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杀马特”，几人知我心

2013-12-12 01:35:53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先来听一首歌。不过只有歌词：“baby\你妈妈一直说我老土\我就找了村口王师傅烫头\她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悠悠的唱着那最炫的民族风\ 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要去摘\你\心太软\心太软\爱情不是想买就能卖\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baby\你爸爸一直说我没用\我就跟了王师傅学洗剪吹\他就不会再来拆散我俩……\my baby\我们一起喝可乐可乐可乐可乐可乐\还有芬达……\小薇你可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你\你喜欢的韩庚他根本配不上你……”

这首歌叫《杀马特遇见洗剪吹》，是一首流传已久的网络“神曲”。中间串烧的“民族风”、“心太软”、“爱情买卖”等，也是横扫“五线城市”、城乡结合部、山寨手机、理发店、县城广场、郊区超市的“神曲”。“杀马特”，是一个生活在我们身边，却久被遗忘、被遮蔽的群体。这首歌描述的就是一个完整、典型的“杀马特”形象。孤独杀马特，几人知我心？这首歌或已告诉我们许多。

关于城市“光怪陆离”的想象

不久前美国《外交政策》网站报道中国的“杀马特”现象，说杀马特是“迷失在中国城市化大潮中的年轻移民”，杀马特现象“折射了中国的阶层分化”，引起广泛关注。“杀马特”是英文单词“smart”的音译。“smart”有“聪明的、机灵的、漂亮的、时髦的、神气十足的”等意思，杀马特显然取其“时髦、神气”，乃至延伸出“另类、非主流”之意。近来在网络上遭到调侃的“杀马特”人群，主要指向90后农民工群体中的一些人。他们一般只受过中学教育，以初中、职高毕业为主。他们缺乏谋生技能，在大城市中从事收入很低的工作，比如“发廊小弟”、保安、快递员、服务员，以及富士康之类工厂的工人。

他们的另类、“前卫”主要体现在“惊悚”、“雷人”的发型、服饰、化妆等方面，比如像被雷电击中、根根直立的海胆头，蓬松如鸡窝如草垛的爆炸头，鸡冠头，还有“状如某种病毒分子结构”的发型，“反重力学规律”的发型，等等，普遍使用大量发蜡，染各种夸张的颜色，处处突破传统美学规律。发型之外，他们还经常描眼线化浓妆，挂铁链穿体环，奇装异服，极尽繁复，但都是廉价的地摊货。每人还必备一部画龙点睛的“神器”，即国产山寨手机，普遍热衷于在QQ空间里晒大量低像素的自拍照。他们的生活境况，则如外媒所描述：常常流连在中国大城市社会底层的小理发店、烟雾缭绕的网吧、路边摊，与围绕他们的亮堂堂的写字楼和奢华百货中心格格不入。

随着90后农民工群体的成长壮大，杀马特风格在他们中间迅速风行，城市杀马特现象由此愈加凸显，引人注目。但从文化渊源来看，“杀马特”并非90后农民工群体首创，他们热衷于这种风格，首先是出于模仿，即对他们心目中的城市人形象、“潮人”形象的模仿。模仿、流行之后又可能形成他们自身的特点，打上这个群体专属的烙印，这是文化传播的一般规律。

模仿背后的群体心理不难理解。因为他们开始把自己视为“城市人”，或者说渴望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所以至少在形象上、生活方式上要表现得像个“城市人”，而尽可能地不像乡下人。要做到尽可能地不像个乡下人，就要模仿最不像乡下人的城市人。循规蹈矩的小市民与乡下人的区别经常不明显，而城市中90年代以来形成的另类非主流年轻人群，则是他们看得见的、乡下绝无、而专属城市的形象，于是很自然地就成为他们的模仿对象。而这种形象，也符合大多对城市并没有深入了解的乡下人对城市的“光怪陆离”的想象，这种装扮风格于是在初踏入城市的年轻人中间具有相当的传染性。

个性觉醒时期的普遍性焦虑

中国城市中的“杀马特”亚文化的兴起，要早于90后农民工长成的年代。“杀马特”开始是属于城市街头青少年的。一般认为，这是受到日本80年代末兴起的“视觉系”摇滚音乐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另类文化。

中国的“杀马特”，与音乐已无任何关系，而成为一种主要属于青少年、带有街头文化色彩的另类时尚。一位“玩过几年非主流”的上海高中女生声称自己现在“超级讨厌杀马特”：“烫个爆炸头就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没文化没知识、恶心、幼稚、白痴……杀马特只会靠父母养，那衰样能找到好工作！”她所痛斥的杀马特并非90后农民工，而是出身城市的青少年。她的话也道出了杀马特文化的一些秘密与问题。

中国的杀马特文化主要属于青少年，尤其是较下层的城市青少年，原因在于，青少年时期是人的个性觉醒的时期，尊严与荣誉感觉醒的时期，人在这个阶段往往有一种普遍性的焦虑，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卓尔不凡，急欲通过种种方式表达自己独特的存在。而这一时期他们又普遍缺乏证明自己的资本。内在的东西不足，就靠外在的东西来标新立异，引起关注，申明个性。成绩优异的孩子有炫耀的资本，家庭优越的孩子也有炫耀的资本，甚至长相好的孩子也心气平和得多。而这一切都缺乏的孩子则更容易走上杀马特之路，标新立异，以表达个性，彰显存在。

