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午餐”,爱心无价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3-11-13 22:57:28
  • 在广西柳州市融安县大坡乡岗伟村小学食堂,几名学生在排队领取免费营养午餐。 CFP供图

    本报记者 崔烜 发自北京

    “我们肯定不是要替代政府,而是在一些政府一时顾及不到的地方,或者说是一时没能引起注意的地方做适当的补充。”

    面对来自各方的赞誉,“免费午餐基金”发起人、媒体人邓飞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他依旧显得十分谨慎。

    从2011年3月至今,“免费午餐”目前累计开餐学校已有328所,现开餐学校293所,分布于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受惠人数超过7万人。

    而更大的成功在于,这一慈善计划直接推动了全国营养改善计划在2012年的出台,国家决定从中央财政出资160亿元给每个孩子补助3元餐费。

    从民间到政府,尽管方式不同,但目的却一致:保证成长中、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孩子的营养。

    吃不起午餐的孩子

    “最先产生这个想法是从沙坝小学开始的。”邓飞回忆。

    在2011年2月天涯社区的年会上,邓飞遇见了一位叫小玉的山村支教老师,她来自于贵州省毕节市花溪乡沙坝小学。

    “她支教的学校,学生们都没有午餐吃。每到中午,孩子们都看着她的饭盒,她每次都不得不快步把饭盒带进宿舍,关起门悄悄咀嚼。”邓飞说。

    第二天,邓飞把这件事情发到了微博上,呼吁实现乡村贫困儿童的免费午餐。

    不久,邓飞又专程来到沙坝小学,亲眼目睹了孩子们的状况。“他们的父母都不在家,都出去打工了,加上很多原来的学校都撤点了,他们不得不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上学,根本来不及回家吃饭。老人也不可能每天把饭给他们送那么远过来,只能等放学回家才能吃上热饭。”邓飞说。

    沙坝小学校长方坤友后来对外界介绍说,沙坝小学包括学前班在内,共有7个班级、154 名学生,但其中有一半学生家庭离学校路途遥远,单程要走2公里以上的崎岖山路。

    大多数学生早上 6 点多就起床了,在山间穿行1个小时左右,才能到达学校。

    “如果中午赶回家吃饭,一来一回,根本赶不上下午正常的课程。”沙坝小学一位教师说,学生们一直要到下午3点多放学回家后,才能吃上一顿饭,有时候还会更晚。

    从贵州回到北京后,邓飞决定尽快推动“免费午餐”的计划,并且得到了500名记者的响应,大伙一起联名发起了“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计划”。

    在微博上引起热议之后,“免费午餐”的第一笔善款来自于一位深圳的企业家,他提供了2万元作为团队的启动资金。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

    2011年4月2日,“免费午餐基金”正式启动,这是由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设立的全国性专项公募基金。

    “通常我们会跟学校签订协议,每两个月给他们打款,如果有学校克扣截留的情况,我们将报警、通报媒体和当地政府,并中断经费支持。”邓飞说。

    在拿到了“免费午餐基金”的善款之后,沙坝小学聘请了两名厨师,每天为孩子们提供午饭。

    但基金团队要做的不仅仅是募款。他们要求学校对两位厨师做好健康体检,工资则由基金支出,并且还提供统一的自动蒸饭车和其他厨房用具。

    并且,团队还到当地的市镇走了几趟,确定固定的供货商定期供应鸡蛋、大米和不易腐烂的菜蔬,保证材料安全和供应可靠。

    “免费午餐基金”的募资来源主要是淘宝。2011 年 7 月 13 日,免费午餐淘宝商城公益店正式上线,全国各地的网友每在线拍下并支付一个标价为3元的虚拟产品,就可以为中国贫困山区的学童提供一顿免费午餐。

    邓飞介绍,正是通过这种小额的募款方式,在整个2011年,100多万捐款人向免费午餐基金捐款3500多万元。

    来自公众的质疑

    在“免费午餐”取得巨大成功的2011年底,突然遇到了不小的舆论压力。

    网络名人“肉唐僧”(原名徐志戎)当时在微博上向邓飞发出两封公开信,对“免费午餐”的运作提出“项目运营成本应单独募捐”、“公开票选设立拨款委员会”、“明晰组织边界与功能”等建议,并警示“免费午餐项目承担不起名誉上的失败”。

    “免费午餐”崛起的2011年,刚好遇上中国官方慈善机构备受质疑的“丑闻年”,“郭美美事件”、“卢美美事件”等丑闻频发,中国官方慈善NGO的信誉受到严重质疑,不少慈善机构的认捐数目急剧下滑。

    由民间慈善机构运作的“免费午餐”项目,自然也免不了受到人们的格外关注。

    显然,人们并不希望很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民间慈善团体步官方慈善机构的后尘。

    在徐志戎向邓飞发出公开信之前,2011年12月14日,邓飞在微博上表示,设想用其朋友捐赠给“免费午餐”的4台越野车,进行公车公用的试验,将每次因公离库、回库以及里程、油费进行公示。

    这引起徐志戎的担忧: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固定资产意味着运营成本的激增。

    国务院《基金会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

    邓飞当时表示,“免费午餐”承诺,每年的开销,包括执行成本和管理成本,不能超过支出的5%。

    对此,徐志戎在公开信里建议,“免费午餐”运营成本应该另想办法,可以通过私人朋友或企业专款定额赞助,别与善款混在一起。

    但实际上这很难做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表示,要求慈善机构几乎没有运营成本是不可能的,“国内公众现在接受不了10%。成本是慈善一个必然的开支,没有成本的话,谁能可持续地开展公益活动?国际上通用的开展公益的成本基本上是17%-24%。”

    质疑的声音让邓飞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但也促使团队运作越来越规范和透明。

    原来“免费午餐”是受惠学校的监督者,但这之后,发起者更意识到,自己也是极为重要的被监督者。

    “免费午餐”团队的支出公开变得常规化,不仅每一次出差都在官方微博上晒出费用清单和详情说明,接受各界监督,并且引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独立的财务审计。

    政府和民间互补

    “免费午餐”发起半年之后,得到了来自国家高层的回应。

    2011年10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提出,从2011年秋季学期起,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计划的主要方式是给每个中小学孩子补助3元午餐钱。

    “现在看来,这3元补助的午餐钱并不会替代‘免费午餐’,因为要保障孩子们的午餐,还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当时我们也很振奋,但后来很快就冷静下来了,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的计划不能因此而懈怠,我们必须一个一个学校地去帮助他们解决孩子们的午餐难题。”邓飞说。

    据人民日报报道,前述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是一项营养膳食补助,不是“免费午餐”。这个计划是“做加法”的过程,并非代替午餐,也不是国家将这些地区义务教育学生的午餐“全包了”,而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一个补充和改善。

    “这不是国家接手我们的计划,政府与民间,都能起到完全不一样的作用,不可能互相替代。‘免费午餐’不可能覆盖到全国的孩子,没有政府的营养改善计划,我们当初的呼吁不会实现,但营养改善计划也不可能像‘免费午餐’基金这样关注到这些学校的所有细节。”邓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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