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 浙江治水风暴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4-01-15 23:56:13 来源:时代周报
  • [摘要] 去年年初,“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嘉兴死猪漂浮”等系列事件在舆论中蔓延,这些舆论背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近年来浙江水域环境的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

    浙江治水风暴 CFP供图

    本报记者 刘科 发自杭州

    被问政者无从准备,但必须现场作答。

    “我总是听到你们在解释,但是为什么不先承认自己工作上确实存在不足。”

    “为什么之前你们的承诺没有兑现?那么计划何时兑现,请明确告知截污纳管时间表。”

    “怎么会企业一而再再而三犯法,所有的责任都是他们的,作为监管部门是不是多少应该承担一点责任。”

    这些向官员抛出的尖锐的质问,出现在去年12月11日浙江卫视播出的电视节目《问水面对面》中。这个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支持的电视问政节目,参加者包括人大代表、环保志愿者,还有26位来自浙江各地的官员。

    对于这样的场合,官员们明显表现不适,在问政中,不少官员被问得直冒冷汗,如坐针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地方领导们在镜头前的紧张、害怕和尴尬!”一位观看节目的人士说。

    得到的回答,几乎清一色现场承诺,就解决相关问题排出具体的时间表,“我想我们在一周之内一定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有些甚至立刻就采取行动。问政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除了犀利尖锐的追问外,直播现场还不乏一些有争议的问政,直指政府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

    电视问政的背后,是今年以来,浙江省委、省政府为改善环境而掀起的一场“治水”风暴。

    去年年初,“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嘉兴死猪漂浮”等系列事件在舆论中蔓延,这些舆论背后的一个客观事实是,近年来浙江水域环境的污染变得越来越严重。

    公开资料显示,浙江八大水系均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2年浙江省有32个省控地表水断面为劣V类,31.7%的断面达不到功能区要求。此外,有毒有害有机化学物质污染问题日益突出,以杭州的母亲河钱塘江流域为例,现已检出67种有机污染物,其中5种有机物浓度在枯水期超过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浙江省提出了新一轮治水目标:5年全面消除垃圾河、黑臭河。根据浙江的目标,浙江将以治水作为转型升级的突破口,贯彻最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和行业准入限制,严打环境违法。同时,还将全面落实地方政府的治水责任,全面推广“河长制”,而河长是各级政府的主要领导。

    省委书记主导治水

    浙江在去年集全省之力治水,与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的重视分不开。据时代周报记者的不完全统计,今年以来,夏宝龙在赴浙江基层调研或在其他公共场合,共有九次重点提及浙江要大力“治水”。

    比如今年5月底,在金华市、丽水市调研时,夏宝龙曾提及,创新驱动是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是治水的重要支撑。去年12月11日,夏宝龙再次提及,水环境综合治理与转型升级紧密相连、互为表里,只有把治水作为转型升级最关键的突破口,才能真正实现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发展,“治水就是浙江转型升级的‘纲’”。

    夏宝龙担任浙江主要领导已有十个年头,2003年,夏由天津调往浙江,时任天津市常务副市长的他,曾有着管理海河开发和保护的工作经验。

    “夏书记大力治水,与去年年初网上出现‘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的舆论有关,这引发了他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这跟习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期间创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战略思想有关。” 一位熟悉浙江政情的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在2002—2007年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习近平曾多次提及“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并提出要以建设生态省为重要载体和突破口,加快建设“绿色浙江”。

    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于2003年启动,该工作的领导小组规格很高,组长由省委书记担任,常务副组长由省长担任,分管环保工作的副省长担任副组长,办公室主任则一般由浙江省环保厅厅长担任,这个工作小组指导着浙江总体的环保工作。

    以目前的浙江生态省领导工作小组为例,组长为省委书记夏宝龙,副组长为省长李强,办公室主任则为浙江省环保厅厅长徐震。

    现在打开浙江省环保厅的网站主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网页中间位置的两个大型动态表格:一个柱状图显示浙江11个设区市PM2.5的实时浓度,另一个不断滚动的表格则显示了全省149个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的水质类别和主要污染物。

    目前,浙江正在努力开发一套治水智慧监控系统,力图通过该系统,对浙江的主要水系进行全天候的直播监控,结合环保、水利等部门的最新数据,实时掌握全省水资源动态。

    “河长制”与“元治理”

    这当中被各方频繁提交的是浙江力推的“河长制”。时代周报记者拿到了11月15日印发的《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河长制”进一步推进水环境治理工作的意见》。这份浙委发〔2013〕36号文件明确,浙江的主要行政部门都要参与到治河中来。

    治水的常设机构为省生态办,具体负责河长制实施的日常组织协调工作。省环保厅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统一监督指导,负责组织跨设区市的水污染防治规划(方案)的实施、工业污染源执法监管和水质监测,牵头组织实施河道监控信息系统建设。