比如，网上大量推销杀马特形象的发型屋广告，无一例外都是打“个性”牌，比如这样的解说词：“无比炫耀”、“超强个性”、“哥特摇滚范，潮流个性”、“发型回头率百分之百”，等等。而一个事业有成、成熟自信的人，自然无须用发型来证明自己。一惊一乍、夸张怪异往往源于匮乏，源自底气不足。

标新立异以显示个性，这是人在青少年时期的普遍现象。而对90后农民工来说，在这里出现一种叠加效应。首先，作为青少年，他们具有这个年龄阶段的共同心理需求与行为倾向；其次，与牛马般劳作一生的父辈不同，他们文化水平较高，从小生活相对优裕，个人尊严感因而也较强，更加追求个性之张扬，追求人之为人的生活。进入城市，一个丰富绚烂、充满吸引力的世界摆在他们面前，然而，经济、文化上的各种劣势所造成的巨大压力也扑面而来。于是，作为一种心理反弹，“杀马特”在他们中间也迅速扩大、流行起来。乃至，这个本来发生自城市青少年的亚文化现象，如今几乎成为90后农民工的一个标识符号。

中产阶级遇见洗剪吹

杀马特形象最典型的代表大概就是“发廊小弟”，理发店打工者，这一群体因工作关系，需要以年轻、时髦的外表示人，他们最早实现了“杀马特化”。前揭歌曲《杀马特遇见洗剪吹》的作者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来刻画杀马特形象，在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的描写都很到位：“我”为改变“老土”的形象所以烫头，我要做个有用的人所以学洗剪吹，我们喝可乐喝芬达，这是我们能消费得起的物质时尚，我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则是“心太软”、“爱情买卖”、“最炫民族风”这类知识精英视为低俗的歌曲。而所有的杀马特，都离不开“洗剪吹”，因为杀马特的根本标志是发型，是由“洗剪吹”塑造出来的，“杀马特”就是“洗剪吹”。所以，越南杀马特风格的HKT组合，一进大陆，就被网友送上“洗剪吹三人组”的称号，被极尽调侃与嘲弄，比如“具有亲切的农村非主流和农业重金属摇滚范儿”、“欢迎来到中国，你们一定能在五线城市站稳脚跟并盘踞当地发廊排行榜首”、“看三位穿的鞋，我瞬间石化了！”，还有人惊呼被其“销魂照片”雷得“外焦里嫩，人仰马翻”。

杀马特形象，本身是二代农民工群体努力向城市文明靠拢的产物，是一种精神文化上的更新，但这种形象却遭到了“城市人”的恣意嘲讽，可以说这种更新并不成功，或者说远不到位。在城市知识阶层、中产阶层看来，这种时尚上的冒进，反而“暴露”了自身土气、俗气的“文化贫民”真相，变得“惊悚”、“雷人”而难以接受。

这一点倒也毋庸讳言，在“城镇化”成为深化改革重大战略目标的背景下，需要正视的是，农民工、新移民群体，不仅经济资本匮乏，文化资本同样匮乏。

文化资本，在布迪厄看来，甚至比经济资本更能标识、决定一个人的阶级归属。“文化物品更能表达社会区隔”，布迪厄强调，人们在文化实践、文化消费方面表现出来的趣味、审美偏好，才是把不同阶级区分开来的关键。这种趣味差别体现在对音乐、绘画、文学的喜好上，体现在对服装、家具、烹调等的选择上。所以，布迪厄用非工作性阅读、去剧院、听古典音乐、阅读《费加罗文学》等为指标区分社会等级。

审美趣味，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重要密码。趣味相当的人，举手投足，心领神会，更容易成为朋友，结成圈子。趣味不同，则要么不理解，要么心生鄙夷，难以深入交往。文化资本还有更功利的一面，比如，父母是公务员的孩子从政更得心应手，父母经商的孩子，商业头脑也往往较好，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耳濡目染这方面的信息，对这种文化极为熟悉，“子承父业”后，不需要特别帮助，他们就知道如何去找资源、拉人脉，按照这个行业游戏规则来玩。

对欲融入城市的二代农民工群体而言，文化资本上的劣势无疑是他们真正实现城市化的一道玻璃门，这种劣势可能比经济资本上的劣势更难以克服。因为，文化资本的获得与经济资本不同，它是个体在漫长的成长时期逐渐习得的，家庭是文化资本的始源，是文化资本再生产的最重要的场域。要弥补文化资本上的差距，需要漫长的教化过程，无法实现暴发户式的转变。归根结底，城镇化是“人的城镇化”，杀马特现象凸显，也说明“人的城镇化”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使命。

杀马特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一种青少年街头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街头嘻哈文化。但杀马特不应成为标识二代农民工群体的专用符号。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现象，是半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这个阶段应该尽快过去。让二代农民工不但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成为真正的城市人，是城镇化的目标，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实际上，中产阶级们“消费”杀马特，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相比成熟的现代文明，中国现在的各阶层大概都处于杀马特阶段。那些住在“夏威夷公馆”、“加州小镇”、“莱茵城”、“爱丁堡一号”里的中产阶级们，那些抱着速成手册学习酒会、舞会、音乐会礼仪的小资们，那些佩戴粗大金链、爱马仕、LV的土豪们，在西方人眼里，或许都是杀马特、洗剪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