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熊：三十年来篆刻的进步大于书法和绘画

2013-09-12 04:51:54

来源: 时代周报

“如果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篆刻称不上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依靠的是汉字，而文字是工具。换句话说，艺术形式离不开工具性的制约，就不可能纯粹自由，就是戴

赵熊

1949年生于西安，在诗、书、画、印上皆有成就。陕西省书协名誉主席、西安终南印社社长。出版有《赵熊篆刻集》、《米芾蜀素帖技法赏析》、《怎样学隶书》、《篆刻十讲》、《中国篆刻百家·赵熊卷》、《风过耳堂吟稿》、《明道若昧—赵熊选刻道德经》、《境由心造—赵熊诗文书法篆刻集》等。

本报记者李怀宇发自西安

赵熊的书斋名为“风过耳堂”，每天刻印、写字、画画，偶尔写诗，与朋友唱和。他有和朋友诗云：“六十年来住旧京，红尘惯看变流行。短长浓淡真人秀，荣辱浮沉假道情。声色绵绵亡犬马，江河滚滚损雄英。云烟未绝群峰乱，但眺青山不问名。”

1949年2月1日，赵熊生于西安。祖籍绍兴，在道光年间，祖上考中进士到西安当官，从此定居。赵熊的父亲做了一辈子银行工作，总是鼓励儿子多读书。赵熊喜欢书画，后来大伯带他拜陈少默为师学习书法篆刻。

少时个性比较内向，赵熊常常一个人躲在家里，看看书，写写字，拿块石头刻刻印章，随便画一画，家里人都说这个小孩在做正经事，不去打扰他。赵熊说：“书法如果有童子功当然最好。按我的理解，对当代人讲童子功，好像说天书一样。因为现代生活的环境已经不是用毛笔书写，而是一个硬笔时代甚至就是一个键盘时代，连硬笔都不愿意写。但是，学书法越早越好，相当于一张白纸，按照正式的法度，落的毛病比较少，上正路比较快。年纪越大，积习越深，自己有很多不好的书写习惯，再要进入传统的技法层面上学习，两者经常要互相拧劲。从这一点讲，童子功恐怕有意义。”

赵熊读初中时，新来一位班主任，主张学生每星期写几张毛笔字，当作业一样。这正好和赵熊当时的心态切合在一起，他开始比较自觉地临习字帖。1965年初中毕业，赵熊报考西安美院附中，专业课通过了，到最后综合审查却没有通过，也没有任何解释。“文化大革命”开始，赵熊应要求写大字报、画漫画。他回忆：“我们当时就是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用篆刻的形式，刻点毛主席诗词，刻点豪言壮语，全都放到批判专栏上去。在陕西，‘文革’期间反倒是以革命的名义，在某种程度上保持了一些艺术传统。”

赵熊在小节上比较随便，大节没考验过。从小学五六年级一直到初中，操行评语上经常是“不拘小节”。“文革”时兴“忠字画”，画家向毛主席献忠心，赵熊说：“对毛主席忠，要真正地忠在心里。”这种性格使他受过挫折，反倒刺激了他，使他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喜欢的书法篆刻上，远离政治。“文革”爆发不久，朋友送他一本《道德经》，他读了，感觉很能安抚自己的心灵。他曾在一把扇子上写了四个字：“居地心渊”，这是老子的话：“居善地，心善渊。”有一位原来的小学校长看了以后很吃惊，问他：“你敢写这个东西，你真能做到这样？”

赵熊学篆刻比书法稍晚，因为当年字帖比较好找，印谱难找。他从学习秦汉印开始，“秦汉印是正大气象。学术界认为秦汉印是中国印章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以前将古玺印排除在外，认为还不够成熟。实际上，从当代的角度来看，秦汉印以前的古玺印里也有很多好作品，是另一种气象，另一个高度。”他说。

赵熊的印艺独具一格，他是西安印坛最有影响的终南印社社长，却与时风不太同流：“因为我不太和官场联系，和企业家联系也不太多。这是我性格中的缺点，所以这个印社的发展现在也有很多困惑。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文人雅事，好像也不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如果跟钱和权离得太近，人文的精神和风骨可能要受点影响。但是不跟钱和权离得太近，客观上肯定影响这个社团的发展，得到的支持可能不够。”

