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绑定的院士

2013-12-12 05:14:37

来源: 时代周报

院士制度已经“非改不可”，名誉、社会地位、学术话语权、个人待遇等各方面的优势实际上让许多院士对这一头衔难以割舍。尽管也有不少年老的院士希望彻底退休，但却几乎都无法得到所在

本报记者崔烜发自北京

去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同时举行的一次闭门学部会议上，院士们讨论了一份改革院士制度的报告，如今，这份报告的要点都写进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文件。

今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改革院士遴选和管理体制，优化学科布局，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试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外界普遍认为，院士制度的全面改革已经箭在弦上。

受访的院士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感到振奋”，院士制度已经“非改不可”。

但实际上，在匿名的情况下，院士们对改革仍有保留。

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徐飞曾对100名中科院院士、150名博士生导师及250名博士研究生进行问卷调研，院士赞成终身制的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

名誉、社会地位、学术话语权、个人待遇等各方面的优势让许多院士实际上对这一头衔难以割舍。

尽管也有不少年老的院士希望彻底退休，但却几乎都无法得到所在单位批准。

副部级待遇

一直以来流传的说法是，院士能够享受副部级待遇，但在中科院与工程院的章程中都没有相关的规定。

“我们从来没有像外界传言那样有副部级待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所长欧阳钟灿今年回应说，院士没有行政级别，所谓“副部级待遇”他从未享受到。

“这都是地方给的一些待遇、奖金，但是在北京，我们也没享受到这个待遇。我当所长的时候，院士的工资都一样，没有高的，比一般机关每人多1000块钱。”欧阳钟灿说，所谓的“副部级待遇”应该来自于地方政府、院校以及企业，“北京的院士基本见不着。”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交通大学教授王梦恕也向时代周报透露，院士的待遇各不相同，因为有很多院士除了在本单位供职外，还在很多学校都有兼职，甚至在企业也有不少院士担任各种职务。

“到处都在邀请院士过去，也很难推掉。”王梦恕说。

徐飞所做的另一项统计则显示，在78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共有5610项兼职，人均兼职7.2 个。

徐飞向时代周报称，人们对院士的争夺并非是不理性的行为，因为院士增选在各省级行政区、高校、学科等方面存在严重的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有些地方没院士，一些高校为了评‘985’啊、‘211’啊，所以他们包装这些院士，造成不好的影响。”欧阳钟灿说。

实际上，地方对院士的争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除了提供巨额的年薪，安家费外，房子、车子、秘书、保姆更是一应俱全。

时代周报查阅信息显示，地方学校给予院士的年薪待遇基本在100万以上，并且安家费、科研经费等都超过数百万。越是缺少院士的地方，所开出的价码越高。

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院士愿意挪到二线的院校和城市中去，他们更愿意接受客座、兼职等邀请。

除了在不同的学校兼职，更多的院士也愿意接受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顾问邀请。

如扬州市今年4月就邀请了40多位两院院士到访，由当地科协牵线，新建立了8个“院士工作站”，同时到访的院士还为当地经济“把脉”。

“两院院士都是搞自然科学的，怎么可能懂经济，但很多地方政府就邀请他们做顾问、参事，就是到地方上转一转，说一些外行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畸形的崇拜。”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顾海兵向时代周报表示。

但与科研项目上的话语权相比，地方提供的各种优厚待遇实际上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大。

顾海兵分析说：“当上院士，就是无可争议的学术带头人，参与各种课题申请的评委，对科研经费就有了予取予夺就有了决定权，涉及的金额上千万上亿，这巨大的利益才是争夺院士的动力来源，然而这与院士的制度其实并没有关联性，因此并非是制度出现了问题。”

院士的官场

除了副部级待遇，越来越多的官员院士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在9月10日开审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受贿案中，张曾供述，检方所指控的4755万元受贿金额中的2300万元，张主要用于运作自己成为中科院院士。

在不少的官员落马案件中，人们都能看到官员“运作”院士身份的例子，原四川省交通厅厅长郑道访、原湖北省交通厅总工经德良，原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党组书记陈明宪，都曾经是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

官员当选院士，早已是屡见不鲜。

顾海兵曾选取中国工程院的医药卫生学部和工程管理学部两个学部共计143位院士作为样本，调查院士的具体职务和行政级别，结果发现，这其中的2位院士担任国家级副职以上职务，19位院士担任省部级副职以上职务，并且这其中大部分的院士行政级别都在县处正级以上，而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仅有3人。

“官做院士与院士做官当然是两个概念，前者是指有政府行政机构职务的人员评选为院士，后者是指院士在所在单位的行政级别。当然，由于教育科研现在依然是行政化的，院士往往在所在单位担任学院院长、研究所所长、大学校长等职务，他们相对于政府官员而言，也是有行政级别的。”顾海兵解释说，“因此两者又是相通的，如果一位学者在科研单位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实际上他也很难当选为两院院士，而实际上我们所看到没有担任行政职务的院士，很多在之前也是担任过类似职务的。”

其中，工程管理学部更是一直被外界质疑最多，厅局级及以上的院士占了89%，而医药卫生学部仅为50%。

成立于2000年的工程管理学部是中国工程院中成立最晚的学部，而当时由于院士们的反对，直到第二届才开始增选，而第一届则由工程院的院士跨学部院士组成，以保证学部公正性。

但十年过去，工程管理学部还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高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工程管理学部的有效候选人名单中出现过铁道部、建设部、教育部、卫生部、农业部、公安部、税务总局等部委多位现任或卸任的部级领导，而宝钢、鞍钢、武钢、邯钢、唐钢、中石化、中石油等大企业的老总也是参选院士的常客。

