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 里子与面子

2014-05-20 10:12:37
来源: 时代周报
仅仅2届后,许多中国人就已经对亚运失去了兴趣,这份冷淡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迁。

亚运对中国人来说,曾意味着骄傲,也曾被舆论称赞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重大成果。但当越南弃办亚运后,传出南京可能接手的消息,舆论和民众的声音却甚为负面。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仅仅2届后,许多中国人就已经对亚运失去了兴趣,这份冷淡的背后,是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思想变迁。



【开篇】

新常态社会中的盛事与民意

本报评论员 谢勇

越南弃办亚运,正在风风火火准备世界青奥会中的南京官员表态有意承办此项赛事。言论一出旋即引发反对声浪,虽然南京市连夜澄清表示该官员意思是南京有条件接办亚运会,并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但反对声和嘲弄声继续在媒体和互联网上发酵。究竟由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取代越南成为亚运举办地,要等到9月份亚奥理事会开会才能确认,不过和越南一样经历过民意反弹以后,南京会更加慎重对待可能的候选名单了。

从无到有的“民意”

有媒体仔细分析了越南弃亚的原因,经济困境固然是原因之一,无举办大赛经验更是借口,真正的原因则是相关政府方面遭遇了预算与民意的巨大反弹。正如这篇文章的结论所言:“越南政府考虑到预算的限制,在国会压力下,听从民意的呼唤,不得不放弃主办对提升政府形象和政绩具有正面作用的亚运会。可以说,越南是首个兼顾民意和预算,将原先的政府决定推翻,宣布放弃举办重大国际活动的老专制体制的国家。”

这个结论是有数据支持的。比如,今年4月初,越南知名门户网站VNExpress进行民意调查,参加调查的近8.5万网民中有87%的人认为,越南应该放弃亚运会主办权;而在越南总理弃办亚运的决定宣布之后,越南《青年报》的头版大标题是《一个赢得人心的决定》。(据腾讯网《今日话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南京民众对于正在承办中的青奥会以及是否要接手未来的亚运究竟态度如何,喜不喜欢,笔者没有看到有公信力的相关数据统计,但是,按照此前承办国际大型赛事的城市经验,身处大兴土木城市被强行升级换代,而日常生活被严重干扰中的南京市民,如果有机会表达,其民意数据必将是倾斜的。

这种状况自然与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以现实主义美学观念记录时代的导游贾樟柯在其作品《任逍遥》里面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桥段,当被地方黑老大羞辱的小混混彬彬不知深浅,纠集人马意欲复仇的时候,大排档的电视剧转播着这样的历史性镜头。萨马兰奇庄严宣布,北京,获得了2008年奥运举办权。聚集围观的人们自发发出阵阵欢呼,燃放烟花,那一刻,一个国家和这个国家所有人都沉浸在欢乐状态,也包括其实处于社会极端边缘的小混混们。

贾樟柯的电影是想表现出国家主流叙事与社会个体之间实际的梳理状态。不过可能恰恰相反,在那个时间段,政府、社会与社会个体却是被包裹在一体的,民众会为一个与自己未必有什么关联的所谓“盛事”欢呼,甚至做出牺牲—让渡生活便利乃至财富等等。国家强大,社会羸弱,个体渺小,强力意志与集体力量的展示同样代表个人的价值实现和自由。这一逻辑与民族国家的构建和成长的历程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如此也可以解释奥运会等大型盛会,在20世纪风行世界,但进入新历史时期,却更多在所谓新兴国家举办的原因:如有媒体观察:一个明显的趋势是,大型体育赛事正在越来越多地走进新兴国家: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2010年世界杯在南非,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均在巴西,2018年和2022年世界杯分别在俄罗斯和卡塔尔。

在宏观层面,举办一次大型体育赛事,被认为是进入“世界民族之林”,获得“强国”身份的重要标志,意味着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总结性仪式。这也是这些大型盛会在新兴国家被赋予沉重政治文化意义。甚至连运动场都被赋予了民族富强的象征意义。比如建于1935年是远东地区规模最大、最完善的综合性体育场上海江湾体育场。三座大拱门上刻有“国家干城”“我武维扬”“自强不息”三个匾额,其愿景非常明显。而在一个纯民间的国际体育组织内争夺中国代表权,也成了新中国成立后国际领域中的重要政治事件。而在毛泽东时期中国援助非洲的体育场,也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是另外一种现代化路径。

与运动场一样,甚至更具现代化意义的,则是操办大型体育赛事。这被视为一个国家以承办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加速器。无论官方还是其他阶层都会对此寄予厚望。

