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专题：那些被领导人唤起的文学记忆

2014-02-20 06:19:17

来源: 时代周报

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显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与了解。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磅礴厚重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是整整一代中国人重叠

本报记者李怀宇实习生韦翔宇

2014年2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了俄罗斯电视台的专访。习近平说，对于索契这座城市，他的第一印象来自俄罗斯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小说正是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索契休养时创作完成的，“我年轻时多次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

习近平在此次专访中另外提到了一些俄语作家的名字，显示了他对俄罗斯文学的偏爱与了解。“我读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如克雷洛夫、普希金、果戈理、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肖洛霍夫，他们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和情节我都记得很清楚。”

对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来说，磅礴厚重的俄罗斯文学曾经是他们共同的精神滋养，是整整一代中国人重叠的阅读记忆，构筑起这代人隐秘内在的精神世界。

回头重寻，我们选取了五位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的人物，讲述自己与俄罗斯文学的故事，这是带有私人意味的个人阅读，却也展示了被夹裹于时代洪流中不停向前的五段人生切面。在曾经的中国，在阅读充满各种禁忌的年代，俄罗斯文学却以众所周知的理由，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

风靡：得益于左翼作家翻译

时代周报：你最早是怎么接触俄罗斯文学的？

蓝英年：1947年我在晋察冀边区连中学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刚出版，我读的第一本苏联小说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印象较深的是保尔和冬妮娅恋爱，其他情节记不清了。不知这算不算最早接触俄罗斯文学。

时代周报：后来为什么会选择翻译和研究俄罗斯文学？

蓝英年：1950年代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我们学俄语、苏联文学、苏联历史、联共党史，由苏联教师授课，自然与苏联文学接近。当时并没有研究或翻译俄罗斯文学的想法，只想学好俄语。

时代周报：那时候你比较喜欢哪几个作家？

蓝英年：我在高中时就喜欢果戈理，后来翻译过两本与他有关的书。一本是魏列萨耶夫写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1980年代初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几年内再版了四五次，后来台湾还出版了繁体字本。第二本是2009年为纪念果戈理诞辰二百周年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回忆果戈理》，是我翻译的。其实这次是再版，初版也是1980年代。我还写过几篇谈论果戈理的文章。我喜欢幽默讽刺作品，小时候喜欢读老舍的小说。

时代周报：除了果戈理，你还喜欢哪些俄国作家？

蓝英年：我喜欢冈察洛夫，特别是他的《悬崖》。他的文字真美，既有屠格涅夫的清新也有托尔斯泰的细腻。可惜我没翻译过他的作品。我翻译过库普林的作品，他的中篇小说《阿列霞》列入文学丛书，1980年一次印了十万册。后来我又翻译了《库普林中短篇小说选》。其实我并不特别喜欢库普林。我翻译的并不是我喜欢的，喜欢的没有翻译。我也很喜欢屠格涅夫和契诃夫，但也没翻译过他们的作品。

时代周报：为什么当时俄罗斯文学会风靡中国？

蓝英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俄文直接翻译的人很少，著名的有耿济之和孟十还，他们是翻译俄苏文学的先行者，不应该忘记他们。后来俄罗斯文学的风靡与鲁迅和左翼作家的介绍不无关系。那时翻译俄国文学的人大都是左翼作家，革命者，比如说瞿秋白、夏衍、梅益。瞿秋白就翻译过普希金的《茨冈》，茨冈其实就是吉卜赛，按俄语发音翻译成茨冈。瞿秋白和鲁迅都大力介绍俄国文学。

解放之后有点不一样，不是个别人介绍，而是中央号召我们学苏联，一边倒。苏联诗歌在中国影响很大，新中国初期青年人都喜欢西蒙诺夫的抒情诗《等待着我吧》，同学分手的时候，男同学在女同学笔记本上写的往往就是“等待着我吧”这首诗。