“这不是工程管理学部独有的问题，在国外的科学学会（科学院）中，也有吸收工程管理方面会员的情况，但这些学会都是独立于政府的，评选也有很好的透明度，因此就很少有这样的质疑。”顾海兵说。

院士之路

目前，两院院士的提名和评选方式类似，如《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办法》规定，候选人有院士、单位或全国性学会三种渠道进行提名。

其中单位提名包括：“中央、国务院各有关部委、直属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系统，所属范围和地区内的设计、研究、建造、运行单位和高等院校、企业、事业单位等。”

这意味着院士候选人的提名的渠道极其广阔。

“省部一级政府都有推荐候选人的权力，中科院本身也只是国务院下属的一个部级机构，大家都是平级的，他拒绝不了各部、各省的推荐人选。”顾海兵分析说，这就使得很多原不属于学术圈的官员有了参加院士评选的机会。

“各个部委其实都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院士，特别是原来的铁道部，需要院士的头衔来对高铁技术进行认可，带头的主管自然就在推荐之列了。”王梦恕说。

在提名之后，候选人需要过的是学部这一关，根据《中科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条例》规定，院士候选人由本学部院士投票产生，其中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应超过本学部院士总数的一半以上，而获得赞成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满额为止。

并且，院士的选举结果基本也是遵从该学部的院士意志，这样虽然能避免乱投票的情况，但同时降低了游说的成本，毕竟学部的院士人数有限。

据媒体报道，原铁道部的张曙光为了竞选，多次邀请院士到各地“参观”高铁技术成果，然后对这些院士开展公关工作。

但除了学部的选票外，评选院士仍需要提供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工程院副院长沈国舫曾在一次院士增选评审会议上透露，有单位对院士候选人刻意包装，论文请人写，著作组织人来编，科技进步奖也通过包装取得。有的甚至将本单位的大多数科研成果都用来包装一位候选人，并对投诉者加以劝阻，施加压力。（详见《南都周刊》“高院院士”养成记。）

张曙光所采取的策略也与此类似。

据报道，2007年3月，张曙光在北京香山一家五星级酒店，组织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南车四方、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一批国内科研机构专家为其写书和申报资料，从3月开始写，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三本书，最后只署了张曙光一人名字，并且出版日期都往前推，以抹去赶工的痕迹。

在2007年，张曙光差7票；2009年，张曙光仅差一票，最终并未如愿。

此外，类似烟草院士以及院士剽窃等事件，令院士在公众心中的光环减弱，甚至质疑院士在学术领域的专一性。

退出之难

沈国舫今年11月刚刚度过了他的80岁的生日，但早已卸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他如今仍在为自己的退休问题奔走，他的数次公开呼吁也让他又再成为了媒体的焦点。

沈国舫曾担任中国林业大学的校长，但当他把退休问题抛到现任校长面前时，对方却明确回绝了老校长的要求，“你是我们学校的旗帜，你们还代表了学科发展方向，你还要为我们学校或者学科发表意见，提出一些指导的意见。”

因为是工程院的院士，并且曾任工程院的领导，沈国舫每年收到的各类会议、评审活动纷至沓来，沈国舫不胜其扰，希望能以退休为理由拒绝这些邀请。

“如果我退休了，我有一个理由，我说我退休了，我有一些事情我可以不参加了。”沈国舫说。

实际上，在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就通过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便有相应的退出条文。即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不担任院士大会常设领导机构成员和各学部常务委员会成员等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外籍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工作，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而《中国科学院章程》对院士的退出，也有相应的制度，即有不少于五位院士书面提议，或者经学部常委会、主席团提议，要求撤销其院士称号，由本学部全体院士投票表决，通过相应的比例，可作出撤销其院士称号的决定。

但至今，沈国舫未能如愿。

比沈国舫年长一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则在9年前成功地退了下来，但至今仍是特例。

“2004年，我72岁时才正式向组织呈报想法，军事医学科学院对我很了解，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报到总政，就不好处理了，因为这没有先例。文件上没说过院士什么年龄能从单位退休，也没说院士不能退。程序怎么处理？谁来批？最后又从总政报到中央军委，到第二年才批下来。”秦伯益回忆说。

但秦伯益只是从军事医学科学院的职务退了下来，他至今仍是中国工程院荣誉院士。

“院士在国外也没有终身制的，因为大部分国家的院士都只是会员。”顾海兵说道，“合理的退出机制是必须的，不仅仅是年龄问题，包括学风问题，如果有学术不端的院士，就应当让他退出，就比如张曙光的例子，如果他当选了，但后来落马了，我们并没有机制让他退出，就让全体院士都很尴尬。”

“事实上在国外的主要发达国家，除了俄罗斯以外，基本都没有大而全的科学院，而只有松散的科学学会，并且科学学会本身也不会自称自己的会员就是本国的最高科学头衔。”顾海兵进一步说道，“但很多时候为了跟国内的两院院士对应，我们往往将学会翻译成学院，例如英国皇家学会常翻译成皇家学院，美国国家科学学会翻译成国家科学院，这都是误解。”

“学会会员与两院院士是刚好相反的，两院院士每月会有津贴发下来，但学会的会员却每年要交会费，否则转成荣誉退休会员，丧失投票权。”顾海兵建议，在目前没有重大科研成果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停止增选两院院士十年，或者参照国外的学会制度，将两院移交到中国科协下，去除院士制度的行政化影响，并且建立公平透明的评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