    除了环保部门外,包括省水利厅、省农办、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公安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等共计15个厅级单位被要求参与到河长制的工作中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直采用“多龙治水”模式治理河流,所谓“多龙治水”,既是多个部分联合工作,环保、水利、发改委、国土等部门都会涉及到。

    中国农科院研究员、著名水资源专家姜文来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过多年的实践,这种“多龙治水”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各部门各自为战,互不干涉,逐渐有了利益之争,于己有利就多做,于己无利就不管。

    “多龙治水的方式需要改,但也不一定非要改成‘一龙治水’,水资源涉及各方面,更现实的操作或许是采用一种综合协调的方式,进行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姜文来说。

    浙江环保系统的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河长制”正是为了解决“多龙治水”的难题,由地方政府的行政首长来综合协调治水,将“多极治理”变为“共同治理”。

    目前,浙江对实施工作实行分级考核,省“河长制”办公室负责对各设区市“河长制”实施工作的考核管理,考核工作从2014年开始。考核采用定期考核、日常抽查、社会监督相结合的方式。考核结果纳入生态省建设工作年度考核,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具体考核内容,则包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污染治理、河道整治、政策保障与长效管理、水环境质量等5项,对工作有创新、治理成效突出的设区市给予附加分。

    最早实行“河长制”的是嘉兴市。2011年4月,嘉兴辖区内的海宁市盐官镇率先试点“河长制”,将辖区内146公里河道划分为100段,由全镇104名镇机关干部和78名村干部担当“河长”,让“河长”对包干河道的断面水质达标、水环境改善负领导责任。

    这种网格化管理、联动治水的试点模式,在一年后逐渐在嘉兴全市推行。目前,嘉兴推行的“河长制”,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集中考核”的方式,将管理责任落实到河长。

    去年11月,嘉兴专门成立了治水办,其境内县市也跟着成立了治水办,嘉兴辖区内的桐乡市在今年成立了治水办。

    桐乡市治水办工作人员徐承琪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以桐乡市康泾塘为例,康泾塘的负责单位是桐乡市水务集团,从接手初始,桐乡市水务集团将康泾塘分为6段,由旗下子公司分别组建6个巡查小组执行分段包干巡查任务,每周对康泾塘进行全面巡查。同时,会同河道流经的梧桐街道、凤鸣街道等责任单位,将康泾塘按属地分成23个分段,分别落实到沿岸村、社区和开发区职能部门负责人,履行分段监管职责,形成网格化监管模式。

    像康泾塘一样,目前,嘉兴市有着市级河长17位、县级河长183位、镇级河长1366位、村级河长4298位,已覆盖1.2万公里河道。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郁建兴这个月去杭州市余杭区调研时,也发现了当地地方干部“包河”管理的现象。郁告诉时代周报,对于日益严峻的环保问题,浙江省政府已经意识到严峻性和紧迫性,而治水战略的推出,是在强化政府的“元治理”职能。

    “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双重弥补,但是治理本身也会出现失灵,由此政府的‘元治理’功能就显得更加重要。‘元治理’是‘治理的治理’,它强调政府为治理建立一个系统环境而不是制定具体的计划方案。”郁建兴说。

    “压力变大了”

    一直以来,“关门环保”问题在区域间普遍存在,2008年,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理考核办法》。

    所谓的交接断面水质考核,是指对两地区域交接处的河流水质进行环保评估。目前浙江省一级的环保考核,其中重要的指标是跨行政区域交界断面水质考核。

    这种评估带来了相应的考核压力,与之带来的影响是,一些地方政府会抱怨邻近地区对本辖区境内的环境造成污染,甚至出现双方推诿扯皮的情况。

    2011年,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考核,在全省11个市中,嘉兴是唯一的不合格地市,被浙江省环保厅点名。2012年上半年,嘉兴因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不达标,再次被浙江省环保厅点名。

    “嘉兴市曾提出,当地一度面临‘四水夹击’污染:除工业废水污染、城市生活污水污染、农业和养殖业污染外,还有上游来水污染,如杭州流入嘉兴的水,全部属于劣Ⅴ类水质,这给原本治水压力很大的嘉兴,增加了难度。” 前述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人员称。

    今年,嘉兴市提出的河道治理目标是:首先是要求河道无黑臭现象,其次是封堵工业和生活排污口,此外的要求是水面无人为的有害漂浮物,两岸无垃圾和堆积物,还有就是要及时清理淤泥。

    树立河长公示牌是推进河长制和实现全民治水的一个重要环节,河长的名字写在河长牌上,河长牌则树立在河边的人流密集处。公示牌上标注了该河道在地图上的具体位置、起终点名称以及流经的县市区,并晒出市、县、镇“三级河长”的姓名和监督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嘉兴市辖区内一个镇的主要负责人向时代周报记者坦言,“现在工作压力确实变大了,我们被要求每周对包干河道开展检查,包括河面漂浮物、河岸垃圾、畜禽养殖排污口、生活污水排污口等方面,检查后必须填写附带现场照片的检查卡。”