这与翻译英法文学的译者不同，比如法国文学著名翻译家傅雷，他艺术修养很高，但不是革命者。

分野：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

时代周报：放到世界文学史上看，俄罗斯文学处在一个什么位置？

蓝英年：我将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分开，两者分开的时间点是十月革命吧。作家库普林是1870年出生的，契诃夫是1860年出生，他们是19世纪后期的作家，算是批判现实主义最后的两名大师吧。俄罗斯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名著相比绝不逊色。比如契诃夫，什么时候都可以读，读后仍觉得有所感悟。经典作家的作品具有永恒的价值。

时代周报：你如何看待苏联文学？

蓝英年：苏联文学遵循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主要是歌颂现实，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斯大林。当然，还有一些好书受到批判，无法出版。

时代周报：俄罗斯文学有什么精神特质？

蓝英年：忠于现实，批判现实！像契诃夫、果戈理的作品，都反映现实，批判现实。比如果戈理笔下的人物，今天你到俄罗斯去还能遇到他笔下的人物。有时我与俄国人聊天，听他夸夸其谈，心里想这不是赫列斯塔科夫吗？！果戈理针砭的是俄国人的民族性，俄国人身上卑劣的东西。果戈理所以伟大，是他塑造的人物不朽，但人物不朽又是民族的悲哀，改变缓慢。俄国人身上不好的东西，果戈理批判过，至今仍然存在。

时代周报：王元化先生晚年谈到，他的文学审美趣味停留在19世纪，尤其是俄罗斯文学。

蓝英年：1930年代那代人受到俄国文学的影响，热爱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等人的作品，至死不改变趣味。他们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未必接受。

苏联文学的“皮书”年代

时代周报：1949年以后成长的这代人是不是有一个苏联文学的情结？

蓝英年：那时西方文学（英美文学）很少介绍到中国来，包括古典文学。大批的俄国小说翻译成中文，不管好不好。其实有一些作品很不好，但是也被翻译成了中文，比如上面提到的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就是一本闭着眼睛歌颂农业集体化的书，糟糕透顶，也翻译成中文了，因为这本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一等奖。这本书在中国其实没人看。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如何？

蓝英年：影响很大。比如中国作家田间，就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奥维奇金的直接影响。田间在诗的形式上是来自奥维奇金。这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中国影响很大。苏联文学当时很流行，青年人都读。如1950年代初有一本《大学生》，我那时正好是大学生，读得入迷。大学生们还讨论《大学生》。那时的青年先读苏联文学，而不是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艺术、电影对中国青年影响非常大。比如影片《幸福生活》里的插曲，我们都会唱。

时代周报：到中苏关系恶化时期，苏联文学还能进入中国吗？

蓝英年：那时出版了很多“皮书”，即白皮书和黄皮书，供内部批判用的书，把苏联的很多小说都翻译过来了，比如《多雪的冬天》、《落脚》、《你到底要什么》、《现代人》和《人世间》等，目的是供批判用，很多知青都读过，但他们未必抱着批判的态度去读的。我倒读得不多，因为那些作者在我看来不是优秀作家，没什么意思，但是那些作品里面也有点故事，也有点爱情，比中国当时的小说有意思。

时代周报：苏联文学对当年下乡知青、现在五六十岁的这批人的精神世界又有何影响？

蓝英年：比如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美好的。苏联文学主要讲述社会主义怎么美好。俄罗斯文学则更多地是对现实的批判。

俄罗斯青年不熟悉苏联文学

口述：蓝英年

我是1989年去苏联的，正好目睹了苏联解体。我在那里先后工作了4年。

那时候，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读苏联文学了，特别是那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影响越来越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手法，与俄国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有很大区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主要创作手法是歌颂，特别是对领袖的歌颂。我跟现在的青年人谈苏联文学，他们不大熟悉。但俄罗斯文学还有很多读者，我们这代老人，仍然热爱俄国文学；比我们年轻的一代，对果戈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契诃夫也不陌生。

我在远东大学教汉语，接触到的人不少。大多数俄罗斯学生不大读书，老一代还是读书的，一位语文系的老教授读书很多，我们一聊就是一下午。他的见解很尖锐，对苏联文学持批判态度，好的就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不好。他推荐给我很多书，有的我没听说过。跟他在一起很长知识。

