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政策的推手:刘鹤和他的同事们

    时事 > | Time Weekly - 2013-10-24 00:01:49
  • [摘要]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61岁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受到了国内外的格外关注。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但不少经济学者仍

    因为《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让原来身居幕后的刘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报记者 崔烜 特约记者 陈舒扬 发自北京

    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临近,61岁的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受到了国内外的格外关注。

    《华尔街日报》本月引述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李成的消息称,几个月前,刘鹤已将七个“研究小组”集合在一起,研究金融自由化、财政政策、放松管制、城镇化和地权等问题。这些政策建议将在下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成为最主要的议题。

    刘鹤的办公室对此回应说,刘鹤认为外界对他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扮演的角色有许多误解,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政策是通过一个集体决策体系制定的,任何个人发挥的作用都是相当有限的。

    但不少经济学者仍然认为,在今年年初履新中财办主任的刘鹤对经济政策走向将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

    体制内经济学者

    从公开履历可以看到,刘鹤1986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获得硕士学位,其后在美国哈佛大学和Seton Hall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学习,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获得MPA学位,接受了完整的学术训练,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但同时,他又具有可靠的红色背景,1971年在经历了一年的知青生涯后便在著名的王牌军38军入伍当兵。

    独特的经历让刘鹤多年来备受信赖。

    刘鹤的仕途在原国家计委起步,历任国家计委产业政策司产业结构处处长,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规划司副司长,国家信息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第一届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多年的计委工作经验使得他在2003年调任中财办副主任顺理成章。

    据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介绍,刘鹤参与过“八五”计划、“九五”计划和“十五”计划、“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同时还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十七大,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文件的重要执笔人,为三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起草过经济讲稿。

    由于刘鹤在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方面的关键性作用,彭博新闻社曾将刘鹤与时任奥巴马首席经济顾问的萨默斯并提。

    有接触过刘鹤的经济学者对时代周报表示,尽管长期在政府机构任职,但刘鹤给人的印象更多是一名学者,而不是官员。

    从上述履历可见,刘鹤一直较少担任机构正职,与行政事务的管理相比,刘鹤对经济研究的兴趣显然更为浓厚。现在他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客座教授。

    时代周报记者查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的网站,发现近15年来,刘鹤发表了200篇论文,其中获得国家一等学术奖的有三篇,其中有一篇获得国务院领导的表扬。共发表专著四部,包括中国产业政策的理念和实践、中国经济高速度的增长、企业管理和质量管理、发展经济理论的大势研究。

    不过,在经济学界,刘鹤更广为人知的标志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

    1998年,刘鹤创办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近五十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当时的中国经济正处于通货紧缩状态,我感到,需要在经济学者之间对经济形势进行严肃讨论和深入交流,希望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讨论平台,在相同的研究层面上交流学术思想。我和樊纲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讨论了这个想法,我们之间有强烈的共鸣,决定发起 50 人论坛的组织工作。”媒体报道中,刘鹤后来回忆道。

    十多年来,刘鹤一直坚持担任论坛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倾听经济学家的想法。

    “所谓50人当然没有确指,每年都有变化,主要还是大家一起交流观点,无论是学者、官员还是企业家,都一律平等,也不会有什么架子。”一位参与论坛的经济学家告诉时代周报。

    今年,包括刘鹤在内,论坛成员中已有5名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2名候补委员,论坛对经济政策的影响相当直接。

    坚定的改革者

    2010年,时任中财办副主任的刘鹤担任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主要执笔人,对外解释十二五规划的主要思路也成为他的工作之一。

    “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等收入陷阱”、“城镇化”、“收入分配”等是刘鹤多次提到的关键词。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刘鹤表达了对“拉美化”问题的担忧。

    实际上,类似的观点刘鹤在2006年发表的《拉美经济的主要挑战和经验教训》一文中便已经郑重提出,刘鹤认为,解决“拉美化”问题的方案主要是“浮动汇率机制”、“力争财政盈余”、“强化对产权和投资的保护”三点。

