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课教师吴学敏：梦想照进现实

2019-08-09 16:42:39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尹鸿伟发自贵州纳雍

“月工资25元”。

贵州省纳雍县锅圈岩乡拥护村代课教师吴学敏成了网络红人—2012年5月31日，有网友在腾讯微博上公布了他及另外4名民办、代课教师的一份工资单。

51岁的吴学敏命运就此发生改变：媒体记者一拨拨前来采访，当地领导一轮轮谈话安抚，吴学敏也由代课教师转成工勤人员，工资也从25元涨到1000元，“扣掉养老金等费用，每个月实际可以拿到842元5角”。

2012年6月5日，吴学敏也开通了腾讯微博，对关注和大力支持乡村代课教师的网友表示感谢。

“没有想到网络有这么大的力量，让我的工资收入突然翻了40倍，身份也总算固定下来了。”2013年10月中旬，一身廉价衣装的吴学敏在家中对时代周报记者感叹，“虽然转成工勤人员并不是我的初衷，但是总比代课教师强多了。”

现在，已经不用再登台授课的吴学敏，每天依然要从家里步行半小时到昔日任教的塘边小学上班，他的主要工作是负责教室外围的安全。而每次路过教室，他都会忍不住往里面看看。偶尔，也会有学生叫他“吴老师”。

吴学敏不过是中国民办、代课教师的一个缩影。“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作为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农村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民办、代课教师这类在农村学校中没有事业编制的临时教师，一直广泛而长期存在着。他们中，民办教师经过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合格上岗，而代课教师则基本上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虽然他们与正式的公办教师在“教书育人”这一点上并无本质区别，但在待遇和社会地位方面却相差甚远。

多年来，无数民办、代课教师在贫穷、孤独中苦苦挣扎，有的甚至不惜以死抗争，只为了有朝一日能转正成为公办教师，获得体面的生活和应有的尊严。

“吴老师”的25年

吴学敏1962年出生在锅圈岩乡一个农民家庭，1979年初中毕业后去当兵，在部队里学习了绘画、音乐等技能，1985年退伍回到老家。

贵州的农业条件并不好，锅圈岩乡一直很穷，吴学敏家也很穷。从土里刨食艰难，吴学敏曾经做过很多短工。不过，由于有绘画和音乐特长，他后来被村干部动员出来做代课教师，“因为村里小学的学生没有老师教了”。

就是这样偶然的机会，让吴学敏走上了讲台，而且他各种科目都教。从1988年9月起，他先后在当地的拥护村、汪家寨、盐井、民生和塘边等小学做代课教师，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

“日子一直都很苦，”吴学敏说，“但是也很快乐，尤其和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候。看着他们一天天长大，一天天知识在增加，我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很有价值，也为社会作了一点贡献。同时大多数学生也很喜欢我，相处时间长了都有很深的感情。”

师生情深有例可证：2001年9月，吴学敏离开工作了6年的民生小学，到塘边小学代课。不料民生小学的45名学生有43名走了很远的山路，跑到塘边小学求他回去。当时，学生们哭了，吴学敏也哭了。

“我是没有办法，因为民生小学离家太远了，要走两个多小时山路，而塘边小学才二三十分钟。”吴学敏说，“由于家在农村，我的经济情况非常差，需要养3个孩子、种地、养猪，完全靠我老婆一个人真是顾不过来，而我只能利用晚上和周末休息时间帮忙。”

吴学敏把43名学生送回民生小学安顿好才离开。孩子们当然无法理解一名代课教师的辛酸人生。吴学敏从1988年开始代课，政府每个月发放给他相应补助25元，2001年曾经提高到60元，但2012年又恢复到25元。

不过，吴学敏也曾经有过“高收入”的年份。1992年8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人事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改善和加强民办教师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了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但吴学敏并没有享受到这次政策利好，转成民办教师。次年，背着家里欠下的上万元高利贷，吴学敏自己转到邻近水城县的汪家寨爱国小学代课，那里每月工资有400元，但是离家很远。而最大的诱惑在于，当地有煤矿可以打工，白天从矿洞里背一吨煤出来可以挣18元，晚上则可以挣20元。

于是，吴学敏每天放学后，下午5点到晚上9点去煤矿背煤，然后回来批改学生作业。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咬牙省吃俭用，吴学敏终于还清了所有欠债。

“当时很多人，尤其是学生家长非常不理解我的行为。但是我这人爱面子、不求人，从来不告诉他们家里的实际情况。”吴学敏回忆早年的苦日子：“那时候，一把面条全家都要省着吃一个星期，更多的时候只能吃玉米和土豆，只有在逢年过节时才敢买几斤大米回来尝尝。”

