稳定性高是极重要的原因。而所谓“稳定”，无非是相对体制外不吃“公家饭”的人。中国人被人批评好安逸，但是争相进入体制，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这种所谓的国民性。因为在当下中国，体制内外的差别确实相差比较大，选择更稳定而有保障的工作，是自然而然的事，这是不公平制度下人们作出的选择。

几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根据我所采访的高校教师的说法，高校教师的养老金目前是同级企业职工的两倍左右。而成为高校教师的好处是，即便到退休之后，除了拿到比企业退休员工更为丰厚的养老金，大学教师职业本身也是“越老越值钱”，随着学术积累加深，即便退休之后，出书、讲座、返聘都很常见。这样他们的退休后生活基本不用担忧。

而之所以与企业养老金金额不一样，主要源于1990年代中期国家对企业养老制度的改革。在这之后，体制内外的养老金的计算方法不同。企业人员的退休金按照其交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当年的社会平均工资等因素计发，而机关和事业单位，则依据其工龄和退休前的工资计发。此外，企业职工养老金自此开始实行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统账结合”模式。而机关和事业单位未列入改革范围，依旧由国家财政完全拨付。这也意味体制内人员在退休前不用自己掏钱为未来的自己养老。

而在教师退休前的这一长段工作时间，这份工作的稳定依靠的就是体制“铁饭碗”。我的采访对象告诉我，高校教师按编制属于“国家的人”，即使是高校校长想辞退老师，也没有直接的权力。这在女性员工休产假的时候优越性尤其明显。女教师只要不违反计划生育，她们可以提前安排好半年的排课空当，然后放心休假，而不用担心会被炒鱿鱼或者减工资。可是在很多企业，高枕无忧地休产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体制内的“好处”也受到教师们自己的诟病。目前公办高校的老师因为有事业编制，部属院校采用的是公费医疗，老师们自己买不了社会保险。

一位高校教师曾告诉我，老师们平时看病都要去学校内的校医院，但是校医院的资源往往不够，大病一转院报销手续非常繁琐，限制也很多。学校的退休老教师长期卧病在床，但因为公费医疗中高价药要自费，家属因为医疗费的问题经常和校方发生摩擦。近年高校实施聘任制的呼声一直很高，但因为高校教师的社会保障没有纳入社保体系，聘任制只能流于形式。

不过总体而言，高校的种种“保障”还是要比体制外强，也因此高校教师其实流失得很少。尽管一再有声音指责高校工资过低，或者教师自己被各级课题榨干，没有余力做自己有兴趣的研究，但是真正敢从体制中完全脱离出来的知识分子非常少。在采访中我所接触的脱离体制的教师们，他们要么是半路进入高校，原本就已经习惯了体制外的“非稳定”生活，要么就是在脱离体制前已经在外面做得很不错，等到根基站稳，才敢正式脱离出高校。而大部分的教师，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兼职。

当然还有一部分教师，是在体制内流动，这也是大学教师职业吸引力的一个地方。教师的职称能够与公务系统中的职称做挂钩，一些老师也会被借调到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任职，局长、科长、部长，都有可能，因为他们都属于“体制内”。

其实，不仅是教师，基本上机关和事业单位都有这个问题。我曾经采访过一些外资或合资的私人医院，他们愿意用几倍于公立三甲医院的薪资去聘请公立医院的主任医师，但是愿意从体制中出来的医生很少，即便薪资确实要高很多。这里面有几方面原因，一是公立医院是铁饭碗，就算一家医院倒闭了医生还能到公立系统中的其他医院去，而私立医院一旦倒逼，他们不太可能能够回到公立医院的编制中，需要自己去寻找雇主，这里面的风险都是自己承担的，再就是事业编制的一些隐性资本，诸如养老金等。此外还有灰色收入、社会地位等问题。正因如此，不多的几位从公立知名医院里辞职的医生，立马成为媒体关注焦点，恰好说明他们的“稀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