俄罗斯的年轻人一般爱看惊险的小说，主要为了消遣。他们享受生活，挣钱啊娱乐啊。在俄罗斯挣钱也不容易。至今怀念苏联，希望恢复苏联的人很少，但也不是没有。

在中国，30岁以下的人很少读俄罗斯文学。而这个年龄层的俄国人对中国文学更是一无所知。这么说吧，我们中国人对俄国文学的理解，远远超过俄国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包括古典的如中国诗词、小说。像《红楼梦》、《聊斋》，俄罗斯人可能听说过，但是恐怕没人看过俄文翻译的《红楼梦》。我们介绍俄罗斯文学太多，而俄国人介绍中国作品极少，连鲁迅都介绍得很少。古典文学顶多知道中国有两个诗人李白和杜甫，但也基本没读过。

俄国人更喜欢欧洲，比如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俄国对中国了解极少，不只存在于普通青年间，还包括学术界。有几个俄国人懂汉语？而懂俄语的中国人可比懂汉语的俄国人多得多。

今天的俄罗斯出了多少作家，出了多少书，说老实话，我都不清楚。我知道曾经有些侨民作家回归了，比如女作家苔菲。所谓回归，并非是说她返回苏联，而是她的作品在苏联解禁了。苔菲是果戈理的传人。苏联时期她的作品禁止出版、阅读，因为她离开苏联后讲过：我热爱俄罗斯，但仇恨布尔什维克。当时她在巴黎，布尔什维克拿她没办法。1990年苔菲解禁后，形成了一股苔菲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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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y 供图

反对邪恶势力的托尔斯泰

本报记者李怀宇

1937年12月，14岁的草婴随家从宁波避难上海，开始对俄罗斯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在随一位俄侨教师学俄语后，草婴认识了姜椿芳，在俄语学习上得到极大帮助，称“姜椿芳是我一生的楷模”。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草婴开始为《时代》、《苏联文艺》等刊物译稿。德国正式投降后，草婴到上海塔斯社成为专业翻译工作者。在塔斯社这几年，草婴在翻译中提高俄文水平。多年后，有苏联朋友到中国来，问：“你是莫斯科学的俄文还是列宁格勒学的？”草婴开玩笑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是在上海的俄罗斯大学学的。”

1950年代，草婴专门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他译了一些苏联小说，主要是肖洛霍夫的小说《新垦地》第一部和第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还译过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文革”开始，肖洛霍夫被污蔑为苏修文艺鼻祖，草婴因翻译其作品，被斥为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草婴回忆：“1950年代苏联作家作品很多，我最重视的作家就是肖洛霍夫。肖洛霍夫的作品思想性比较强，他主要是信奉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写作上是现实主义的，而且非常成功。在当年的苏联，他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家，他作品在苏联和中国都是有争议的。肖洛霍夫是继承托尔斯泰最成功的作家。他写作很多技巧都是向托尔斯泰学习，比如，他的小说里有很多心理描写，这是托尔斯泰作品最大的特色。这可以联想到我后来为什么一定要翻译托尔斯泰。我是‘文革’最早批斗的对象，后来就隔离、劳动、受伤，十年来就苦苦熬过来。”