尽管性格淡泊，赵熊对社会万象却十分关心。他说：“从历史上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在哪一个历史阶段，能够像中国在近三十年来有这样大跨度的提升。就像一个人，如果超常生长，那肯定是好多营养都跟不上。这个社会有很多的弊病，比如说现在幼儿园的老师扇小孩耳光，少年为了要钱去电子游戏厅打游戏而杀死自己的奶奶，种种乱象的根本问题恐怕还在文化上。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分地注重经济的发展，使经济和文化之间有点失衡。信仰迷失导致道德低下，道德低下直接造成人性丧失。书法、篆刻、绘画、诗词，这些文学艺术形式也属于文化的范畴，但这种‘文化’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是有限的。”

赵熊曾写过《砚边有思》：“濡朱染墨此生残，换取霜丝意坦然。成败丑妍皆幻象，人褒人贬是因缘。”他觉得在“风过耳堂”最好的状态是没人敲门，没有电话，安安静静地沉浸在艺术世界里。他笑道：“如果中央台来采访我，问我幸福不幸福，我肯定要说幸福。我比较容易满足，也没有什么大志，所以感觉还是很幸福。”

“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认篆书”

篆刻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时代周报：你最初喜欢印章是什么样的因缘？

赵熊：和家里的影响有关系，因为家里有我祖父留的石头，他是想刻来着，还没来得及刻，有请别人刻的印章。他还买了一套刻刀，后来我们这些小弟兄都玩。刻得不好用砂纸沙沙沙磨了以后又可以从头来，这也和十多岁的心智有关系。刻刀再往深里刻的时候，我就逐渐发现印章里是：方寸之间，气象万千。按照秦汉印就是寸印，基本上就是二到三公分，在一方很有限的尺寸里命题。因为刻的是人的名字，我不能给人家改名字，所以这个命题有限制。在这个限制当中还要使自己相对自由，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彩，实际上这和印章一模一样。加上字与字之间要互相调配，讲究和谐，但是在和谐的前提下怎么样去生成很多的变化，这不是和人生完全是一回事嘛。

如果按照西方的美术理论来理解，中国的书法篆刻称不上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因为它依靠的是汉字，而文字是工具。换句话说，艺术形式离不开工具性的制约，就不可能纯粹自由，就是戴着脚镣手铐在跳舞。它不像绘画，绘画里面有写意画，没人去数你这朵花是多一瓣还是少一瓣，没有人去注意你这片叶子是长了还是短了。但书法不行，必须在有限的条件下把这个东西做好。

时代周报：你从学秦汉印入手，后来有没有专门学过哪几家？

赵熊：说起来学秦汉印，主要还是学汉印。因为当时秦印传世得少，出土得少。最近二三十年，秦印出土比较多，看得比较多。秦印和汉印之间肯定有关系，但是秦印比汉印要活泼。西安是秦汉印的故乡，这毫无疑问。从秦汉印以后，印章逐渐在走下坡路。一直到元明，有文人印之后才开始兴盛起来。按我理解，这是一种人文觉醒，它和过去工匠制印是两回事。秦汉印是防伪辨奸的，是权力的象征。文人印更多的是闲文印，实际上和艺术相关。它有实用性，但更多是文人搞点艺术。

文人印的大本营在江南，所以秦汉印以后一千年，如果以篆刻来说，在陕西是一片空白。后来像北方的齐白石、南方的吴昌硕这些大家，西安都没有。所以，实际上我们学习篆刻的时候也很彷徨，没有大家，就没有老师。但是有一个好处，老师是一座高峰，但有时候也是一座围墙，要辩证地看待。我们学篆刻有陈少默先生的指导，陈先生人品最好，学问最好，接着下来是书法、鉴定、诗歌，但是他写的诗歌也不是很多，现在我们收集到的诗也不过120多首。陈先生50多岁开始学篆刻，他有一方印：“少默年五十始好金石”，事实上，我们考证，他在此之前也刻过，可能没有投入过多的精力。从50岁到70岁，大概有20年，他才投入到治印。我从1971年跟陈先生学，要说刻印我可能比我老师学得还早，我是从1962年、1963年开始刻，但他开始治印以后，和我们当时懵懵懂懂的小青年完全不是一回事。

