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健:我们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4-04-10 02:05:17
  • [摘要] 现在提到国民性,老百姓也很反感,好像中国人就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国民性,当然有弱点、有问题。为什么好多好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坏了呢?国民性有毛病。

    杨柳 摄

    董健
    1936年生,山东寿光人。1956年考入北京俄语学院,次年转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中国话剧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与《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与人合作)、《陈白尘创作历程论》、《田汉传》、《文学与历史》、《中国现代戏剧史稿》、《戏剧艺术十五讲》、《戏剧与时代》、《跬步斋读思录》、《跬步斋读思录续集》等。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南京
     
    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温方伊在创作话剧《蒋公的面子》时,专门去访问前副校长董健先生。董健建议戏中融入“钱学森之问”,探索当代知识者独立、自由的思想。《蒋公的面子》后来一鸣惊人,董健看后有长篇感想:“用这样一个戏来回忆南大校史,确实做到了史中有戏,戏中有史。”
     
    董健亲历过南京大学1949年后的风云变幻。回顾学思历程,他说:“我受的高等教育是残缺的,读书太少,思力薄弱,被煮成了一碗‘夹生饭’。”如今在余年残照之中,只有三个字:读、思、写。
     
    1956年,董健考大学时,俄文热超过现在的英文热。当时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董健的第一志愿是北京俄语学院。读完了一年级后,发现中苏关系开始紧张,董健转到了南京大学中文系。董健深受俄国文艺思想的影响,他画了一张别林斯基的头像,挂在宿舍床头上。他回忆:“俄国19世纪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我影响很大。另外,我那时候的文学批评受到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也很严重,现在尽管我已经很厌恶那种东西,但往往还不自觉地流露出那种文风、思维模式。”
     
    在南京大学读完本科,董健成为陈中凡教授的中国戏剧史研究生。毕业后留校,1966年初,南京大学搬到乡下一个农场去办学。当时匡亚明校长正在试验“半工半读”的教育模式。匡亚明对董健颇信任,把他调到学校里编小报《劳动与学习》。
     
    不久“文革”爆发,董健是地主家庭出身,过去走“白专”道路,写过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文章,又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陈中凡的研究生,因此就靠边了。到了“文革”后期,江苏省革委会组织一个写作班子,把董健调到写作班子的文艺组。当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贺敬之到了江苏,要求写作班子写一篇批判田汉的“人性论”的文章。文艺组成员忙了将近一年,把田汉的书都调出来细细翻阅,终于写成一篇大文章,由董健和一个作家送到北京去找贺敬之。结果文章过不了关,一句话都登不出来。而董健读遍有关田汉的资料,阴错阳差地为后来写《田汉传》一书打下了基础。
     
    董健经历了愚昧、迷乱而又荒诞的“过渡期”后,在1978年才进入比较正常的学术发展期。过去缺了的课要补。“我在1980年代开始恶补。这个恶补是伤身体的,太累了,是短期的补。我写《田汉传》,田汉讲他在日本读过的书,我就赶紧拿来读。他读西方的戏剧、小说理论那么多,我都来不及读,但是完全不读,是没法写的。我们这一代被耽误得特别厉害。”董健说,“我们这一代文化人都是过渡性的人物,不可能出现很有成就的学者。当一个好的过渡性人物,能够把我们对这个社会的认识、记忆和体验不打折扣地说出来,讲点真话就不容易了。”
     
    在开放时代,董健迎来了学术的高峰期,重点研究“戏剧艺术”和“中国当代文学史”,在这两个领域,留下了《田汉传》、《陈白尘创作历程论》、《戏剧艺术十五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等著作。他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文学院院长等职,树人无数。
     
    近年董健眼睛不好,生活还能自理,但读书很困难,写作也受影响。他关注和研究中国知识人的命运:“我们进入老年期,要活得健康、活得明白、活得愉快。活得明白特别重要,必须深刻反思我们这一生做过的蠢事、错事,把历史和现实看得更明白一点。”
     