一次，锅圈岩乡乡长到民生小学视察工作，获悉吴学敏很困难，特意拨了200斤玉米给他充饥，“这恩情我们全家一直记着呢”。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一直是代课教师，但是吴学敏并没有因此受到学生和家长歧视。他们对教师的身份似乎不太在意，只关心老师的课上得好不好、对学生的态度好不好。

对此，吴学敏说：“许多人其实弄不懂我们这些人的历史贡献。可以说，没有大量的代课、民办教师的长期存在，国家的九年制义务教育都很难实现。因为政府对教育行业的财政投入远远不够，即使到现在，有些学校仍然在使用代课教师上课。”

站在讲台上，心里踏实

“很多人都奇怪，每个月25元，我是怎么养家糊口的，这样长年做代课教师的目的是什么?”吴学敏解释说，“首先，我一直代课肯定不是为了25元;其次，只有坚持代课，我才有机会转成有教师任用证书的民办教师，才更有机会转成正式教师。”

而一旦转正了，不仅教师“身份”会得到承认，而且在职时工资有二三千元，退休后更有五六千元。相比山区尴尬的经济状况和寒碜的薪资水平，这样的诱惑很难让人主动放弃。

吴学敏坦言，从代课教师转成民办教师是第一步，从民办教师转成公办教师是第二步，每一步都非常艰难，“需要时间，需要能力，有时还需要金钱和关系……”担任代课教师期间，他咬牙花六七千元钱自费学习了贵州师范学院的函授大专课程，并拿到了毕业证，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转成公办教师。

然而，命运总是蹉跎。“一年又一年，每一年都在等待，就这样二十多年过去了，别说正式教师，就连民办教师的门槛我都没有办法跨过去。”吴学敏说，“很多次我都想放弃了，但是看见那些可爱的学生，想想自己多年的煎熬，又不知不觉地走进教室。站在讲台上总感觉心里踏实。”

一边要完成教学工作，一边还要想办法挣钱养家糊口，吴学敏的日子之艰难不言而喻。虽然随着物价不断上涨， 2011年他的工资一度涨到60元，但2012年5月底他到财务部门领取工资时却傻眼了：当年前5个月的代课费总计125元，即工资又恢复到了之前的25元。

和吴学敏有着相同遭遇的还有同校的民办教师孔艳等人。孔艳的父亲孔顺明曾经也是塘边小学的民办教师。1997年，孔顺明饮酒过度后在一处悬崖坠亡，当地人一直认为他是因为转正无望而有意自尽。随后，还在上初中的孔艳“接父亲的班”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当时民办教师的工资有190元，后来降到60元，再后来竟然只有25元。

又羞又气的吴学敏在家人的协助下，将包括自己在内的5名民办、代课教师的遭遇发到了腾讯微博上，随后又应网友的要求复印了工资单发到网上。

2012年6月5日深夜11点20分左右，纳雍县政府和县教育局的干部突然来到锅圈岩乡中心校组织教师开会，表示县里已经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吴学敏等5名民办、代课教师的工资问题，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未转岗代课人员从即日起按每月1000元的待遇进行发放，并根据政策规定由县财政为其缴纳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另外，还要求塘边小学一次性付清拖欠5名教师的10个月“补助”共计2000元(每月200元)。

很快，纳雍县包括吴学敏在内的319名民办、代课教师转成了月工资1000元的工勤人员。吴学敏之所以未能转成正式教师，按照该县教育局的解释，一是他的普通话水平不达标(只有三乙，要求是二乙)，二是他的年龄偏大(通常转正的年龄限制是45岁以下)。此外，当地还有不少民办、代课教师是次未能转正，主要原因是没有拿到《教师资格证》。

“我一直很感慨，如果不是网络和媒体的关注，我们的事情能够这样迅速解决吗?或者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在网络上曝光以前没有人给我们解决呢?”吴学敏不解。

他们应该得到尊重

多年来，在无数渴望转正的民办、代课教师心中，希望和失望一直在交织。但历经磨难和长久等待后，并非所有人都能获得应有的公正待遇。有的人最终选择以特殊的方式向命运抗争。

2013年7月17日，大雨夜中，58岁的云南省盐津县代课教师程兴贵从家门前近50米的瀑布上跳下身亡。自杀原因在于教龄25年半的他无法证明其中的8年教龄，而这将影响他少获得6640元补助。

谈及程兴贵的坠亡，吴学敏说：“这个事件我很关注，程兴贵的悲剧和孔顺明很相似，很多代课和民办教师辛苦了大半辈子，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待遇。”

吴学敏并不认同程兴贵以死抗争寻求待遇的极端方式，“其实程兴贵没有必要自杀，那么多年没有钱的苦日子都过来了，怎么又因为拿不到那点钱寻死呢?既然做过教师，无论怎样都应该勇敢地活下去”。