    上述观点使得刘鹤遭到一些对市场化改革持有敌意的人的非难。

    2012年2月,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中国2030:建设一个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为中国的改革前景进行了规划。

    但报告的发布会现场当时便遭到一些“左派”人士派发传单、现场抗议等干扰。他们认为,报告中国企“所有权多元化”、政府要“后退”等提法实际上是主张国企私有化,并将质疑的矛头指向当时担任国研中心党委书记的刘鹤。

    刘鹤并未对这些声音作出过回应。

    而在城镇化问题上,刘鹤则主张综合“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两者的长处,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避免城市过大或过小的弊端。

    而“顶层设计”则是“十二五”规划中最新的提法,这已有摆脱“摸着石头过河”的旧有改革模式的想法在内。

    “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刘鹤曾表示。

    而“顶层设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显然还要等待下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中财办的工作与影响

    从2003年担任中财办副主任开始,刘鹤已在中财办工作十年,这一机构从设立开始便在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中财办是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下的常设机构,除了负责起草重要的经济政策文件外,还肩负为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提供政策建议的功能。

    据知情人士向时代周报透露,中财办下属各局一般都针对当前的经济问题领有各种课题,需针对这些课题进行实地调研并且撰写报告,实际上与学术研究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更具有政策针对性和影响力。

    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于1980年重新设立后,是唯一负责经济工作的中央领导小组。一直对整体经济工作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一般而言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现任国务院总理兼任,但也有由中央总书记兼任的情况,现任小组组长为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吴晓林向时代周报介绍,中央领导小组不仅仅是议事协调机构,更是权力最为集中的权力机构。而作为中央领导小组下的常设办公室,其主任一职更是举足轻重。

    公开资料显示,中财办主任一般由具有发改委背景的官员担任,如今年刚刚卸任的中财办主任朱之鑫1983年到1999年期间在国家计委工作16年,而2011年调任中财办副主任的杨伟民则从1989年开始便一直在国家计委、发改委任职。而按照惯例,中财办主任也兼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一职。

    这也使得发改委系统在中央财政工作领导小组中一直有比其他部委更强的发言权。

    另外一方面,中财办对农村问题也有相应的发言权,现任中财办副主任的陈锡文、唐仁健仍兼任中农办主任、副主任一职。

     

    在应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当全球经济处于自由落体状态的时候,我们中央政府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直接干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也确实还有一些问题,但是这些只是应对危机的短期做法,并不能反映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现实。

    —2012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演讲

    民粹主义承诺改变了大众的福利预期,加大了对政府的依赖,也放松了自己的奋斗决心,是效果极其负面的腐蚀剂。致命问题是,一旦大众的福利预期得不到满足,社会心理很快发生逆转,并形成蔑视权威、拒绝变革和仇视成功者的强烈氛围。

    —《对中国未来的三大政策思考》(《比较》2012年10月刊)

    全球经济何时转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牢牢抓住机会,苦练内功,切实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好地利用下一次繁荣的机会。

    —中国经济年会2011-2012

    虽然实验和试错的改革方式仍十分重要,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需要推进的改革必须整体配套、协调推动,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各领域,必须制定总体规划,对系统目标、系统结构和功能进行顶层设计,动员全社会成员形成深化改革的舆论共识,并以立法形式固化改革成果,其动力机制是自上而下的,虽然初始动力仍在基层,但任何局部改革实验都无法替代对新一轮改革的顶层设计。

    —《关于改革的总体规划、顶层设计和重点内容》(中国经济时报/2011年/5月/20日)

    中国城市化模式正面临均衡点的确定问题。仅仅依靠市场机制,中国不可能达到城市化模式的均衡点,政府也要发挥必要的作用,创造条件促进新的均衡。

    —《城市化再权衡》(《中国改革》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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