赛事热内嵌在经济发展模式中

自然,除了宏观层面。地方政府对于重大赛事的热情还来自其他方面:以盛会为杠杆,撬动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土地升值,完成城市升级换代。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众多城市中不断上演,这,才是中国不少地方热衷举办各种国际赛事的本质原因。比如,备受争议,被认为是赔钱生意的上海F1大赛,却被认为有效打动了举办地的地价,并带动了当地汽车产业与旅游业迅猛发展,“经过多年悉心经营,嘉定已经从一个仅仅依赖汽车产业的上海周边地区升华为适宜投资、适宜旅游、适宜居住的紧俏地区。到2004年F1中国大奖赛开赛时,赛车场周围—嘉定汽车城的地价已上涨了近10倍。”

大型赛事在中国正式发展起来,与中国城市建设的关系也更加紧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更是全面影响了北京的城市格局,北京在筹办奥运会期间,城市面貌、产业布局、空间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广州、深圳以及今天的南京上面。并已经形成了一段时间里面的常态模式:在提供国家仪式性成果的基础上,地方城市政府通过体育盛会来获得基建许可空间和资金,带动GDP发展,并最终完成一个地方的城市升级和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重塑。

这个模式背后实际上是中国社会习惯的以政府为火车头的经济与社会增加模式,而在这个模式里面,社会、民众是沉默的,脆弱无力的,是没有自我意识的,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和跟随者。体育盛会与中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传统的城镇化、都市化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在过去二十年间的社会常态。

然而这种常态在今天已经画上了句号。一种经济发展模式耗尽其能量的原因未必是纯经济方面,而可能是这种模式在越来越遭遇社会机构民间组织能量等等抵抗而无法继续重复下去。而面对民间声音从无到有再到一步步强大的局面,执政者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通过压制打击等等方式,压抑已经发展起来,成为“发展”阻碍的力量,重新回到原来的经济增长轨道。二是承认变化,积极求解新的解决之道,并且顺应新形势,借助机会实现变轨、完成经济增长的转型升级。

实际上,对此问题,中国决策层已经有所考虑。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应对“新常态”,寻找“新模式”

据媒体报道,“新常态”这一概念,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是一个宏观经济概念,指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而一名部委官员近日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称,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从近两年的宏观数据和工作实践来看,我们应该尽快转变认识,从过去的‘常态’转变到‘新常态’。”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也提到“新常态”的概念,意指今天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由于大剂量的调控政策被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

实际上,宏观经济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涉及一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层面,乃至社会稳定—治理以及地缘政治变化。而在新常态时期,大型体育盛事的影响和作用,以及其境遇,也会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负面效应,越来越像一把双刃剑。正像有媒体指出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为获取承办权而层层加码,造成了举办成本日趋见涨,往往令承办方入不敷出。10年前的雅典奥运会,奥运“回家”的感觉很美,但希腊很快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而变化之关键,还不是“盛会边际效益递减”,“城市化升级告一段落”“地方债问题严重”这些政府和精英关心的层面,而更是民众逐步表达出对于宏大叙事的冷漠,对于赛事干扰生活的担忧,以及保卫自己个人生活的决心。比如针对亚运红利,越南媒体《青年报》会这样问:如果举办亚运,真的可以增加几千个职位,那么这些职位在亚运之后能否依然存在?难道要我们用几亿美元换上千个临时职位,这样的举动有何意义?而我们熟悉的“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也被越南民众认为“举办亚运会确实能够加快发展经济,给私人更多的机会,但这在越南是不可能的,这样的项目往往是颁发给国有企业。”作为后发新兴国家,同样的心态和观点在中国也不会陌生,由于社会发育以及互联网带来的民间自组织化,在新常态时期,强制继续原有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必然带来系列的社会风险,最近一些地方针对垃圾焚烧场发生的社会事件,政府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酝酿社会风险。

而另一方面,在新常态情况下,社会出现的民粹倾向同样需要警惕,在越南因为民意反对而放弃亚运会之后,却出现了针对外国企业的排外事件。民意是否会变成民粹,甚至造成最后的社会失控,也令人担忧。

预测未来往往是愚蠢的,现在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治理,或者如亚运会和世界杯这样的体育盛事,都将在这一“新常态”下重新定位,重新确定自己的功能和边界。

变化正在发生,南京关于亚运会的种种争论,不过是这一变革中的小小浪花。




【延伸】

亚运:旧代谢或新轮回?

