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兴杰：变革时代的外企命运

2013-10-17 05:01:01

来源: 时代周报

孙兴杰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从资本匮乏国家转变为资本富余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资本输出国，换言之，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重新审视外资的时刻。

资本匮乏与资本全球化

中国经济改革始于计划经济时代，计划经济是一种短缺经济，不仅商品短缺，资本更是短缺。而任何一种经济增长理论都将资本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没有资本，经济增长从何说起呢？幸运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资本的自由流动相遇，外资的流入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燃料。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际，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签订合同为香港资本涌入大陆打开了闸门。中央政府也顺势肯定了外资流入的合法性，需要指出的是，这种事后追认的改革逻辑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改革历史之中。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港资占据外资的大半壁江山。这是因为西方资本对中国了解并不多，缺少信任，更重要的是“纯粹”的外资未必能够适应中国的经济社会环境。

已故经济学家阿瑞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认为，“由于大陆的面积和众多的人口，这些政策使中国政府能将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优势与以自我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优势相结合。中国的工业化主要由外国投资来驱动，而其国民经济则受到语言、风俗、机构以及网络（外来者只能靠当地中介才能进入）的非正式保护。”中介组织至关重要，同文同种的港商近水楼台，便捷足先登了。

共同的文化纽带只是减少了交流的成本，而以华商为资本为主导的外资涌入中国的原因也是多重的，归结起来无非是推力和拉力。回到30年前，美苏对峙还在持续，世界市场也被分割开来。然而，20世纪70年代，美国为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70年代已经解体，资本跨国流动的限制慢慢被拆除。地理学家大卫•哈维就认为：1980年代期间，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力量越来越大，将整个世界开放给转型市场和金融力量。就此而言，这为中国乘乱进入并融合到世界市场打开了空间，而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这一过程是不可能的。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的醒目出现，部分而言是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转向所带来的意外结果。哈维的观点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视野去看待外资进入中国。

上个世纪70年代也是世界大转型的时刻，很多学者将中国的改革开放视为这一大转型的起点，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着滞胀的难题，如何提高资本的收益率是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本陷入停滞，而拉美国家倡导的进口替代的政策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保罗•沃尔克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大幅提高利率引爆了拉美债务危机的炸弹。相比之下，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算是亮点，随着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产业结构需要调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需要转移，而中国的改革开放恰恰为这些需要转移的资本提供了基地。在资本的推拉之间，中国成为外资的青睐之地。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资本全球化以及东亚产业转移相契合，虽然在发展的“时序”上中国落后了许多，但是却成功地进入了全球市场的分工体系之中，获得了一席之地，有位才能有为。

招商引资时代的县域竞争

在过去几十年中，“招商引资”成为口头禅，招商引资已经成为各级地方官员的主要政绩。为了吸引外资进入，出现了各种“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免税区等。进入21世纪，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使用国家，政策导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廉价劳动力、广阔的市场等诸多原因共同塑造了在华外资的黄金时代。

来华设厂的外资多数都是跨国公司，自上世纪70年代之后，跨国生产蔚然成风。而在华外资“井喷”则更多的是形成了一种外资制度，通过制度的激励而形成了外资快速涌入的态势。外资品牌已经进入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之中。

随着1978年底第一家港资企业在广东落地，在1979年7月1日，中国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显示出中国对外商投资的欢迎，以及通过法律来增强政府政策可信度的承诺。为了解决外汇匮乏的问题，进入经济特区的外资企业主要目标是生产出口商品，赚取外汇，这些企业在使用外汇和税收方面享有一些优惠条件。外资一开始进入中国就打上了出口导向的烙印，时至今日，中国贸易的相当一部分是跨国公司内部之间的交易。

进入中国的外资基本投入了工业生产领域，而生产经营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本不仅是物品，也是一种生产关系，经济特区中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隔。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一个地方性的条例由全国人大来给背书，以此减少不确定性，让外资能够安心落户。

除了政策性的优惠条件之外，中国国内市场的建设也是关键条件，尤其是统一的价格体系。到1992年价格管制基本放开，市场定价体系逐步形成，这也为外资进入中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如果没有一个灵活有效的价格体系，事事要与政府打交道，交易费用会让投资者望而却步。比如，1978年底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就打算重返中国市场，从签署备忘录到最后签合同用了三年多时间，设厂的文件需要经过层层审批，其中还需要副总理级的官员签字同意。

1986年10月11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中指出，外资可以在中国境内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丰富了外资的形式，更为重要的是，这项规定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优惠，中国政府鼓励技术先进企业和出口型企业解决中国面临的技术和外汇匮乏的问题。这些优惠包括税收减免、土地使用费让利、水电价格按照国有企业标准等，后来人们热议的外资超国民待遇大多来源于这项规定。

