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和他的文学批评时代

2014-03-04 18:38:41

来源: 时代周报

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对这四个人重视不够。

本报记者李怀宇

2007年11月19日，我从波士顿坐车到纽约，刚放下行李，就步行到了夏志清先生位于113街的寓所，这里可以步行到哥伦比亚大学和赫德逊河。我看过夏先生《书房天地》一文，对他坐拥书城的情景早已了然于胸，夏先生也乐于带我四处看藏书。书架上外文书看得我眼花缭乱，夏先生笑道：“我看的外文比中文多得多了。”夏太太王洞在一旁解释：“因为他以前是研究西洋文学的，只看西洋东西，连张爱玲都看得很少。”夏先生带我到另一间房子的书架上看中国作家送的著作。“师陀一直感激我，因为《中国现代小说史》有他的一章，他是河南人，河南大学出版社也感到光荣，为他出了一套全集，载有我的书信和照片。全集八册，你看多么精美!”

“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

孙康宜的《“快人”夏志清》中说，夏志清自称保持年轻的秘诀不过是按时吃许多维生素而已。我特别留意到夏家一个桌子上摆放维生素之类的药品。聊起长寿之道，夏先生说：“我的祖父死得早，他去世后，家里的情况就大不如前。中国卫生真坏，我活到现在，清末民初，很少人寿命这样长。最不好是得过且过，生一个小病都要去看医生，看病是麻烦，但是不要怕麻烦。人老了一定要住大城里，看病方便。”

夏太太王洞总在一旁悉心照顾，后来交往我才知道，连夏先生给我的电邮，也由夏太太代劳。笑谈中，我问起当年结婚时，夏志清是否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来”的话。夏志清笑道：“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这是纽约当年最有名的Plaza Hotel，已经关门了。这个hotel很大，吃午餐都很贵，我们只请了15个老友。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初次见面，我送了一本《访问历史》给夏先生。2007年11月26日下午再去夏家，发现书上凡是提到“夏志清”之处，均画上了标记。夏先生提起其中因缘，夏太太则特别跟我说：“你访问陈之藩那篇写得最好。”我才想起《访问历史》中陈之藩先生的谈话：“唐德刚和宋淇、夏志清因为《红楼梦》争起来了，让我断。唐德刚认为《红楼梦》里的女孩，大脚就是旗人，小脚就是汉人。《红楼梦》我也看过，我确实没想过。他说人一睡觉不就得露脚吗？怎么曹雪芹就没说过脚呢？那时宋淇和唐德刚打得一塌糊涂，还把我卷进去。唐德刚骂夏志清，他说：我看《红楼梦》都是在重庆防空洞里面看的，你夏教授在哪看的《红楼梦》？你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皮沙发上看的，我看了多少年了，你才看了几年。这话损人了，俩人摆资格，无聊骂起来了。”当年唐夏二公因《红楼梦》吵架之事，如今可置之一笑，我却发现夏先生有点黯然神伤，夏太太说：“我们两家还是好朋友。”

兄长夏济安

1921年，夏志清生于上海浦东。父亲读的是吴淞商船学校，一生从商。夏志清1942年自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时，自称“当代中国小说，简直不看，一直在研读西洋文学。”我问：“您在上海读的沪江大学算是什么样的学校？”夏志清解释：“比圣公会办的圣约翰大学稍为差一点，NO.2。教会学校有很多种，沪江大学是美国南方浸礼会办的，址设江湾的校园很大，抗战开始后，学校搬进上海租界。我也住在租界，上学就像上班一样的，乘电车，回家也是这样。”

夏济安一定是性情中人。我从刘绍铭和白先勇的回忆中得到这个印象。可惜这位性情中人1965年2月23日去世，年方四十九。夏志清语带感伤：“我哥哥在南京读大学时，因患肺病而休学，在昆明、北京教书时，身体已不错。他到美国来，太用功，不去看医生。他太忙，又是单身汉，不禁烟酒，常在外头吃饭，脑充血，一下子就走了。”

我问起夏志清记忆里小时候哥哥夏济安是什么样的。夏志清说：“我从小有这样一位长兄照顾我，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福气。他比我大五岁。他去打天下，先在苏州读桃坞中学，后来到上海读立达学园、上海中学，高中则在苏州中学毕业，同学不少是名人。他念书很好，后来得了一场病，没有根治。”