    为了写“河道档案”,河长需要把沿河企业污染源、城市生活污染源都摸了个遍,每月的水环境监测报告也要详细阅读,还要召集辖区单位商议整治措施。

    “据我所知,去年嘉兴因为水污染的问题受到省里处罚,大概罚了上百万元。”前述镇委负责人士称,这种象征性的考核,如今更细化到基层政府。

    以嘉兴为例,当地要求每位河长每年要交纳1万元保证金,考核结果在70分以上的,在返还保证金的基础上,还会给予河长一定奖励,但如果考核结果在70分以下,全年的保证金将全部被扣除。

    除此之外,纪检部门也参与到了治水的考核中来,今年10月,绍兴辖内的诸暨市纪委监察局就对该市49条重点河渠的整治进度进行联合考评,对排名末3位的河长进行了集中约谈。

    “集中行政约谈是向镇街发出明确警示信号,要全市通报批评。”诸暨市政府的一位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官员的另一种压力则来自公共舆论。先于浙江电视台《问水面对面》开展电视问政的是金华市和丽水市,今年9月9日晚8时,金华市委书记徐加爱和金华市10个县市的主要领导一起参加了一档《八婺问水》的节目,直面百名市民代表尖锐发问。

    在演播现场,“一把手”们轮番接受市民代表犀利的发问,当众“检讨”本辖区内存在的水环境污染问题,并当众承诺治水目标和下一步举措。

    该节目已播出30多期,披露各类环境污染问题23个。面对水环境恶化,电视上相关职能部门的推诿、扯皮和遮掩,这个“问”直击了庸政和懒政。

    治水倒逼产业升级

    水环境污染,问题在水里,源头在岸上。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的企业大多是小而散的,这些企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为主要特征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决定了浙江的结构性污染突出,治水须先治理这些企业。

    据2011年的环境统计分析数据,浙江杭州、金华、衢州三市的化工、造纸和印染三大污染行业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占工业排放总量的71.8%,氨氮排放总量占79.8%。

    因此,治水不仅是环保的事情,更成为倒逼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种推手。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同时担任着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的委员,他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浙江的发展一直依赖于传统制造业,而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基本有赖于低廉的生产要素,即靠投入规模的扩张来发展民营经济,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内外部条件的制约,浙江的改革制度创新不足,企业的改革缺乏亮点,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呈弱化趋势,经济发展的速度开始放缓。” 史晋川说。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今年6月浙江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期间,夏宝龙提出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浙江转型发展。

    转型必先汰劣,治污必先治水,“不论从浙江发展现阶段特征来讲,还是从环境要素制约来讲,浙江的发展决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歪路和低水平发展的老路,必须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增强内生动力、持续活力和不竭红利。” 夏宝龙在当时说。

    治污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在浙江已有先例。近年来,该省开展对铅酸蓄电池、电镀等六大行业的整治,此前掀起的铅酸蓄电池风暴中,浙江全省273企业相继淘汰,如今仅剩下60家。

    畜禽养殖是嘉兴目前水环境的主要污染源之一,由于养殖面广量大,又是某些区域的传统支柱产业,因此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工作的阻力最大,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徐承琪介绍,今年4月以来,嘉兴市制定了推进生猪养殖转型发展的政策,严格划定禁、限养区,累计拆除违章猪舍429.62万平方米,遏制了养殖污水直排河道的现象。

    此外,目前,浙江正在按照“关停淘汰一批、整治提升一批、搬迁入园一批”的原则,对电镀、印染、造纸、化工、制革等重污染行业进行整治提升,水污染防治倒逼浙江省工业生产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模式正在形成。

    “转型升级难免要淘汰,我们给了排污不达标的企业改造一定的时间,如果还是不能达标排放,那就只能关停。”浙江省环保厅副厅长卢春中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包括绍兴的印染企业在内的重点治理行业,如果真的达不到排放要求,那必然是面临倒闭的。”

    史晋川认为,通过治水,一方面可以促进企业的转型升级,把落后的产能淘汰,另一方面也可以改善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环境问题,“昨天(指12月22日)我在会上与李强省长还谈到,浙江过去依靠粗放地利用廉价生产要素,并主要通过规模的扩张来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子,已难以为继。这次利用治水为重点的治污,淘汰落后产能,逼迫企业做转型升级,是走在了全国前面。转型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在新的阶段,构筑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今年9月,夏宝龙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的文章中,将浙江治水与大禹治水作了比较,“大禹治水十三年,终成青史之大业。大禹陵就在浙江绍兴,但大禹治水的精神深入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治水的民族,浙江更是治水的排头兵。今天,浙江又已经打响一场全新的治水攻坚战。”

    这场治水攻坚战的成效,仍有待时间的检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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