草婴本来就有胃病，当时靠边去劳动。1969年在农场割稻子，身体很虚弱，身重不到一百斤，结果大出血，上面吐血，下面便血，五天五夜滴水不进。幸好在医院里抢救成功。

1975年1月28日，草婴在上海出版系统的建筑工地上劳动。水泥包运到工地，要求那些“臭老九”去背水泥。天已经昏暗了，草婴站在卡车边等车上的人把水泥包放到我背上。背了几包后，他还没有站稳，一包水泥下来，正好打在他的背上。草婴当时听到“格嗒”一声，脊梁骨断了，人就昏过去了。工地对面是瑞金医院，X光一检查，说草婴第十二节胸椎骨折。这地方骨折挺麻烦，不能上绷带，不能上石膏，唯一的办法就是躺在木板上一动不能动，自然愈合。当时草婴已经失去知觉了，医生跟他家属说了，如果错位了就麻烦，轻则下肢瘫痪，重则生命难保。草婴家里人要求住院，医院不收牛鬼蛇神，就到家里临时搁了一块木板，他就仰天躺着，保持一个姿势，吃喝拉撒都是家里人照顾，不能动一动。躺了近半年，本来医生说，可以动一动，但稍为动一动，草婴就感到天翻地覆。后来慢慢练习，第一步能在床上稍为转动，过了一定时期，可以坐起来，好了一点，在床上可以吃东西。再过一段时期，可以下来在房间里走动。1976年1月8日，草婴才可以从家里大门走出去。

“文革”结束后，草婴花了二十年时间把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成中文。他自述：“在阅读和翻译文艺作品中，我认识到托尔斯泰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一生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他的作品用感人至深的艺术手法培养人的博爱精神，反对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和思想。”

本来，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找草婴谈话，要办上海译文出版社，考虑让他去当总编辑。草婴回复：“我一辈子就做翻译工作，其他的行政领导工作基本上没有经验。”他从1978年开始，他下决心要把托尔斯泰的全部小说翻译出来，总共400多万字。

1987年，草婴在莫斯科国际翻译会议上获“高尔基文学奖”。那一次，一个日本的女翻译家去过好多次苏联，草婴问她：“你这次来，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她说：“很大的不同，以前来，苏联满街都是斯大林的像、标语口号，现在没有了。”草婴的感觉是，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开会，协会前面有一块大的草地，草地上有一棵很大的古树。他们看见几个老太太整天坐在树底下，原来当时的莫斯科市政府要把这块地盖新房子，要把这棵树砍掉，当地居民不答应，就请老太太们轮流去看守。草婴说：“这说明以前苏联老百姓根本没有权利的，官方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到1987年，老百姓有自己的发言权了。”另外一事给人印象比较深，莫斯科有一个很大的美术馆叫特烈基雅美术馆，那是世界上闻名的美术馆，草婴提出想去参观一下，当地人告诉他，美术馆老的房子不够大，建了一个新馆，老馆已经关闭了。新馆盖好了，请一些专家到里面去验收，结果是温度、湿度、光线的设备不合格，要大大地返工加工。草婴说：“这说明那时候苏联已经开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专家的意见了。”

草婴
1923年生，翻译家，译有：肖洛霍夫《被开垦的处女地》第1部、第2部、《一个人的遭遇》、《静静的顿河》，20余年以一人之力译完《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对阿赫玛托娃良心有愧

本报记者李怀宇

1943年，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刊出了高莽的第一篇译文—屠格涅夫的散文诗《曾是多么美多么鲜的一些玫瑰……》。从此，他开始了翻译生涯。抗战胜利后，高莽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翻译了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戈宝权受派去苏联接收国民党驻苏大使馆，路过哈尔滨，看到报纸上有好多人在翻译和撰写有关俄语文学艺术的文章。戈宝权特别细心，把这些名字抄下来，向当地领导提出要请这些人举行一次座谈会。高莽接到通知，提前赶到会场。时间到了，可是不见第二个人来。高莽就问戈宝权还有哪些人，戈把本子掏出来，把人名读了一遍。高莽说：人都到齐了，那八九个人都是我的笔名。

两个人的座谈会还是开成了。当时高莽不想做翻译，因为敌伪时代给日本人当翻译官的没什么好人，可高莽又喜欢俄罗斯文学，想翻译俄罗斯文学作品。戈宝权说：关键看翻译的是什么，为谁翻译。高莽茅塞顿开：他以前有个笔名叫“何焉”，意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做翻译？明确了翻译的目的，他就改成了笔名“乌兰汗”，“乌兰”是蒙文，红色的意思，“汗”本来想用“汉”，意指汉族，后来改用“汗”字，因为做翻译是极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流血，也要流汗。

1950年代初，高莽有机会多次随代表团出国，接触到中苏等国文学艺术界的名家，也亲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1962年，高莽调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部，前后工作了27年，从编辑到主编。