1992年邓小平南巡使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再起航，而1994年的税制与汇率改革为外资进入中国奠定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尽管涉外企业自1994年1月1日起适用国务院发布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个暂行条例，名义上内外资企业的流转税制度基本实现了统一。但是外资依然享受着优惠的税收减免，在土地使用方面也是给予照顾。此外，中国将人民币大幅度贬值之后，盯住美元，在此后数年之中，美元事实上成为人民币的“锚”，这种汇率体制之下，出口经济快速发展起来。邓小平南巡、税收汇率改革稳定了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于是，外资在90年代中期之后大规模进入中国。

1994年分税制的建立简化了征税程序，明晰了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成，统一了全国的征税标准，弱化了地方保护主义。新的营业税、增值税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成的方式改变了地方政府的行为，而招商引资无疑是地方政府GDP快速膨胀的捷径，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不断改进基础设施和商业环境，以期在招商引资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由此出现了一个特点，地方政府而不是企业成为招商引资的竞争主体，地方政府不但要吸引外资进入，也需要从国家要政策，于是乎各种类型的开发区、特区变着花样涌现出来，充分竞争带来了创造性。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将县域经济的发展视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秘密。其实不光县政府，各级政府都视招商引资为重要使命，为外商服务已经成为政府的重要职能。

外资的大量流入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本短缺问题，到2002年外资企业占GDP总值的40%左右，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经济安全的担忧也见诸报章，而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上海自贸区开启资本平权想象空间

改革开放之后，在华外资打上“特权”的烙印，然而，有些外企账面上一直处于亏损，但是长亏不垮，岂不怪哉？事实上，这些企业不过是为了享受“两免三减”等优惠条件，修改账面数字规避税收，此举无疑造成中国税收资源的巨大流失。从1990年到2004年，在华外资企业汇出的利润额达到2506亿美元。调查数据显示外企亏损率在42%-60%之间，出入比较大，而2005年中国税务机关对300多家外资企业进行反避税调查，结案70户，足见外资企业避税之严重。

与外资避税浪潮相伴随的是针对内外资企业税收不平等的热烈讨论，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于2008年施行，这项法律终结了所得税方面内外资的区别，外资所得税率大约为15%，而内资企业则为33%，新的所得税法统一为25%。中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也从“来者不拒”转向“有所选择”，2010年4月6日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对利用外资的原则提出了要求，对“两高一资”、低水平、产能过剩的行业领域进行限制，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节能环保行业，在区域分布方面更倾向于中西部地区。同年12月向外资征收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自然，有些外商抱怨投资环境变差，但并未出现资本撤离的现象，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依然是跨国公司无法忽视的投资对象。

随着中国资本的积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企业国际化有了推力，就是国内利润水平下降。外资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而民资需要出海寻求利润，更为重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积累了巨量的外汇储备，外储的投资渠道有限，盈利水平并不高，反观在华外资的利润水平是相当可观的。同样作为资本，却没有实现利润的平均化。管制造成寻租，这似乎是颠扑不破的规律，有些民资出海之后转道他国再回到中国，镀上一层金便可以享受外资的待遇，出口转内销乃制度使然，与其让资本转道他国，为何不实行资本平权呢？

随着上海自贸区在9月29日挂牌成立，资本平权的趋势更为明显。自贸区采取负面管理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开放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行业领域。上海自贸区的建立是“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案例，承载着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希望。上海自贸区的设立也是中国“增量改革”逻辑的延伸。上海自贸区公布的负面管理清单比人们预计的要“长”，使负面清单管理的“非禁即入”原则有了更多的“禁”的规定。负面清单是在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的指导下，由上海方面制定的，负面清单“动态”管理，随着形势的变化会出台2014年版、2015年版等。可以预见，负面清单会越来越短，而自贸区的开放度会越来越大，否则，上海自贸区就失去了在新一轮改革中的“标杆”示范作用。上海自贸区代表着资本平权的改革方向，无论外资还是民资都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落脚，推动外资的“升级换代”。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上海自贸区是顺应世界新一轮贸易与投资大变革的重大举措，WTO多哈谈判迟迟没有取得进展，而美国在倡导TPP与TTIP，进而形成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更高级别的投资与贸易区，上海自贸区的远景目标中必然有与世界潮流同步的诉求，更好地与国际接轨。上海自贸区不仅是上海一地的发展，更肩负着新一轮改革与开放的重大使命，有人将上海自贸区视为新一轮改革的转折点，这倒也不为过。

作者系经济史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