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需要好的海外代理人

2013-11-14 08:29:35

来源: 时代周报

目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家自身与海外文化圈的交往。事实上，莫言、余华、苏童等一批在海外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私下里与一些汉学家、海外学者的交往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论语亦应时而生。但究其本源，“走”是一个动词，用来形容一种过程，也呈现某种状态：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中国现当代文学还“在路上”。用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的话来说，对整个中国文学而言，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当然有其正面影响，但也“不要抱太大希望”。实际上，这种一荣俱荣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民族心态的微妙折射—我们强大了，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平常心对待荣辱的程度”。

本报记者李兮言发自广州

大概很少有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在每年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对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谁家保持如此浓厚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

2012年秋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将一场揭晓谜底的等待演变成了一场狂欢。“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论语亦应时而生。

同为作家，甚至是被认为与莫言一样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重量级作家，王安忆对此出奇的冷静：

“即便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对我们中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我个人也怀疑从此西方是不是对中国文学就会关心？莫言得奖那几天我正好在英国，他们都不知道莫言。有的时候我也问我自己，为什么人家对中国文学不关心？但我们也需要反问自己，比如我们对老挝关心不关心？我们对津巴布韦关心不关心？其实有许多地区、许多国家都是在主流视野之外的，中国在西方世界里面其实是很边缘的地方。”（详见詹明信、张旭东、王安忆对谈：《人人有手机，城市还有故事吗？》2013年《书城》7月号）

作为“去边缘化”的反面，“过度中心化”正是莫言获奖后中国文学评论界产生的集体幻象之一。实际上，中国文学的海外之路仍旧极其漫长。在这条路上，还有远比作品实力更为复杂的各种因素。

翻译难题

中国文学走向世界，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翻译。哈佛大学东亚语言系教授王德威、MCLC（《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主编邓腾克等汉学家均持同样观点。

莫言很幸运。莫言小说英文版的翻译是葛浩文，瑞典版的翻译是陈安娜，这两位均是极为优秀的翻译家。“葛浩文既是研究者又是翻译者、作家，这样的翻译者特别理想。这对保证作品质量很重要，实际上，中国很多卖到海外版权的文学作品，翻译太糟糕了。” 浙江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所主任刘江凯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莫言小说的日本版翻译家吉田富夫也是相当有实力。同样是乡村孩子出身，“吉田富夫译到《丰乳肥臀》中母亲赤着上身打铁时，潸然泪下。他说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打铁的。有这样的情感呼应，他的译文势必会准确有力。” 旅日作家毛丹青表示。

代理机制缺位

目前，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推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家自身与海外文化圈的交往。

作家高行健即为典型。法语系毕业的高行健具备对外交流的语言优势。1979年5月，高行健作为全程翻译，陪同巴金等中国作家访问巴黎。“从那以后，他的确把重心放到了写作和加强与知名文化人的交往上来。”高行健前妻在香港《苹果日报》撰文回忆。1987年，高行健应邀赴德国从事绘画创作，翌年开始长期定居巴黎。1989年就已成为法国“具像批评派沙龙”成员，连续三年参加该沙龙在巴黎大皇宫美术馆的年展。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在欧洲文化圈人脉已熟。

事实上，莫言、余华、苏童等一批在海外具有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作家，私下里与一些汉学家、海外学者的交往都属频密。刘江凯曾经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推广时受何影响的因素分析，其中就包括作家个人关系的海外拓展。“中国的作家已经慢慢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已经懂得有意识地去结识海外翻译者、文化人，这几年我看到过不少。”

作为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主要介绍人，顾彬也曾向刘江凯坦承，自己选择中国作品，有时的确是依靠自己认识的一些诗人推荐。海外汉学家在某种程度上，担起了中国作家海外代理的身份。

与此相应，中国文学的海外代理机制仍旧非常落后，缺少有效的推广渠道。

在欧美图书市场，“作品经纪人”这一职业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曾有数据统计，欧美九成大众读物都是通过作品经纪人代理的。这些专业的作品经纪人会主动发掘有潜力的作家，并为其处理版权事宜、联系出版商、宣传推广等。目前，几位在海外传播力度相对较大的作家如莫言和余华，其海外版权代理相对成熟。

“海外版权代理人、经纪人会与海外图书公司合作，加强推广宣传，像莫言，就有很多机会直接参与到海外的推广活动中去。”刘江凯说。《收获》杂志副编审叶开也回忆，莫言在美国的很多地方举办过“读者见面会”等活动，与普通读者亲密接触。在西方，作家读者见面会的主要人群为中老年人群—他们正是小说的主要阅读群体。

相比之下，陈忠实作品的海外出版过程要坎坷得多。作为陈忠实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白鹿原》在国内目前已经有40多个版本，也已出版日、韩、越和法四种外文版，却仍缺少最具影响力的英文版。陈忠实表示，签约法语版权时，法方编辑表示还想出版别的外语版，自己于是轻易答应。结果法国方面未能如期实现承诺，而一切就要等版权到期才能再做商议—如果陈先生有专业的版权代理，类似问题将很难出现。

对知名度相对弱小的作家而言，想借由现有推广机制迈向海外的门槛无疑更大、更宽。在国外图书市场负责引进中国文学作品的人，常常并不了解中国文学。“缺少汉语人才的出版社有时会找来一个中国留学生，就某篇中国文学作品写一篇读书报告。仅凭这篇报告就能决定这部作品能否在这个国家推广，写报告的学生往往对文学作品毫无理解能力。”法国汉学家何碧玉说。

“作家在写出好的作品外，还需要有一个好的文化代理人。这个代理人的形象可能是海外翻译者，可能是学者教授，也可能是一个更细腻的国家级文化机构操作跟资金。”王德威建议。

亚洲影响大于欧洲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海外传播分为两个中心：一是以欧美发达的经济和文化为传播中心；一是以受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的亚洲国家为中心。

“毫无疑问，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而言，无论从质量上还是数量上，目前日本的研究程度都是最高的。还有一个国家非常值得重视，就是越南。就越南在2000年后翻译中文作品的数量变化幅度来讲，是所有国家中力度最强的。当代中国文学作品里，翻译最多的不是想当然的英语，而是法语、越南语或韩语。”刘江凯介绍。事实上，余华的经典作品都已出版越南语译本，且堪称神速。2005年8月，《兄弟（上）》才在中国出版，同年11月就出了越南版。《兄弟（下）》最早的海外译本也是在越南。

相较于亚洲国家，中国文学在西方国家的影响力相当边缘。评论界一般认为，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国力总体增强，是中国文学进入国际视野的大背景，但是，“能进入西方主流文化视野的还是凤毛麟角。”文学杂志《收获》总编辑程永新表示。

而据中国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在2010年的统计，仅以作家出版社为例，五年间共出版170部外国作品，而国内作家版权输出、译介到国际上的，只有5部。

一个孩子刚刚学会蹒跚地走路，妈妈会很自然地向周围的邻居们夸耀：“看！我家孩子昨天自己去外面散步了，回来还给我拿了朵花呢！”刘江凯用这样一个比喻，形容国内对莫言获诺奖后就认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了”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