高莽第一次去苏联是1953年。那时，他们住在豪华大旅馆、外出有车接待，盛情、真挚、友好。他说：“多少年后，苏联解体，档案解密，才知道当时的苏联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我们从外表上没有看到的生活。后来，我发现俄罗斯人对我们很不理解，我们对俄罗斯的理解要深得多。我们有些人可能不懂俄文，但看过俄罗斯的小说、苏联电影和戏剧等。他们的年轻人对中国情况，很少知道。”

高莽长期当翻译，给赫鲁晓夫当过翻译，给刘少奇当过翻译，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们做过翻译。“文革”爆发后，红卫兵、造反派、军宣队让他交代跟他们的反动关系，说他是“苏修特务”，还拿照片让他把照片上的人逐个地写他们的反动言论。

在俄罗斯作家里，高莽对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印象深刻，翻译过她的长诗《安魂曲》。高莽说：“她命运多舛，生活坎坷，但从来未停止过创作。1948年，我翻译过一篇批判她的报告，批得一塌糊涂。想象不到那时候苏联党中央会这样直接地去干预一个作家的创作，骂阿赫玛托娃是‘半尼姑半婊子’。她早期有些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少女的心理，对爱的幻想和破灭的感受。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她的第一个丈夫古米廖夫被枪毙了。他是一位很有名的诗人，‘白银时代’的一个首领。多少年后，为她平了反，说她从来没有讲过一句反苏联的话。阿赫玛托娃的第二、第三个丈夫也是或被关押，或被长期监禁，她儿子也被关进监狱。三四十年代她写了《安魂曲》。在苏联表面强大、繁荣、光荣、幸福的情况下，她胆敢写出关于苏联监狱的作品，这是需要有远见有才气的。那时，她写下诗句却不敢留底稿，读给人听后便烧掉。所以，她有些作品是别人的记忆，后来给她整理的。1948年，我是从负面认识了她，觉得她就是一个该批、该骂、该唾弃的堕落颓废的女诗人。1954年苏联召开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时，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那时候没遇到她，我想如果遇到了她，我恐怕还会抱着苏联党中央决议的精神来看待她。‘文革’以后，很多外国图书开放了，我读到了阿赫玛托娃的原作，发现她是那么出色的一位诗人。所以，我老觉得良心上对她有愧。我开始翻译她的诗，越译越多。使我特别感动的是，她译过李清照的词，翻译得很好。她不懂中文，她根据汉学家逐字的翻译来安排文字。她还翻译过《离骚》。《离骚》是汉学家费德林逐字逐句译成俄文的，然后请阿赫玛托娃艺术加工，将译文润色，这是非常难得的。”多少年后，高莽来到阿赫玛托娃的墓前，献上鲜花，倾诉了自己的遗憾。还为她画了一幅大的肖像，题名为《白夜》。

高莽
1926年生，从事翻译、编辑、俄苏文学研究和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译有：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编的剧本《保尔·柯察金》，阿赫玛托娃的叙事诗《安魂曲》等。

和“专政”人间截然相异的文学天地

1968年，20岁，我成了下乡知青。贫困，饥饿，绝望，这一代人的青春。我们这些田野里的迷茫者，是从“文革”的前线下来的，不久前才脱下“红卫兵”袖章，此前在校园，批走资派，打派仗，文斗，武斗。被赶回老家前，我在县城军管会大门前刷出一条大标语：“明天是我们的！”惹恼了主任，他在万人大会指这是反标。我回家里偷偷收拾洗漱用具，等候被捕，演一场悲壮的戴镣长街行。遗憾的是上头一直没来人，使得死水似的乡村日子更加难熬。

幸亏村里来了一位文学人，原先在省城当教师，因父亲解放前当过某县钱粮科长，和母亲被遣送回乡。他的行李箱中，竟有宝物—百多本外国古典名著。其中，最多的是俄罗斯文学译本。

