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围：青年知识分子新活法

2014-05-08 05:53:44

来源: 时代在线网

文史哲知识分子早已无法占据如启蒙时代般的社会精英地位，文史哲成了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青年知识分子大可以走出高校体制，尝试各种各样的“新活法”。

本报记者李兮言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五周年。“五四”运动实则一部世纪文化启示录，它所启动的时代主题及其思维指向，均与中国的命运、中国人文精神的形态息息相关。“五四”大潮中，一批敏锐而激进的人文知识分子—尤其是由传统“读书人”蜕变而来的“文史哲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作用，如鲁迅、胡适、陈独秀等等。

时至今日，文史哲知识分子早已无法占据如启蒙时代般的社会精英地位。商业时代的供需匹配，已成决定资源流向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标尺。文史哲成了经济回报极为低下的学科。2013年底，媒体人罗振宇在其自媒体节目《罗辑思维》中提出，青年知识分子大可以走出高校体制，尝试各种各样的“新活法”。罗振宇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校研究生李源为例，证明勇敢走出体制后，文史哲专业的学生照样能够生存。和尚未毕业的李源相比，作为一名已有6年教龄的西部某大学系副主任，年逾四十的余江雪怀揣22万元启动资金、彻底抛弃高校体制、南下深圳的创业之路无疑更有勇气。

李源：如何将知识套现？

一年前的今天，当时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读研究生二年级的李源完全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巨大的转变。那时候，他的银行卡里只有不到5000元，不知道来年毕业后可以做什么。

与很多读历史专业的学生一样，李源很早就意识到就业不易。李源本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专业，意识到这个专业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后，他曾经想过转专业，但在国内，要从一个“差专业转向好专业”是很难的事情，自己“也没有关系”，干脆“一条路走到黑”，继续考研、考博，最后留校当大学教师。

在李源读本科的2008年前后，历史学博士留校任教的机会还时常可见。但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他明显感觉到这个缺口在收紧。李源认识一位在专业上非常出色的师兄，读博期间就罕见地在国内最高级的历史学刊物上发表了论文，但即便是这样的条件，这位师兄最后也没留校成功，最后去了一所一本大学教公共科目—这已经是李源所认识的同门当中“很不错的去路”了。

与很多师范院校毕业的学生不同，李源从一开始也没有当中学老师的打算。“师范学校上两门相关课程就可以拿教师资格证，当时我们班100人，一共两个人没有拿，有我一个。我不要，我对这个不感兴趣，肯定不会走这条路。”

另外一条路则是断崖式的选择—完全放弃自己的专业。有些历史系毕业生选择了保险业、房地产这些不限制专业的行业，其中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李源说，自己在历史这条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喜欢的书都读了，不想放弃。李源的知识积累丰富，因为曾经想过出国，还下过苦功练过GRE，后来因为国外对应专业太少，不得不放弃了出国，却因此练就了快速阅读的功夫，“一天读完一两本学术类的书籍不是问题”。

为自杀学生导师抱不平

找工作的同时，李源还要应对毕业论文。他的导师给他分配了一个特别小的题目，这样比较容易出成果，李源也得以顺利毕业。“我的导师很关爱我，”李源强调，“我研究的是一个没有名气的、还没人研究过的历史人物，这样才有东西可做。”

从这个角度出发，李源为近期自杀的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指导老师抱不平。在网络上，有人认为自杀学生的论文题目《翠亨村资料数据库设计》太偏门、过时，导致该学生无法如期完成论文毕业，最后走上绝路。而在李源看来，目前学术圈的现状正是大题目早就被人研究完了。“十年前，论文写胡适还能毕业，可史料就那么有限，你去翻一部民国思想史，著名的都早被研究完了、透了，中国每年却要继续产生那么多篇硕博论文。所以题目只能是小，或者偏。”

中山大学位于广州，李源认为相对北京的学校，中大的核心原材料主要是地方档案。翠亨村是孙中山的老家，中大学生在材料搜集上会顺利很多。“他的导师是关爱他的，想让他顺利毕业，写这个题目的论文，以后找工作还有可能去孙中山纪念馆。真正不爱自己学生的导师，会让你研究一个他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用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顺利毕业并留校，这些小而偏的题目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自己的人生就为了这些别人毫不关注的事情而存在吗？”这是李源“不想在这个圈子耗下去”的根本原因。

“跳出圈子想问题”

2013年7月，《罗辑思维》招聘实习生，李源决定去实习。如果不走学术道路，历史专业毕业生工作对口的选择并不多。“八成的人最后去做中学老师，或者进入出版社和事业单位”，但这两条路现在也变得愈来愈不容易。李源说，比如报考公务员，很多职位详列了十几个能够报考的专业，偏偏就是没有历史。一些同学只能去颐和园、故宫这类事业单位。李源倒是没有抱怨用人单位对历史专业的歧视，“我们这个专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单位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自己能够给别人创造什么价值？”