    董健还想写一些学术文章,比如有一个题目是《从<红旗谱>到<白鹿原>》:“从红到白,这一段当代文学史还没有人说得清楚。两本书都是写中国农村的那个时代,价值观和艺术思维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从《红旗谱》到《白鹿原》式的蜕变。《白鹿原》是一个特例,我更看重它对中国那一段时期农村的描写的真实性,《红旗谱》是反过来。哪个更接近真实?现在回答还比较难。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管文艺的周扬等人把《红旗谱》捧为写中国农民的第一部好作品,以为它写出了真正的现代的革命的农民,说朱老忠是现代新农民之代表。我自己也写过文章吹捧这个观点。后来王彬彬写过一篇比较激烈的文章《〈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我基本上认同王彬彬对《红旗谱》的否定,朱老忠的形象绝不是中国的农民的典型,这是用意识形态来伪造一个农民的形象。中国农民受了压迫就造反,当了皇帝以后再压迫人,然后有人再造反。这是鲁迅讲过多次的中国农民的循环圈。”
     
    反思人生的曲折经历,董健热切地呼唤现代意识与启蒙理性。“现在好多问题最后都归结到文化价值观念的问题。本来从传统农业社会进入现代工业社会,要经过一个启蒙期。启蒙就是确立以自由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念,把人从前现代的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在民主、法制下发展人的个性,尊重人的自由意志,就是陈寅恪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权力不受监督,必然作恶,只有受到监督以后,才能为善。中国社会正在转型,不管曲折多大,这一转型是不可避免的。现代政治的特点是用理性、民主协商的办法解决矛盾,尽可能减少暴力。这已经被世界历史证明,谁也改变不了。”
     
     
    “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不断被重新认识”
     
    本报记者 李怀宇 发自南京
     
    本是为了打倒田汉,却为田汉立了传
     
    时代周报:“文革”期间,你在江苏写作班子文艺组接受批判田汉的任务,看了许多田汉的资料,为后来写《田汉传》做了准备,这是怎么一回事?
     
    董健:当时是接受《人民日报》的任务,要写一篇批判田汉的大文章。那时一般人看不到田汉的资料,我们这个组却能把南京图书馆所有田汉的资料都拿出来查阅。我不仅看,还喜欢做笔记,把每个剧本哪一年写的、主要剧情等都考证一番。我做了好几本笔记。那篇批田汉的大文章写完了,也没发出去,我们编写组也解散了,可是我的笔记、卡片一大堆都带回家。到了“文革”结束,要为田汉平反的时候还得拿这些材料来看。后来我写《田汉传》,就用上了这些材料。本是为了打倒田汉结果却为田汉立了传。历史就是这样荒诞而又真实!
     
    时代周报:关于《田汉传》,宋词先生跟我讲过一段吴祖光的故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董健:我到北京参加戏剧家代表大会,见到吴祖光,他很天真地对我说:“董健,1957年反‘右派’,你在批判我的现场吗?”我说:“反右”的时候我已经不在北京了。他说:“批判我的大会你是不是参加的?”我说:没有。他说:“那怎么写得那么真实。”
     
    批判吴祖光的七八次大会都是由田汉亲自主持的,因为田汉是中国戏剧协会主席。我说:我要写出田汉的复杂、矛盾的心情。他必须来主持大会批判吴祖光。
     
    吴祖光在这种高度的痛苦中对我的《田汉传》有一部分误读,好像是田汉作主把他搞成“右派”的。书里我有一段心理描写,说田汉批判吴祖光时要在自己心理上找到吴祖光反党的“依据”。我提出一个观点:有真田汉和假田汉之分。我认为1957年在反“右派”的战场上那个批吴祖光的田汉是假田汉(与他大半生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性格完全不同),他要制造一个逻辑安慰自己:我给党提意见,但不反党;你吴祖光既然组织说你反党,那你就是反党,我要批你。政治运动把一个真情实感的田汉变成一个政治工具的假田汉。吴祖光在这件事情上的误解是可以理解的。
     