《夏济安日记》里提到暗恋女学生李彦的故事。夏志清说：“哥哥1943年11月才去内地，1945年在西南联大教书，才同大一女生李彦一见钟情。1965年2月我去伯克莱奔丧，从他1946年的日记簿上看到他痴爱李彦的细节，过了几年后才决定把日记发表。原先同时在台北香港报章上连载，果然轰动。女性读者尤其喜爱这本日记。”

“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

1952年，夏志清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随后得到洛氏基金会三年赞助，从此“过了三年无拘无束、读书写作的生活。”1961年，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

我问：“您怎么研究起中国现代小说？”夏志清答：“我开始是研究西洋文学的，从做学问开始，当年真是没有时间去研读中国文学的。我最近看金庸的一篇文章讲，他看《家》是在小学时。很多中国人年纪轻轻就看了巴金，感动得不得了，待年长后，对年轻时所看过的像巴金这类的作家，仍保持好感，改不过来。我是拿到博士后，才去仔细审读中国现代文学，就不容易像当年中学生一样被感动而叫好了。我原先是要写一部现代文学史的，发现早期白话新诗写得这样坏，简直无法作评，倒是小说比较耐看，就认真去写一部小说史吧。我不看中国东西的，一直看西洋文学。我读英国文学，主要先研读英国的大诗人，中国新诗太嫩，简单明了得一点韵味也没有，没法跟英国名诗比。散文好多了，可是散文不好讨论，小说写到人生各种问题，容易讨论。”

夏志清谈起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心得：“中国文学史最不好就是抄人家的，人家这样讲，你也这样讲。我是不跟人家走的，自己有自己的看法。而且我西洋文学的根底好，看的书也多，写出来的评论，较有分量。《小说史》有个好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是有个人观点的第一本。别人的书，大话很多。我批评鲁迅的话，别人不懂的，鲁迅的小说不错，《阿Q正传》不太好，滑稽太多了。”

夏志清又说：“老舍的《四世同堂》抗战以后为评者大捧，惟我独表异议。当然老舍有才，有中国老派人的味道。老舍在英国、美国都待过，后来变了。中国作家变得最可怕的要算郭沫若和老舍两人了。郭沫若不用提了，老舍变成了一个多产作家，写了不知多少剧本。”

力捧四作家

《中国现代小说史》成为经典，夏志清颇为得意的是捧四个人：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张天翼。在他之前，一般现代文学史对这四个人重视不够。

那时李安导演的电影《色，戒》正在纽约放映，在纽约华人圈中是热议的话题。我便顺口问夏先生：“您怎么看张爱玲的小说《色，戒》？”没想到夏志清的回答是：“《色，戒》是后来的东西。很奇怪，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要写的东西实在是写不完的呀。可惜她虽长期住在美国，她想写的资料，还停留在当年上海那段岁月，所以很吃了些亏。她到纽约来住过一两个月，我请她到上海饭馆吃汤包，蟹壳黄都请不动。”

《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我问：“在1940年代，《围城》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夏志清说：“《围城》初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读者一定很多。可是到了1940年代后期，上面要打钱锺书，即在香港就有几篇文章苛评《围城》，上海当然更多，当年骂钱锺书、骂沈从文，都是配合上面的需要。骂人最厉害的就是郭沫若了。”

张爱玲、沈从文、钱锺书都红了，唯独张天翼没有红。我说：“经过半个多世纪以后，应该是作品来说话，现在看起来，张天翼的东西站得住吗？”夏志清马上说：“当然站得住了，我的话也没有假的，他最厉害了。张天翼脑子里资料丰富，文采比鲁迅不知道高出多少倍，讽刺天才！沈从文和张天翼两个人才太高了。可张天翼就是不红。”

“我怀疑是不是作品本身的问题。夏先生，您有没有看走眼？”

“我怎么会看走眼呢？没有人捧他，什么道理？这句话问得好！很可能，他奉命改写儿童文学，对整个文坛就没有影响力了。”

夏志清1962年应聘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副教授，1969年升任为正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国文学名誉教授。他扬名海内外的两部英文专著是《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年初版，1971年增订）和《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我和夏先生的两次长谈，话题的中心总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反而没有细问《中国古典小说》。现在回想，可能《中国古典小说》中探讨的六大名著说的人已经太多了。后来发现夏志清生平所读的第一本名著是《三国演义》，不免勾起我少时读《三国》的快事，夏志清的许多见解很合我的口味。至于夏志清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是“明代最伟大的作品”，独家分析之妙，更使我心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