于右任创造标准草书是时代误会

时代周报：你早年如何学书法？

赵熊：我一开始比较感兴趣的书法是汉隶，就是隶书。我也写过唐楷，像颜真卿，写后我就感觉有点法度森严，好像不太符合我的性情。隶书相较于楷书，给人感觉好像变化多一点，而且比楷书多一点古意。实际上，汉印的许多文字和隶书是非常相近的，所以这可能对我也有影响。后来还学过一段时间北魏，因为北魏的书法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带有很多民间书风的，所以形态上要别致一些，险一点，庙堂之气不是那么重。行书上，我还是喜欢颜真卿一路的，我过去不太喜欢二王的东西，四十多岁以后，觉得需要关注二王，学习二王。从书法流传的发展史来讲，王羲之是做得最好的，之后的米芾、王铎，在行书方面写得也很好。

时代周报：有一位先生告诉我说，行书是最见功夫的。

赵熊：应该说行书最见性情，每个人写出来的行书都有自己的风格。过去楷书最实用，但在今天书法创作中，行书应用最为广泛，而草书则最能代表书法高度。

时代周报：中国书法艺术发展到现代，毛笔渐渐退出生活，毛笔书法与现代生活的联系不是很密切，会不会影响书法技艺的发展？

赵熊：从目前来看，好像还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像日本反倒是经济特别发达的时候，保存了大量的手工艺作坊，给好多人提供了专门从事这种工作的机遇。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吃饱喝足、生活无忧的情况下，反倒有很多人来做这个事情，比搞群众运动的效果还要好。时代的进步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中间有一种经验可以借鉴：于右任先生创造了标准草书，我认为这是两个时代的误会。最初的误会是于右任先生做标准草书的背景，实际上是响应宋美龄和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正好于先生对书法有很深的研究，所以他从书写角度和新生活运动相呼应。当然他本身也很喜爱书法，深入钻研，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于先生没有想到的就是硬笔逐渐地代替了软笔，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于先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把文字怎么样写都有书法意味，但是他把文字简单地符号化了以后，一般没有书法功力、没有书法感悟的人写出来的是啥东西？但是，从普及的角度是为了惜时省力，要改掉国民的陋习，提高生活的效率和质量。于先生百年以后，好多人又要把这个标准草书作为书法艺术来推荐，这是不是很奇怪？艺术何能标准，标准哪有艺术。弄了个标准草书，然后给它冠上艺术的名号，这肯定是限制艺术的。

社会进步、生活习惯的改变对书法的影响肯定是有的。现在要求五六岁就必须要拿着毛笔去写字，并且一直生活化地坚持下去，恐怕是不现实了。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会使有这方面天赋的人更集中、更精良地去做这件事情。

时代周报：于右任和沈尹默可能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法家了。于右任是陕西人，书法中有苍茫之气，他对陕西的书法有没有影响？

赵熊：有影响。但是相对来说，我感觉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比较大。对具体的技法层面的影响不是很大，大家并不是趋之若鹜地都去学于右任的标准草书。

时代周报：于右任的书法气象也很难学的。我在嵩山看过于右任的一幅书法“天地正气”，写得好极了。

赵熊：我自己的感受是，学习书法，学习篆刻，学习美术，模拟学习的对象风格如果太明显反倒是坏事，你学进去以后出不来。举例来说，我比较反对喜欢书法的年轻朋友一上手就学柳公权。从历史上看，学柳公权以后出来的也没几个人。不是柳公权的字写得不好，问题是他把字写到极致了，没有留下空间，你完全变成柳公权又不可能。从宋代到现代，总有人说颜真卿的字看起来有缺点，但是他的书法非常大气，留有空间，你进去之后还有可以挪身的地方，出来的余地大，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学颜真卿出来的人就多。

书法篆刻是生命的外化现象

时代周报：于右任与沈尹默的书法完全是两种风格，沈尹默是典型的江南气韵，有温润的书生气，写得规规矩矩。

赵熊：过去一直有南人北人之说，也有南派北派之说。绘画上有这种说法，书法上也有这种说法，特别是自从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以后，崇尚碑学，所以对陕西的影响大，对南方肯定也有影响，但是对北方的影响比较大。最近我们在整理民国时期陕西一些老前辈的书法作品和艺术经历时，发现他们的书风真的有趋同之处，都是有写北魏的经历，好多面目出来之后都带有北魏的特征，当然这跟包、康的倡导有关系，也可能跟地域性有关系。陕西这个地方其实很好玩，我认为陕西是王道教化最早的一个地方，从周代下来十几个朝代，王道教化比较早，所以长期的民风相对来讲比较保守。当然，过去说“南人北相”，比如吴昌硕先生像个老太太，个子也不太大，写出来的字，刻出来的印，很有金石味道，真是能力拨千斤。所以，不能想象从这么一个瘦老头的手腕底下，能出来这样的东西。当代，我也挺喜欢江南沙孟海的书法，包括他的印章。还有，像启功先生胖胖的，写出来的书法却瘦瘦的。