    时代周报:田汉自己晚年过得也不是很痛快。
     
    董健:那当然,可以说田汉从1949年以后就一直没痛快过。他是共产党员,即一直被看成是党内的异己力量。他是文化部的一个局长,可是上面还要派另外一个党员跟着他,实际上就是监视他,按时向党汇报他的表现。田汉一到地方上去视察工作,人还没回来,告状的信件就到北京了,说他在哪里讲的和中央的精神不符合。《黄河大合唱》词作者,作为诗人他叫光未然,作为评论家他叫张光年。张光年是《文艺报》主编,也当过作协党组书记。我专门采访过他,我说:你是党派来专门监视田汉的。他说:是啊,田汉这个人太好了,我越监视他,越喜欢他。田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搞戏剧,他一贯主张搞戏剧就要搞在野的,不要搞在朝的。1949年以后他在朝了,但他那种在野的思想没有抛弃掉,对他的审查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时代周报:田汉、老舍在1949年以后写了不少“歌德派”的作品,但是最终的命运都非常不幸。
     
    董健:是啊。田汉1958年写过两个戏,一个很好,一个很差。《关汉卿》,当时是为了纪念中国的世界文化名人而作,关汉卿那一年被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田汉写出了比较真实的历史人物关汉卿,非常好。同年写的《十三陵水库畅想曲》就非常糟糕,歌颂大跃进、“反右”。《关汉卿》写得好是有原因的,关汉卿是剧作家,田汉也是剧作家,关汉卿受到迫害、受到审查,想创作却不自由,这种体验田汉很多,所以他确实能写出真实性的东西。而《十三陵水库畅想曲》是紧跟形势。我觉得田汉也有非常幼稚的一面,这个人一辈子不懂政治。他从青年时代就交了个好朋友郭沫若,郭沫若就比他懂政治。1949年以后郭沫若官越做越大,而田汉却越来越倒霉,两个人分道扬镳了。
     
    “重写历史不容易”
     
    时代周报:“文革”结束以后,你为什么要和别人合作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董健:我是“文革”后最早介入这个课题的。中国的当代文学史一般是指1949年以来的文学史,最早提出这个概念是1959年。到了1979年,教育部组织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十所院校编写《当代文学史》这本大学教材,我参加了。这本书198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很多大学采用为教材,但到了1990年代就慢慢地不适用了。2000年,教育部在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我是中心的主任,借这个机会组织人编了《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上世纪80年代那个版本叫“初稿”),国内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一直很强,历史也要求我们必须重写,时代变了,大家的观点和方法都在变,价值观都很不相同了。现在我觉得这个重写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中国近一百年的历史,包括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在不断被重新认识。像余英时在国外的这些学者,他们往往就比我们先走一步,他们在思维模式、写作方法上受到的限制少得多。
     
    时代周报:你在《悼念高华先生》那篇文章里讲到文史不分家,高华治史就是从根本上重写。
     
    董健:高华那本书,很值得我们学习。他那本书从根本上重写历史,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几次改写,都没有达到这种水平。一些小改小动都是局部的,不是根本性的。实际上我们这些改写者,在政治评价、思想评价或者历史评价上没有达到高华那种视角。高华表面很平稳,没有搞一些很刺激的话吓唬人,但是他从根本上把历史书写面貌扭转了,完全不一样了。可是我们的文学史的“重写”,基本上都还是修修补补、原地踏步,是非本质性的改动。
     
    时代周报:李慎之先生晚年也爱讲启蒙的问题。
     
    董健:李慎之的好处就在于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思考得比较深。1979年邓小平访美,要找一个顾问,点名要李慎之。别人告诉他:李慎之“右派”还没摘帽呢。邓小平说:赶快摘了。李慎之大概在中国最早提出全球化。经过考验到目前为止历史证明他是比较正确的。现在我们的好多概念,比如英文globalization第一次翻译成中文“全球化”,是李慎之。李慎之是有现代思想的人,很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王元化晚年的思想?
     
    董健:王元化也是我很敬佩的人,他是一代大学者,但他缺少李慎之那种思想家的气质。王元化有好多政治经历,他在党的部门工作过,当过宣传部长,他还能够埋头学术,他的见解高于那些埋头于书本的人。李慎之是越打击越坚强,一点都没有后退,而且进一步看到问题的所在,他对改革开放的前途看得更清楚。1990年代以后,王元化在学术上有一些发展,在政治上显得萎缩。从林毓生跟王元化的对话,已经可以发现这一点。我们做学问的人如果对政治没有高见,也不敏感,很可能在学术上就低出一个层次。我觉得王元化虽然比很多学者好多了,但是在政治眼光上不如李慎之。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南王北李”之说?
     
