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语高考举刀

2014-03-17 11:36:10

来源: 时代周报

教改的脚步渐渐逼近英语。如果高考改革政策在地方落地，社会力量可能将迎来英语办学的春天。

本报记者韩玮发自上海

教改的脚步渐渐逼近英语。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因为其中“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的说法，高考英语的改革动向不断被坊间猜测。

今年2月13日，东方早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语指出，2017年，“上海学生高三时要参加的那场高考可能只有一天，科目仅语文与数学两门”，而英语将走社会化考试之路，实行一年两考。消息旋即引发热议，并最终被上海市教委辟谣。

“一年多考实际上更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加重了家长和社会的负担，也增加了作弊的风险。”3月2日，在北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坦言，自己对教育部提出的高考改革方案并不满意。

而时代周报记者了解到，如果高考改革政策在地方落地，社会力量可能将迎来英语办学的春天。

英语退考

“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学英语，一直到高考、考硕士、考博士，英语都是必考科目。但现实生活中，我几乎没有机会使用这门语言。”现年52岁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尽管“吃财税饭”，但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下至少曾学习英语十多年，而今已忘记了大部分内容。

在他的记忆中，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一多半的同学提起英语便头疼，每回考完试就丢掉，每逢考试又重新捡回来。

“一个大学生至少要花费20%的时间在英语上，最后工作时却发现没有丝毫用处，这是一件可悲的事。”叶青说。

2010年两会期间，叶青曾著文6000余字，建议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等四大名校为首的高校英语教育外包给新东方作为探索与试验，“以新东方的成功模式推进中国高校的机制创新与体制重建。”同时，他支持英语退出高考，以社会化考试取而代之。

2013年10月，北京市教委公布《2014年—2016年高考高招改革框架方案》，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根据草案，到2016年，北京高考的英语总分将由150分降低至100分。同时，该科目实行社会化考试，一年两次；学生可多次参加考试，按照最好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成绩3年内有效。

与北京的改革类似，2014年2月13日，东方早报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未来，“上海学生高三时要参加的那场高考可能只有一天，科目仅语文与数学两门”，而英语将走社会化考试之路。据披露，上海高考改革的近期目标设定时间为2017年—2020年。

不过次日，上海市教委通过官方微博辟谣，澄清改革方案尚在征求意见阶段，上述说法“不完整、不准确”。

而目前，时代周报记者接触到的一些上海教育界人士则普遍认为，英语退出上海高考统考是大势所趋，英语考试将面临一场从考题设置、试卷结构到分值比重的全方位“手术”。

幼龄趋向

“即便英语退出高考，但那些为出国而读书的孩子还是趋之若鹜啊！”2010年，林美从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在上外附中初中部谋得一份英语教职。

这所中学以专业化的外语教学著称，虽然它的英语教学一直按照中高考大纲推进，但难度素来高于后者。

“这里的很多学生都以出国为最终目标，高考弱化英语并不影响他们，而即便那些终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也非常重视英语，因为，这是进入国际化大公司的前提条件。”林美感慨如今的学生负担过重，“但论减负，应当从弱化数学入手，而非英语。”

事实上，社会市场对英语的需求依然火爆。据中国教育部《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透露，目前，中国拥有英语培训消费群体近3亿，培训机构数量超过5万家，总市值逾300亿元。

全球最大真人在线语言培训企业TutorGroup在2月中旬表示，未来，中国成人英语培训市场的每年增长幅度或高达25%。至2016年，市场商机可达210亿美元。

而更显著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们不是坐在英语培训的课堂上，就是走在参加培训的路上。

“2011年以前，培训机构的受教育群体以成年人为主，但近两年，基本上全是中小学生，成年人的比重大幅缩减。”

李扬2009年进入昂立教育，负责中高级口译的教学。过去，口译成人班的学生多达上百。而今，这种大班课堂最多只能招到十几二十人，但规模通常控制在25—30人的口译少年班却总是生源爆满。

“近两年，‘小朋友市场’可谓全面开花。一方面是能力类的课程，包括新概念英语、中级口译等；另一方面是考试类培训。这包括国内考试与国外考试，前者主要指小升初考试、中考等，而后者以小托福为代表。”李扬说。

所谓小托福，即TOEFL Junior，是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为全球11—15岁中小学生开发的权威英语能力测试，也是中国中学生海外留学的“敲门砖”。

中投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曾对中国的英语培训市场做过深入调查。据她分析，少儿英语培训占据英语培训市场约70%以上的份额。

改革争议

2010年，搜狐网曾联合多家媒体进行过一项有关《中国家长为孩子规划未来做了什么？》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3.2%的家长希望孩子具备良好的英语语言应用能力，成长为国际化人才。

“某种程度上，弱化英语的高考改革有悖于目前中小学生旺盛的英语教育需求，而且还剥夺了一些具有语言天赋的孩子的一部分教育权利与机会。”林美说。

而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副教授则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学校的英语教育弱化后，寒门学子极有可能因为无力购买社会机构的英语教育服务而促使其所拥有的微乎其微的阶层上升几率变得更加渺小。”

不过，叶青的体会完全不同。“如果一个人的职业与英语无关，那么，这门语言就只是一项考试工具。而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老专家因为过不了英语关而评不上职称，但考评职称究竟是要看外语水平，还是学术能力、工作成果？人为地设置英语门槛又有什么意义？”

在叶青看来，大学四、六级不应成为大学毕业生的必要条件，英语当被大学视为选修课程，那些永远不会去外企工作的学生可以不必浪费时间。

“当然，中学里还是要上英语课的，不能连26个字母都不教，但也不必钻得太深，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对话，为未来的选修打下一个基础即可。”叶青说。

而这正是目前高考英语改革的取向。此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从各地目前公布的高考改革方案看，新一轮的高考改革有拿英语开刀的趋势。各地的基本做法就是降低英语的权重（降低分值或只计等级），并实现一年多次考（整体多次考或口语、听力多次考）。

培训机构的新商机？

“很多孩子都在抱怨学校教得太简单，甚至有学校带着小半班同学组团报班。如果中高考改革后，学校的英语教育继续弱化，这对于培训机构而言是极好的发展机会。”李扬说。

3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在参加两会时接受采访表示，降低英语在高考中的权重不会对英语教育培训市场造成影响。因为，以新东方为例，80%的英语教学来自4—10岁的儿童兴趣学习以及留学生市场，这两部分都与高考分数调整无关。

“英语培训机构将是英语高考社会化的受益者之一。随着考试次数增加，培训机构的生源也会增加。而生源增多必定要求培训机构扩大师资规模，研发新的对路培训项目。这些转变在创造利润的同时，也将促进就业。”华南农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李成伟如是分析道。

这一点李扬颇有感触，“2013年以前，我们上海地区的教师人数一直维持在100人以下，去年突然激增至120人，今年据说还要招收50人。”

与之相对，校内的一些英语老师则感觉“前路迷茫”。上海市一所示范性高中的英语教师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不少一线的英语老师对即将到来的改革心存疑虑，它很可能意味着收入锐减，甚至裁员。但也有人认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弱化英语教育是一个需要被纠正的错误。”

“当大学英语成为选修课，而培训机构提供的服务又更贴合学生的实际需求，大学英语老师恐怕就是鸡肋。”林凡说。

对此，叶青保留着一个建议：或许，新东方等英语培训机构应当承担一项任务，即负责对大学英语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教学吸引力。

（文中的林美与李扬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