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哈佛毕业生的“肖申克图书馆”

    生活 > | Time Weekly - 2014-03-27 00:39:23
  • [摘要] 阿维•斯坦伯格的回忆录《监狱里的图书馆》,揭开了一座图书馆在监狱中所扮演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特殊角色。

    《监狱里的图书馆》 [美] 阿维·施泰因贝格/著 陈体仁/译

    本报记者 赵妍 实习生 吕一 发自上海

    从哈佛大学毕业后,阿维•斯坦伯格成了《波士顿环球报》的自由撰稿人。某天,他看到了一则招聘启事:马萨诸塞州萨福克县的一家监狱需要一名图书管理员。

    “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个不错的人生教育课程,对作家来说也能获得更多生活体验,肯定比参加什么MFA项目有用些。”阿维•斯坦伯格递上了自己的简历,其后的两年半时间里,他一直在“湾区”度过:既是一名监狱图书管理员,也是给囚犯们传授创意写作课程的老师。

    阿维•斯坦伯格的回忆录《监狱里的图书馆》,揭开了一座图书馆在监狱中所扮演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特殊角色,在这座监狱图书馆里,有正在撰写自传的皮条客,也有靠默记偷来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才能不疯的老囚犯—当然,还有斯坦伯格这个被囚犯们称作“书虫、瘦子、哈佛、犹太卷毛”的图书管理员。

    “监狱里的图书馆和真实世界的图书馆完全不一样。当然,那里也有读书会,诗歌朗诵和沉思,但鲜有安静的时候。图书馆是监狱的交道口,是几百个囚犯处理他们要事的地方,是狱警和其他职员逗留、闲逛和交流的地方。因此监狱图书馆的氛围是交际和快节奏的。我经常跑着做事。”

    比“肖申克的图书馆”更丰富

    时代周报:在监狱图书馆工作,你一年的收入是多少?

    斯坦伯格:我全年起薪是34000美元,此外再加医保福利。这是一个市政职位,也是工会职位,薪水多少是根据市政府与工会的协约定的。还有一个工资等级,在职时间越长、薪水越高。

    时代周报:一个哈佛毕业生,跑去当了一所监狱的图书管理员,怎么想的?

    斯坦伯格:这其实是个意外。我在网上看到招聘表的时候心想:哟,这份工作可能蛮好玩儿的。我那时候比较年轻,大学毕业没多久,对很多新奇事物跃跃欲试,所以提交了申请。后来随着了解深入,这份工作对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其实这个工作包含了很多教导他人的意思,而我又真心喜欢教导别人。监狱里的人求书若渴,如果能在这样一个地方坐拥群书,对我而言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我从哈佛毕业,主修历史和文学。虽然喜欢书,却不知道要如何把书籍应用到工作中,也不知道要如何让书籍突破精英学校的圈子,变成社会大众的财富。而监狱图书馆的存在,似乎是联结这两个世界的桥梁。

    时代周报:去那里工作之前,你想象中的监狱图书馆是什么样的?

    斯坦伯格:没有任何概念。在看到招聘信息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原来监狱还会招图书管理员,也不知道这还是份全职工作!我和大多数美国人差不多,对图书管理员的概念仅仅来自于那部小说和电影—当然电影更有名—《肖申克的救赎》。但在肖申克的监狱,图书管理员自己也是个犯人,所谓的图书馆只是他摆弄出来的几摞书而已。我们那儿可是个真正的图书馆,一片足够大的空间,会把外面人员招聘进来,与犯人一起工作。所以其实这份工作比我预期的要丰富得多。

    时代周报:监狱图书馆和普通公共图书馆的区别在哪里?

    斯坦伯格:主要区别在于,监狱图书馆的读者们成天生活在一起—当然这种共同生活的模式比较特殊,他们抬头不见低头见,天天如此。因此,在监狱图书馆里发生的一些行为,可能就是在楼上牢房、在监狱大楼、甚至大街上的情节延续。所有人镶嵌在所有人的生活里。在不同的情节环境下,图书馆的功能和角色会不定期变换,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些私人空间,让人从繁琐的日常中逃出来喘口气,而更多的时候则充当了囚犯们争执冲突的场所。如果换个角度,我们可以说:监狱图书馆就如家里的客厅,是一个人人共享的空间。

    最受欢迎的书是占星学和房地产

    时代周报:据你观察,犯人们借得最多的是什么书?