同年10月，李源凭借知识积累和快速阅读的技能，正式签约《罗辑思维》。《罗辑思维》是媒体人罗振宇与独立新媒创始人申音2012年底合作打造的自媒体脱口秀创作。主讲人罗振宇，提倡“U盘化生存”状态，即个人不依附任何组织，独立生存。

这份工作并不轻松。与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大量知识积累。“大部分历史专业毕业生缺乏核心竞争力，”李源说，“很多人是真的喜欢历史才去搞学术研究的，这个无可厚非，但学术圈是一个闭环，需要专业分工，你在这个闭环里面想问题，视野会特别小。跟历史系学术圈的一些人聊天，你会发现他思路很怪，问他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他会跟你聊雍正娶了多少老婆，雍正的某段著述有多少标点符号……他们关注的是这种问题。读书的核心目标就是认识世界、理解世界，写这种东西是不会让自己变得聪明的。”

相较于学术研究，在《罗辑思维》这样的地方，作为知识策划的李源需要用更宏观的视野，把自己的知识转化为大众更容易理解的表述，再经罗振宇传递给受众，给受众一些有用的概念和想法。“我觉得所谓读书人的新活法，最关键的理念就是一定要跳出一个圈来想问题，要根据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来寻找一些社会价值。”

李源曾与一个美国教授交流。当时李源写了一个简单的研究思路，对方给出的回馈是：思路是对的，但表达太简单。“他的意思其实是应该把自己的研究吹嘘得厉害一点高深一点，这不是欺骗大众吗？学术的本质就变成了造神的过程。”

“社会不会亏待提供价值的文人”

李源寻求的是一种既有社会价值又能够养活自己的方式。“中国社会对那些能提供价值的文人是不亏待的”。在《罗辑思维》久了，李源与罗振宇思想上有很多共通之处。罗振宇认为中国目前有可能实现“供养制”—有钱人、商业公司没有时间读书，他们可以私人定制，供养读书人，让他们去阅读，然后再将精髓传达给自己。“其实史学圈有很多这样的人，像雷颐、张鸣……尤其是社科院，出来了很多这种人，因为社科院历史系待遇太差了，所以好多人都写畅销书、给企业家讲课。”

“《罗辑思维》现在怎么能赚到钱？过去没有互联网，一个人在这里说书，想问观众要钱，是没有渠道的，但是互联网打通了这些渠道。”互联网打通的渠道反馈迅速，如今正式入职7个月左右的李源，已经被市场意识到价值所在，一些企业老总和风投公司联系过他，目前正在洽谈合作项目，但这个二十多岁的男孩很清醒，“现在他们看中我的核心价值，其实是《罗辑思维》的价值。”

“不算课题和灰色收入的话，一个北京副教授的工资可能还没有我高。”在中国，以北大为例，副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还没有正式毕业的李源十分自信，认为将来不会输给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李源觉得未来的世界很开阔，一点也不苦逼。在这个求生不易的世界上，他并未抛弃自己的专业所学，也不需屈从于某个必须忍耐的体制，他创造了一种“活法”—在他的手中，知识更加容易套现。

余江雪：带着学生创业

2012年初，余江雪怀揣22万创业资金离开老家，到深圳创业。在深圳这样的城市，20余万的创业资金显得有些保守，但这已经足以让他的很多前同事吃惊。

彼时，年逾四十的余江雪是中国西部一所重点大学的讲师，来深圳之前，他刚结束了长达6年的教书生涯，彻底离开了高校体制。余江雪离开的原因很简单：他受不了体制的约束，体制的待遇也不足以挽留他。“高校的一切，让我觉得不合理。”

才进余江雪的公司，几分钟后，热辣辣的面条就端了上来。“中餐咱们随便吃点，晚上做粤菜。”余江雪招呼说。说是公司，其实也是余江雪和几位员工的家，他们每天一起做饭，几个人的厨艺都不错。面汤是红色的，辣得很带劲，热气自几片红烧肉翻滚而上—我还在适应这种充满西部风味的爽辣，余江雪已经开始隔着面条的腾腾热气讲述他的创业道路。

余江雪曾经想过，高校好歹是自己的一条退路，“如果有一天在外面做不好，回学校起码还有一碗饭吃。”但是多年的人生经历和见闻告诉他，骑墙很难成功。

“不求上进”的系副主任

没有离开高校前，余江雪属于“不求上进”的大学老师。他从来没有主动追求过学术之路，上世纪90年代中文系毕业后，他干过媒体，也做过生意。2005年，因为母亲在老家无人照顾，他放弃媒体职位回到家乡的大学，任职传媒院系讲师。其后几年间，他既没有主动申请过课题，也基本没有接受过别人的邀请共同参与项目建设，“那个时候比较傲气，觉得这些课题大部分都没意思，我不愿意和别人一起修建学术垃圾”。