陶短房

越南因经济原因主动放弃主办亚运会,让人们对这一诞生自1951年、延续逾半个世纪的亚洲最大规模综合运动会命运,产生了诸多联想。

这种考量是现实的:由于亚运规模越来越庞大,且“瘦身”难度因特色项目多,甚至远大于奥运,主办亚运变得越来越耗资巨大:2002年釜山亚运会花了3亿美元,2006年多哈亚运会则花了28亿美元之多,如此的水涨船高,自令后来者不得不望而却步。

尽管自1984年起,奥运有了赚钱的先例,但不能不看到,在全球范围内,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钱景”并不光明:泛美、泛非和英联邦运动会等著名洲内、洲际综合性运动会都成了大大小小的“烧钱机”、“赔钱货”,即便奥运,真正账面上盈利的,也只有1984年洛杉矶、1996年亚特兰大等寥寥几届,而此前此后,也出现过蒙特利尔、雅典等债台高筑、拖累整个国民经济几十年的恶例。相较于奥运,其他大型国际综合运动会观赏性更差,“吸金”能力相形见绌,账面盈利难度极大,即便精打细算,往往也会背上沉重包袱,如亚运办到今天已历16届,盈利的只有1998年曼谷一届(约盈利750万美元),这不仅是曼谷亚运组委会理财有方,也拜了此前曼谷已“烧钱”主办过四届所赐。第一届奥运主办时,许多亚洲国家仍是旧政体,而如今则已进入当代公民社会,民众不愿做赔本买卖,政府也不得不正视公众的呼声和舆情。

亚运的诞生,和二战后亚洲一系列新兴国家的诞生和崛起息息相关,无独有偶,泛美、泛非、新兴力量运动会等许多综合性赛会(甚至也包括奥运),其兴盛、壮大,都和民族独立、国家兴盛,需要借此提振民族自豪感,彰显国力有关,1966年东京奥运的主办,标志着日本重新成为一流国家,而1986年、1988年汉城接连举办亚运、奥运,则标志着“汉江奇迹”的开端,巴西当初立意在两年间相继主办奥运、世界杯,同样意在展现其“新兴大国”的骄傲形象。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如今即便奥运,这种提振民族自豪感、彰显国力的作用也在显著下降,“桑巴王国”巴西,民众竟有许多不满政府主办世界杯,更屡有里约热内卢奥运弃办传闻传出,同样“烧钱”、“树碑立传”作用又远不如奥运的亚运,自更可能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大型综合性运动会的另一大功能,是带动主办地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历史上汉城、北京甚至广州,都曾从亚运主办中获得这方面的便宜。但时过境迁,如今亚洲大部分主办国,基础设施和城市面貌已有很大改观,无需通过主办亚运“升级换代”,相反,亚运主办势必建设许多赛时少不了、平时用不多的“楼堂馆所”,维护、运营,都将是长时间的经济包袱,和随时被问责的政治定时炸弹。越南是新兴国家中较后发展起来的,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原本确有借亚运兴基建的愿望和需要,但权衡利弊得失,也选择了从长计议,不能不说,亚洲各国对亚运、乃至世界各国对综合运动会的“胃口”,早已不是当年热火朝天主办、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时代了。

现实很残酷也很实际:亚运到了改革的关头。

传统的“大操大办”已不合时宜,“瘦身”阻力再大也在所难免,一些人数多、普及率低下的项目,恐怕只能忍痛割爱,参赛人数、容纳项目,也必须比照奥运设立上限。鉴于亚运商业化程度较低,且短期内很难有大的改观,“增收”希望不大,效仿曼谷亚运的精打细算,走量入为出的“节支”路线,是未来各主办城市的大势所趋。

旧的代谢未必不是新的轮回开始:奥运最初也是以政治、国家形象元素为主打,经济效益(包括直接盈利和间接盈利令城市面貌改观)则乏善可陈,蒙特利尔“噩梦”后,1984年奥运竟只有洛杉矶一城申办。同样,如今被认为最赚钱的世界杯,1986年原定主办国哥伦比亚也因缺钱放弃。但洛杉矶、汉城和西班牙的成功先例,令奥运、世界杯的直接、间接经济效益凸显,此后多届奥运成为各国趋之若鹜的盛筵,顶替哥伦比亚主办世界杯的墨西哥更是顶着大地震的余波,热情主办了1986年世界杯。当经济形势好转,许多国家舆情变化,亚运经过改革不再那么“烧钱”时,各国的热情也会随之恢复。

还应看到,人们的需求也会变化,旧的会去,新的会来,综合性运动会,也未必不会拥有新的内涵。历史上并没有专属综合性运动会的欧洲,2016年可能将举办首届“欧运会”,表明这个世界上平均发展程度最高的大洲,对综合性运动会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或许也是古老亚运走向新生的一种希望之所在?