    斯坦伯格:最受欢迎的书是占星学和房地产方面的。我在书中写过,犯人们特别喜欢看解梦的书。我有犹太人背景,对犹太法典的很多段落谙熟于心。我记得《圣经》中的约瑟夫被投入监狱后就变成了一名解梦师,可能监狱生活在冥冥之中激发了人们解梦的欲望。由此,我把解梦书归类为“古老的监狱文学”。

    很多犯人还会开口要借“街头小说”,这种街头小说一般讲讲都市生活、黑人故事、庸俗爱情之类的,都是由一些正在迅速崛起的小众出版商出版的,比如“三连冠”。这些书的可读性非常强,很能引起城市里黑人群体的共鸣。实际上,“三连冠”公司正是由一些出狱的犯人们共同创办的,他们填补了一个未开垦的市场,然后又把这些书卖到监狱图书馆里来。你会看到,在监狱文化和城市生活之间,有一股循环往复的浪潮。

    总体上说,被借问次数最多的书是鲁伯特•格林的《权利的48条规则》,一本典型的马基亚维里式自救手册,但图书馆不提供这本书。

    时代周报:书中,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是监狱里那名叫杰西卡的女人,儿子和她进了同一家监狱,你曾试图帮助他们俩取得联系。

    斯坦伯格:我所在的监狱,男犯女犯都收押,但始终分开关押,他们不可能取得联系。男女之间的气氛尤其紧张,是监狱的重点关注对象。女人们在塔顶上可以看看院子里的男人,有时候男人们也会在图书馆里的书页里夹纸条互留讯息。

    杰西卡和她儿子的故事是我书中的重点。杰西卡报名参加了一个在塔楼上的创意写作班,此举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坐在教室窗边、看看楼下刚入狱的18岁的儿子。

    她就这么坐在窗边,往下面的院子看。这就是她来上我这门课的原因。大约在16年前,她把儿子抛弃在教堂,从此两人再也没有见过,如今他们却同处一所监狱之中—也许不能说相聚,但她只要隐隐觉得儿子出现在那里,他就真的在那里。当时,她这种只想坐在窗边看一眼儿子的卑微欲望让我饱受冲击。她曾试图反抗命运:一开始只想看看儿子,后来又想跟他取得联系。我很希望她有个好结局,然而事与愿违。

    监狱工作经历不亚于上哈佛大学

    时代周报:工作多久后你意识到其实是在为写一本书做准备?

    斯坦伯格:差不多是在结束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也就是第二年年末。我当时正在找工作,同时也在写一部科幻小说。我想到,这样一份监狱图书管理员的经历,对于一个立志写作的人来说,应当是一堂不可多得的人生教育和语言训练课。一旦跳出了这个想法,我就算开始写故事了:我想见到所有的东西,想搜集人生中所有精彩的部分,以作为未来故事的插曲。如果我坐上了一辆好玩的巴士,如果我在监狱里碰到了一个好玩的人儿,我就会想,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以后也许会出现在我的某个故事里。我相信,综观大千世界的故事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写作法,能够从童年的记忆开始,直到五分钟前心中所想,把所见所闻都囊括进去,将一切都娓娓道来。只要一个人下了决心要当作家,或者时刻意识到他是个作家,他就会对日常细节保持敏感并将它们转化为可叙述的故事,我认为,这种把日常生活采编进故事里的冲动,正是一个人决定要写作的初衷。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写作也可以视为四处停停走走、自言自语。我时刻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做记录,从那时候开始,我积攒的记录本到现在已经有1017本了。

    在监狱图书馆工作时,我会趁休息时间涂涂写写,这本关于监狱的书就是集日常涂鸦与随想而成。我甚至还给《波士顿环球报》写过一篇关于监狱诗歌教学的文章,那是我在监狱图书馆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现在回头想想,那应该算是我写这本书的开端。但直到我真正决定离开监狱,直到我能够对整段经历作一个全景式回顾—头尾不落、环环相连时,我才明白,对我的写作来说,监狱图书馆并不是一段教育经历,也不是一个灵感来源,而是这个故事本身。同时我也意识到,我的书不是一本科幻小说也不是一篇纪实报道,而是一出由我来讲述日常生活的非科幻戏剧—换个词,就是回忆录。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离开监狱图书馆?

    斯坦伯格:我在那里待了将近两年才走,离开的主要原因是我想开始我的写作生涯。去监狱图书馆工作之前,我当过新闻记者,写过一点东西,以为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写作,然而我做不到。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想当作家,就必须辞去这份工作并全身心投入。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当时觉得累了,心理和生理都精疲力尽,需要休息。有一些人在那里持续工作了30年,实在太惊人了!

    时代周报:你对自己这段在监狱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如何评价?

    斯坦伯格:这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学习经历,我希望自己做得不错,我在这里做成了很多事且为之感到骄傲。短短两年不过一眨眼,却是我永生难忘的时光,值得我时时回顾。这段经历,对我的教育和对我本身的重要意义都不亚于哈佛大学。从情绪层面上讲,待在一个人关人的地方,成为这个地方的一员,淹没在无尽的沮丧和痛苦之中—这些痛苦不仅仅来自于犯人,还可能来自守卫和员工—这一切都令我相当痛苦。监狱向我敞开了一个更广阔的视角,让我对这些日复一日忍受煎熬的伟大的人们怀有全新的敬意—这些人,哪怕待在监狱的时间再长,都能保持幸福、乐观和善良的心性。难得的人生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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