在那段黯淡的光阴，读过哪些？且凭记忆罗列：《普希金抒情诗选》，普希金长诗《奥根·奥涅金》，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罗亭》，托尔斯泰《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契诃夫《套中人》，果戈里《钦差大臣》，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罪与罚》，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列宁》，《好》，高尔基《母亲》，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别林斯基文学评论，在一本被撕掉封面的大学文科教材，读了涅克拉索夫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节选。还凭上学时学的俄语，读了克雷洛夫的寓言集。

如今苦苦追索，被挑粪桶的扁担压肿肩膀的岁月，如何钻过一波波政治运动的缝隙，忍受饥肠的辘辘呼叫，夏日在蚊子的围攻中点着冒黑烟的松明烛，不知天之既白地耽读的经典，可曾留下痕迹？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并不容易，一如被细无声息的春雨滋润的草木庄稼，难以确切地开列从前者获得什么养分。巨匠们所营造的文学天地，无论多悲惨，都和“专政”的人间截然相异。万籁俱寂的夜间，书成了我灵魂的医院，我靠它们来清理阶级斗争的毒素，端正路向。明白美和善，在普天下无处不在、缺乏平等，正义，充满人性罪恶的土壤中，依然倔强生长。它在不知不觉中，帮助我构建另外的价值体系。

下乡后的第一个春耕，一天下来，满身泥浆，身体散架，唯一的快乐是读《奥根·奥涅金》，查良铮先生出神入化的译笔，身为“零余者”的主人公，他虚无的心境，和我一拍即合。他和村姑达吉亚娜的爱的纠葛，山重水复，姑娘在他离开之后，暗暗造访他的居处，抒发蕴藏已久的情愫，余韵仍然在耳畔，这才叫爱和美的极致！读《罗亭》，在身无分文的冬天，本来要上山打柴，挑进墟卖给瓦窑，好买一斤番薯酒，和伙伴一起浇灌愁肠，不料昨天进山，篱竹尖穿过“上山下水鞋”底部，伤了脚板。读这本书，一气呵成，翻到末页时抬头，四周死寂，不知人间何世，跳起来，一拐一拐地出门看，原来已到傍晚，村人都到别村看电影《杜鹃山》去了。罗亭，这个没落贵族，最拿手的是演讲，浩瀚的辩才征服所有听众，此外一事无成。微吟“一心愁谢如枯兰”的善感后生，偏偏爱上他颓废、多情的个性。而况，岂能不羡慕罗亭的运气？同是“空言”，于我，是不久前在校园上台和对立派辩论，在小报纵横议论，然而此刻，我的嘴和笔俱遭禁锢。我手拿《罗亭》呆呆地坐着，直到被黑夜完全消融。

刘荒田
1948年生，旅美作家

在痛苦中浪漫至死

一个作家和他的国家民族的关系，就好像花草树木和所处环境的晦明晴雨一样微妙。在一百多年前的文学界，造诣最引人瞩目的恐怕是俄罗斯文学了—在普希金打响了第一枪后，果戈里、托尔斯泰、肖洛霍夫、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等大师纷纷涌现，在各个文学领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独特的俄罗斯风情。俄罗斯文学的特别和其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有着两种文明彼此撕咬尝试融合的痕迹，在它的字里行间，既能看到浓郁的理性，又有深植于灵魂深处的浪漫。因此，俄罗斯的文豪们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也贯彻到了他们的作品中。

身边对俄罗斯文化了解较深的怕是多少上了点年纪吧？在他们成长的年代里烧着来自苏联的红色火焰，他们用俄语唱着歌，读着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保尔柯察金感动。但即使是在我成长的21世纪初期，学校里也依然翻来覆去地让我们学习海燕或者写一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读后感，于是俄罗斯的作家们渐渐成了一个小学生脑海中的狂热分子，每天在政治口号中写着味同嚼蜡的小说。这种印象到我接触《白夜》后才得到改观，原来深得俄罗斯文学精髓的人本质上都是在痛苦中浪漫到死的诗人。