 


【另一面】

越南弃亚运强海军

孙兴杰

自4月17日越南总理宣布放弃主办亚运会之后,越南另类的决策就引起广泛的关注。阮晋勇给出的解释是,越南没有举办大型赛事的经验,另外越南经济处于困境。各国竞相举办大多都是为提高国家形象,而越南放弃亚运会是不是为了里子舍弃面子呢?上个世纪60年代,韩国也曾因财政问题放弃了第六届亚运会的举办权,看来喜欢面子的东亚国家也不乏务实之举。

2012年越南高票得到亚运会举办权,但是两年来,越南文体旅游部为亚运会做的准备工作还停留在纸面上,因为总理阮晋勇一直没有批准亚运会的实施方案。没有总理的批准,组委会就不可能与赞助商签合同。非但如此,预算一直停留在1.5亿美元,鸟巢、伦敦碗耗资都超过5亿美元,2006年的卡塔尔亚运会花掉了28亿美元,即将开幕的韩国仁川亚运会已经花去了16亿美元,越南在2019年以1.5亿美元办亚运会真是有点儿天方夜谭。

大型体育赛事的预算几乎都会“失控”,为了举办体面的赛事活动,主办方无不追加投资,而越南在政府投入这一块一直坚持1.5亿美元的“底线”,但是在总投资中的比例从76%下降到28%,说明越南政府也意识到这些钱的确无法举办亚运会,2003年越南举办东南亚运动会的多数场馆可能无法继续使用,而很多项目的场馆需要新建,比如室内自行车场馆,亚奥理事会给出的建议是可以搭个棚取代场馆。可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越南最近几年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滑,高通胀降低了民众的生活水准,民生尚未解决,何谈亚运会的颜面呢?

与其等过几年不断追加投资却又骑虎难下,不如趁势就坡下驴,免得里子和面子一起丢了。越南虽然已经进入新兴经济体的行列,并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接收地,包括三星电子正在将生产基地转移到越南。越南的人均GDP不到2000美元,还未达到中等收入的水平,属于贫困国家。穷国就不能办体育吗?未必如此,1984年中国获得1990年亚运会举办权,而1984年中国人均GDP不到700美元,但到1990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600美元。换个角度说,越南到2019年可能会达到中等收入水平,放弃亚运会是不是明智之举,也许只有到2019年才能知道。

从总理阮晋勇的态度可以看出中央政府对亚运会并不太感冒,所以一直捂紧钱袋,而越南在2008-2011年从俄罗斯进口武器总额达到18.8亿美元,在2012-2015年将成为俄罗斯最大的武器买家,将花费32亿美元购买各类武器。财政支出能够看出一个国家的秘密,两相对比足见越南更看重硬实力,是要里子甚于面子的国家。越南的目标是在2015年打造一支现代化海军。回顾越南历史,尤其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这是一个多数时间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在军备更新不惜重金也符合越南的历史惯性。

而放弃亚运会举办权则看出越南社会、政府与国会三者之间的博弈,更带有现代政治的色彩。越南多数民众对亚运会并不感冒,民众最关心的是柴米油盐,不断攀升的CPI让普通人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而越南国内频频爆出的贪腐弊案也让民众情绪不稳定。民意调查显示,90%的人反对举办亚运会,而越南的媒体也给政府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根据越南《新闻法》,媒体有建议和批评的权利。阮晋勇宣布放弃亚运会举办权之后,越南《青年报》头版头条的标题就是《一个赢得人心的决定》。

除了媒体的诘难之外,国会议员也是巨大的阻力,越南国会议员自1993年开始直选以来已经形成了比较严格的选举制度,国会议员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种,专职议员比例越来越大,国会会期比较长,每年两次,每次6个星期,对各种预算的审查比较严格,举办亚运会的钱从哪里来,怎么花,都需要严格的预算,国会议员、财政部和文体旅游部之间形成了制衡。2002年越南国会又获得了质询权,对政府的各项事宜进行质询,质询过程要进行直播,国会的权力越来越充实。2010年不但质询了总理阮晋勇,使其承认自己有失察之过,还否决了政府提出的贯通越南南北的高铁工程,理由是不符合越南的实际。

放弃亚运会并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是越南社会运行的逻辑使然,国防建设不惜重金夯实了越南在国际博弈中的实力。越南虽是个穷国,但是这种治国理政的策略应该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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