的确，并不是每一位民办、代课教师都能够幸运转正，相当一部分人面临“辞”和“退”的命运。根据教育部的数据，截至2010年，全国仍然存在44.8万名中小学代课教师，他们被认为一般没有接受过系统培训，教学水平普遍不高，长期任教不利于教学质量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将逐渐被清退。

吴学敏也曾经是个“上访户”。因为觉得“上边领导”对自己的待遇一直不公平，他四处递材料、诉不平，但从来没有获得像样的回报。

2008年，当地村民投票，将“能说会写”的吴学敏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当年他的工资是200元，次年涨到400元，2010年涨到800元，2013年涨到1000元。而自从当上村干部后，吴学敏便没有再上访，相反还要去做其他上访人员的工作。

现在，身兼塘边小学工勤人员和拥护村村委会副主任“两职”的吴学敏，每月工资有1800多元。此外，由于他懂一些农业栽培技术，当过兵，会打防雹的炮，每月还能从当地的防雹站领到630元钱。各种各样的收入加起来，并不算少。他将这归功于乡领导对自己的“特殊关心”。

女儿已经出嫁，两个儿子也都有了工作，吴学敏的家庭经济状况有了明显好转。2013年，他家的新平房落成，大儿子也结婚生子，可谓“多喜临门”。虽然外面还欠着10万元的贷款和外债，但是他觉得压力已不算大了。

当然，困难并非没有。关于缴纳养老险和失业险，纳雍县教育局要求吴学敏等人承担转为工勤人员之前的部分，一次性补交12600元，目前还有33人没有交。吴学敏抱怨：“这不是坑人吗?我去哪里找12600元交给他们啊?”但政府多次对大家表示有苦衷，财政拮据，拿不出钱来帮大家交。

新老师在哪里?

对于村委会副主任和工勤人员两个职位，吴学敏表示“都不怎么看重，如果能够做教师，全部都可以马上放弃，即使收入低一点也愿意”。

不过，他也承认，自己今生已不太可能再成为公办教师了。“我也不是那种不切实际的人，按照国家的政策和自己的实际情况，我也知道很难转成正式教师了。”他说，“不过我不希望因此就被别人看成没有能力的人。事实上我自认为教书的水平不差，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学生和家长喜欢我，他们的支持态度也是我的一种动力。”

而另一边，自从吴学敏和孔艳两位临时老师转为工勤人员、不再执教后，塘边小学2013年只剩下张怀明和黄程两位正式老师，教学更加捉襟见肘，生源流失严重，从160多名锐减到41名。这一变化是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

“上级又不安排新的老师来，还告诉我们所有乡村学校都缺老师，主要原因是财政没有钱。由于没有教师，学生陆续跑到了其他学校，目前只剩下41名了，我们根本就留不住。我们目前只开了三、四年级各一个班，也没敢再招一年级新生了。”目前负责塘边小学的张怀明老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诉苦，“上级严令不能安排工勤人员上讲台，我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孔艳和吴学敏无法上课，眼睁睁地看着学生流失，因此我觉得国家对代课教师的清退政策对我们当地不太适合，应该放开一些。”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看来，代课教师的退出不宜搞“一刀切”，在教师充足、退出条件成熟的地区可以先行，而在师生比例较低、教师队伍老龄化的农村贫困地区，强行清退代课教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师资缺口。虽然代课教师退出教育舞台是大势所趋，但要在短时间内一律清退，既不现实也欠人情味。从实际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代课教师的存在，或许是可行之计。

“代课教师的退出应当伴随着配套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应建立教师流动制度，平衡城乡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教师资源;同时增加农村、欠发达地区的教师配备，提高师生比例。”程方平建议。

经过一场“网络风波”，吴学敏认识了许多新朋友，也增加了很多新见识。不再当老师的他开始重新规划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许多外面来的人也劝我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可以考虑多做些事情，我慢慢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希望能够开辟人生的新舞台。”

最近，吴学敏一直在思考如何带领村里人种核桃致富，以及还有没有其他能让村里人赚钱的途径。摆在这个村委会副主任面前的难题不少：有2000多口人的拥护村目前有600多人在外面打工，农业劳动力缺乏;另外，由于1958年“大炼钢铁”砍光了村子周边的树木，因而拥护村一直是个没有水源的村庄，孩子们每天去上学都必须带一瓶水交给老师，否则食堂就没有办法做饭。“从外面引水来村里和学校至少要25万元，目前我们根本没有这样的能力。”他坦承。

“我还希望找到50万元捐助，重新建一所学校。或者以后村里有了钱，自己投资建一所学校。而我作为村干部，很愿意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这位昔日的代课教师憧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