福克纳曾经说：“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达到的高度。”在俄罗斯的小说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绝对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福克纳所提到的，是陀氏在直面人性的描写中显露出的极端和残酷，和契诃夫戏谑的笔调相比，陀氏像是操着一把手术刀快速而精准地深入到皮下组织，愤怒地剖析包括自己在内的这个世界。《白夜》的特征在于，作为陀氏早期的作品，其中缀满浪漫的文字如同极北之地的星空一样璀璨，而这种诗意在其之后的作品鲜能一见。同时作为陀氏的小说，《白夜》与其他作品保持一致的是它绝望得很彻底，在整个梦境即将照进现实的时候被一下子刺破，尽管化为了“足够受用一生的喜悦”，却依然从反面衬出巨大的悲伤。俄罗斯是一个从来不缺苦难的民族，作为最高峰的作者，陀氏代表了直面痛苦并就此承担的勇气，他不需要美酒和美人用来遗忘。

在诗歌领域，俄罗斯所谓的“战斗民族”的属性体现在马雅可夫斯基坚毅的眼神和激烈的诗句中的同时，其忧郁和漂泊的情绪又在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那克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身上得到印证。俄罗斯真的是诗人的国度啊，他们时而蛮横无理如同连虚无都能埋葬的大雪，时而又温柔如同大草原上掠过的一阵风，诗性是俄罗斯文明这座巨大堡垒的根基和砖石。

我所阅读的俄罗斯文学，就像契诃夫的戏剧《海鸥》中作为象征的海鸥一样，是符合契诃夫创作的双重结构的，表面上是巨大生活中一幕幕的构成，而里层则是诗意的浮动。同时，它又是一只振翅高飞的海鸥，每一根羽毛都在风中呐喊出自由和浪漫的词汇。

杨伦
1994年出生，上海戏剧学院学生

今天的俄罗斯人看什么书

1.《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

由英国女性作家EL·詹姆丝（E. L. James）所写的情色小说三部曲系列之一（第二部和第三部分列排行榜的第三、第四名）。小说描述女大学生安娜斯塔西亚·史迪尔因为校报的一篇报道，而前去采访27岁英俊的成功企业家克里斯钦·格雷，两人一见钟情后展开恋情，可是不久安娜却逐渐发现格雷的特殊癖好，得知这一点的安娜在爱与痛的边缘之间不断挣扎，且不断发现男主角不为人知的阴暗面。《格雷的五十道阴影》在世界各地的销售量出色，全球销售量超过7000万本，但同时受到多数评论质疑其作品本身的文学品质。

2.《黑城》

作者鲍里斯·阿库宁，俄罗斯当代最有名的侦探和历史小说作家。他的历史侦探小说—“方多林系列”不仅深受读者欢迎，还入围过重要的“俄罗斯布克奖”、“反布克奖”、“别雷文学奖”等。《黑城》是“方多林系列”的最后一本小说。方多林是贯穿该系列作品的主人公。阿库宁曾说，他笔下的方多林糅合了俄罗斯经典文学中三个典型人物的特征：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乔林、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中的梅斯金公爵以及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鲍尔康斯基，另外加上其他通俗小说和作家自身的想象。这个系列其实是讲述一个人的历史，一个经历了各种人生状态的男人的历史。

3.《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I》

4. 《格雷的五十道阴影III》

5.《欺诈编年史2》

作者帕维尔·萨纳耶夫是俄罗斯演员、导演和编剧。1996年，他曾发表了小说《把我埋在墙角下》，2003年该小说出版后成为畅销书，长销至今逾50万册，还被改编成电影。《欺诈编年史2》则是他2013年的新作。

6.《项塔兰》

格里高利·大卫·罗伯兹的自传式小说，他从一个大学里最年轻的哲学与文学讲师沦落为黑狱重刑犯，两年半后，罗伯兹越狱，短暂停留新西兰，流亡印度。1991年他在德国被捕，决心坦然面对过去，入狱服刑。1997年获释出狱后写下《项塔兰》这部厚达千页的自传式小说。

7.《最后曙光》

作者仍是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最后曙光》是其新作。

(郭露璐。榜单数据来自俄罗斯本土书评类网站probooks的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