因为工龄长，进入高校几个月后，余江雪成了该专业的系副主任，课时任务慢慢多起来。他统计过，六年下来，自己上的课程种类大概有16门之多。一个人的知识储备有限，课程过多，导致他在几门不同的课程上不得不讲述相似的内容，这让余江雪无法忍受：“这不是误人子弟吗？这不是造孽吗？”

当时已经逐渐进入院系管理层的余江雪明白，这样的课程安排也属无奈。实际上，学校用于师资建设方面的资金不到总投入的20%。“钱都用在了修房子这些事情上，真正该用的地方却不投入。”余江雪刚做副主任时，曾向学校申请买进一批基本的教学器材，总价不到90万元，但直到他辞职，这事也没办成。“这是很可笑的，广电、新闻这种专业连摄像机都没有，难道只讲理论？”但当时，同校一位主要领导人的情况与余江雪的要求形成强烈对比，“他每年都有几千万的进口设备经费，实验室里什么设备都有，他带的研究生总在实验室里看电影。”

进入管理层后，余江雪愈来愈感到体制里存在“很大的问题”。这些体制弊端是余江雪辞职的主要原因，一些荒谬的事情更让他觉得可笑。余江雪有个学生，男友也混学术圈，此人将国外的某个研究成果直接拿来，换了个LOGO，几千万的国家级课题轻松到手。“当地的教委、学术权威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利益链条，每年怎么分这些课题费，已经有一个很清晰的路径了。而且，大量的课题其实是没有学术价值的。”

高校的低工资促使余江雪最终离开。相较于北上广深的高校，这所西部重点高校的工资水平更低，一名普通讲师的月工资2100多元。余江雪核算过本系老师的课时费，一名年轻老师上一学期的《中国新闻史》，课时费共计960元—其后还得扣掉10%的税。而在当地，“一碗最便宜的粉面就要5元”。在学校任教期间，余江雪一直从事其他行业，学校收入是他的次要收入，否则很难维持日常生活。余江雪的女友是日本人，他希望能够存上足够的钱然后移民—在高校教书，这个梦永远不可能实现。

学生，高校任教六年的唯一资源

坚持六年后，余江雪终于决定辞职创业。余江雪的决定获得了学生们的支持，虽然痛恨体制弊端，但他热爱教书，擅长和学生打成一片—最终，余江雪公司旗下全部九名员工都是他曾经的学生或学生的亲友，其中有几位更是2012年初公司创立伊始就辞职跟随余江雪的。

余江雪说，这是自己六年来唯一从高校中拿走的资源。

“你会什么，就只能干什么”，余江雪的想法很简单。在大学教书前，余江雪做过电视、纸媒，在媒体浸润过很长一段时间，一线城市基本都待过，他最初将创业地点选在深圳，主要还是因为自己的主要人脉集中在南方媒体圈，此外，“作为移民城市，深圳没有根深蒂固的本地联盟。相对来说，北京靠关系，上海高门槛，广州的产业则不集中”。

在自己熟悉的媒体技能中，余江雪认为视频制作是最容易变现的。启动资金共22万元，其中7万元用来购买设备，剩下的用于资金周转和日常生活。因为从事创意工作，余江雪觉得办公环境很重要，他咬咬牙，以每月7000元的价格在深圳蛇口租了间150平米的海景房，阳台上种满花草，既当办公室、制作室，也将其视之为一个小家。

直到2013年初，公司都处于困难阶段。22万元启动资金根本不够，好在手下都是关系好的学生，就算连续几个月没工资也还愿意一起维持。凭借自己和学生在媒体圈的人脉关系，开业两个月后，公司开始陆续接到一些小单。2013年中期，余江雪的公司逐渐步入正轨，平均每月能拿到20万元到30万元的订单—全部来自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业务占七八成。

2013年底，余江雪与腾讯合作视频业务。腾讯微信业务崛起后，余江雪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大的商机。余江雪的团队熟悉传媒，而他在深圳的弟弟从事计算机行业，二者结合，微信平台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了。自此之后，公司的主营业务从视频业务转入微信公共账号建设。在给深圳一家金融机构搭建微信公共平台获得成功后，他们的业务迅速扩展，到今年5月初，已陆续与几家金融机构洽谈过合作。余江雪预计，下半年的订单量将达千万左右。

创业至今，余江雪从没后悔过自己离开高校体制，也对自己选择的创业方向信心满满，“微信平台是最新的领域，在深圳发展得最快，在广州可能会慢一点。”

从万余元订单到千万元订单，余江雪手下的员工只增加了一名。目前他的每个学生都忙得不可开交，常常通宵干，连轴转。余江雪招过几次人，但“实在看不下去，都没法用”，“我们承担不起培养员工的成本。钱是小事，但他一旦把事情做砸了，赔不起的是机会。机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余江雪又将话题转了回去，“说来说去，最大的不足还是中国教育。”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余江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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