时代周报：西安有碑林这样的地方，对书法艺术的发展有没有借鉴作用？

赵熊：有，我们从小就去碑林，碑林那时又不收门票，随便进去就玩，玩得高兴就爬到石碑上蒙上一张纸，用铅笔唰唰唰擦摹下来，拿回去玩。看哪几个字好看可能回去专门照那几个字去写，我这一代人恐怕都有这样的学习过程，后来碑林收门票，进去不太方便了，这个学习过程就没了。不过，在我们心中，碑林一直是书法的圣殿。

时代周报：近代的印家里面，你觉得谁比较有特点？

赵熊：近代的印家里边有特点的很多，最有特点的应该是吴昌硕，他对篆刻的理解是最深刻的，技法是最丰富的。书法和篆刻实际上是一个人生命的外化现象。一个民族在文化艺术方面要倡导的主旋律首先应该是光明正大。正大气象，不排除花前月下，不排除小桥流水，但是正大光明符合生命生长的基本规律，如果大家整天都沉浸在小情调中，不能起到更正面更积极的作用的。所以，吴昌硕的东西是光明正大，于右任先生也是如此。

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是“矮化”

时代周报：印章渐渐地远离了现代人的生活？

赵熊：拿书、画、印三个门类相比较，篆刻肯定是属于一种小众艺术。造成小众艺术的原因，最重要的恐怕是篆书的问题，因为什么文字都能拿来刻印，但主流还是篆书。篆书从识读上来讲是个障碍，好多人连繁体字都认不全，如何去认篆书。篆书在印章里还要做一些结构上的变化，这是一个难度。然后从操作角度上讲，篆刻不如书法那么方便，投入也比较大，做起来也比较辛苦。所以我现在非常忧虑喜欢篆刻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年轻人可以学可以玩的东西太多了，而且现在大家功利思想都比较明确，年轻人把大量的精力、时间、钱财投进去，还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回报。即便有回报，这个投入期也是很长的，这很影响篆刻艺术的发展。不过话说回来，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三十几年来篆刻的进步，真的要大于书法和绘画的进步。

时代周报：为什么会这样？

赵熊：主要是现在有大量的古代文字资料的发现。比方讲，许慎在编《说文解字》的时候没见过甲骨文，中国人到清朝年间才接触到甲骨文，所以以前很少有人用甲骨文去入印。到了近代，秦统一中国以前的战国文字大量地出土，给书法和篆刻的学习与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也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时代周报：印章的用石，有什么讲究？

赵熊：从我自己的习惯和纯篆刻的角度来讲，对浙江的青田石感觉最好。青田石就好像宣纸里的红星宣纸一样。当然，所谓青田石是一个宽泛的说法，青田石也有好坏。从比较高的品质上来说，青田石对刻刀的运动的表现是最到位、最可心的，是最好的。石头的特点无非就是软硬粗细，太软了不受刀，线条不太容易塑造；硬了，用刀非常吃力，也不好塑造。青田石正好在中间，不燥不腻，不硬不软。所以，大家过去都最喜欢用青田石，但现在好石料越开越少。而且真正的好石料开出来以后价格越来越贵。

时代周报：你觉得写诗词，对自己的书法和印章的修养，有没有好处？

赵熊：绝对有好处。如果把书法精英化、专业化，实际上是把书法“矮化”掉了，把它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内涵抽掉了。大家整天都是写“朝辞白帝彩云间”、“月落乌啼霜满天”，如果不写自己的东西，说明这个人没有文心，或者没有诗心。前人把“诗书画印”这么一排列，表面上看好像只是顺口，实际上也很有道理。诗肯定是第一，有文心诗心，才能牵扯到具体的艺术层面上来，然后才能讲绘画、书法、篆刻。诗书画印实际上是个立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