    董健:“南王北李”,李慎之本人就不同意这样讲,我听他的潜台词就是:我跟王元化不是一种人。
     
    “南科大改革已经完全失败”
     
    时代周报:回顾所受的教育和亲历的风云,你觉得自己这一代跟上一代比,有什么特点?
     
    董健:我们这一代是1930年代生,1949年以后受的中学和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有两大弱点。第一大弱点,我们是在乌托邦的鼓舞之下成长的,献身美好理想,完全否定“个人”。第二个弱点是我们这一代由于长期地参加政治运动和体力劳动,没有办法去读书,读书甚少,知识结构严重不合理,使得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达到一定的高度很困难。
     
    我们很多西方的现代化知识是在“文革”之后补课学来的,有时都来不及补。我到俄罗斯跑了一年,到美国也去短期访问过,但是已经来不及补上所缺的东西。我的老师这一代,总结自己的一生是分为三个阶段,五四以后找到自我,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迷失自我,到了1980年代以后重新回归自我。我们没有这三个阶段,一开始就没有自我,一直到了林彪垮台以后我们才慢慢开始觉醒,到现在还在寻找自我。我们这一代应该讲都废掉了,我们就是在矮子里面选将军,“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两大弱点是历史给我们的,是谁也逃避不了的。
     
    时代周报:恢复高考之后受高等教育,现在五六十岁的一代学人,你如何评价?
     
    董健:这一代的人,条件比我们好多了。我们的那两个弱点他们可以避免。“文革”结束之后的这几十年,教育仍然存在严重问题,他们遇到的困难仍然不少。能跟我们上面那一代的优秀者相媲美的优秀学者,还没有看到。目前基础好,头脑清醒还没有放弃追求的学者,应该有一批。这些人在学校可能被边缘化,在学术界也不一定很出风头,但他们在思考问题、研究问题。记得那一年我跟李慎之见面,他当时比较看好的是:秦晖、徐友渔、朱学勤、刘军宁、高华等。而摩罗则代表了堕落的一代。“五四”退潮以后,当时文化人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落荒而逃。遇到历史的转折期、过渡期以后,文人分化得很厉害。
     
    时代周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全球化的浪潮对中国大学教育有什么样的影响?
     
    董健:目前还看不出教育有大的改革苗头。朱清时搞了个南方科技大。他本人不错,我很佩服他。他本人是有改革精神的。他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的校长,敢顶教育部,对那些形式主义的“检查”不买账。他在深圳办了南方科技大学,搞改革,单独招生,按照香港科技大学的模式搞了几年,后被教育部收编,现已完全失败。
     
    “国民性改造还没有完成”
     
    时代周报:为什么民族主义会抬头?
     
    董健:第一,老百姓很难区分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一谈祖国哪个不爱,把民族主义当成爱国。第二,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民族主义作为口号。一些海外的华人因为在国外生活,中国强大,他们就不受欺负了,中国要是弱小,他们受欺负。他们天生有民族主义倾向。中国人抱成团。所以,民族主义很有市场,官方欢迎,老百姓也欢迎。中国的文化从鲁迅开始提出国民性改造,这任务没有完成。现在提到国民性,老百姓也很反感,好像中国人就差。但是不得不承认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形成的国民性,当然有弱点、有问题。为什么好多好事情到了中国就变坏了呢?当然是我们传统文化有毛病,国民性有毛病。
     
    时代周报:你这一代走过非常曲折的历程之后,对未来有何展望?
     
    董健:未来一个自由、富强、民主的中国,我可能看不到,但你们会看到。中国通过体制改革走出瓶颈,前景还是比较光明的。中国的文学、文化、教育走出这个瓶颈之后都会有很好的前景。从世界的走向看,现代化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一种潮流,用孙中山的话来讲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现在我们的文化环境比1980年代自由的空间还是扩大了。我们不必太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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