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乐涛：接受阶层分化，拒绝阶层固化

2013-08-01 04:21:08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暑假你顶着骄阳，走家串户做家教，而同学正在济州岛的游学夏令营。打工增加社会经验不是挺好的吗？遗憾的是，这并非你的兴趣选择，而是家庭条件让你别无选择。在国内苦学三年英语，可能不如去美国做一个学期的交换生的效果。

同班甚至同寝室的同学，吃用玩都不同，圈子泾渭分明，往来很少，“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样”。以后走上社会，起点、前途也不同。这就是“分裂”，或者用中性一点的词：分层，阶层分化。

平等并非首要价值

毫无疑问，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乃至“固化”，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使社会分裂，是动荡的危险征兆。更重要的，它是不人道的，侵害乃至剥夺了下层子弟追求幸福、尊严与自我实现的权利。而承认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权利，尽力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这样的权利，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进入现代世界的精神动力。

中国当代社会分化剧烈，阶层固化严重，主要是结构性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结果。无疑，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分配趋于公正，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然而，暂时将义愤放在一边，平心静气地思考“平等”这一问题，你会发现，革新“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会使我们获得大量本应拥有的平等与福利；但是，即使我们建立起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我们仍旧不可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平等。

比如，即使没有赤裸裸的、结构性的社会不公正，基于社会任意性与自然偶然性所造成的不平等仍是存在的。前者比如各人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地区和日后工作生活中机遇、运气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后者比如先天的智力、体质、相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它们所造成的困扰，对许多人来说比结构性社会不公正的感受更深。

罗尔斯认为，平等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但这种价值对现代社会来说并不是首要的，它需要与自由等其他价值取得平衡。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把平等作为压倒一切的价值来追求，所造成的荒谬后果，20世纪的中国人都深有体会。

平等不是首要价值，那什么是首要价值呢？是自由，更精确地说是“消极自由”，即人们不被人为阻碍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的自由，比如，我想出国去旅行不被当局禁止出境，我想考公务员不被禁止报名。

但是，排除了这些人为的“禁止”，我仅仅是拥有了做这些事的“机会”或“资格”，要完成这些事，我还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比如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付得起路费、报名费、培训费。否则，我前面具有的“自由”就是空的，无意义的。罗尔斯认为，国家、社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具有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能力，主要就是在分配上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以保障基本的“平等”。

不过，对“自由”的保障优先于对“平等”的保障，应该先满足前者，才能考虑后者。自由优先于平等，平等优先于博爱，这就是罗尔斯对这几种价值的“辞典式排列”。

罗尔斯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接受了现代福利国家主张的自由主义。这种理念由来已久。对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世纪时西方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主张“最小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应该株守“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但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理论受到严重挑战，主要就是在消极国家体制下，垄断集团崛起，财富趋于集中，缺乏社会保障，广大工人阶级劳动生活条件恶化，于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尖锐地指出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只是富人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对劳苦大众来说则不过是贫困的自由、饥饿的自由。

在这种思潮的刺激下，西方自由主义逐渐调整，开始把平等问题、福利国家纳入进来，认为国家应该抑制由于自由竞争而产生的过度分化，扶助弱势群体，使人不论贫富、美丑、体健体弱、智力高下，都能获得生活的基本尊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对这种自由主义理念的系统、成熟的表达。

没有社会分层，文明将窒息而死

然而，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调整，激进左翼思潮并不领情。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救世主义色彩的激进左翼思潮在20世纪开始大规模地社会实践。他们不仅要铲除结构性的社会不公正，而且力图清除由于社会任意性与自然偶然性所带来的不平等。这种对绝对平等的追求使他们激进地否定一切传统社会分层、雇佣关系，这都被视为不道德的，是剥削与压迫，是对人格的侮辱。而要消灭出身差别这个最顽固的社会不平等，只有实行柏拉图理想国式的统治，使家庭趋于解体，剥夺私有财产，一切都置于哲人王与守卫者的监护之下。

在激进左翼的社会运动中，平等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追求，乌托邦式的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一切正常的社会分层都被污名化。这助长了一种过分的仇富心理，使人们在正常的科层关系、雇佣关系中也会心态失衡，产生斗争心理，整个社会经常保持一种搞运动的心态。

著名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要发展壮大，必然会出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阶层分化，即使那些以实现民主为目标的组织，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也不例外。因为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内部事务越来越复杂，与外部其他组织的竞争也越来越复杂，这都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超出普通成员的才华、见识与组织、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阶层分化与权力的相对集中，米氏称之为“寡头统治的铁律”。可以说，正常的社会分层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没有前者，后者也将窒息而死。

事实上，中西方各大文明传统对社会分层、雇佣关系、主仆关系都是有很成熟的思考的，其富有智慧的伦理劝诫在数千年时间里产生了健康的社会作用，成为文明的规范性力量。

如讲究平等普世的基督教，其主仆伦理极为著名，：“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歌罗西书）而佛教的“六伦”中有一伦就是主仆伦理。

儒家的“五伦”中没有单独的主仆关系一伦，但按照儒家把一切社会关系视为宗法血缘关系的延伸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主仆关系视为家长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越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这种主仆伦理越成熟，富有人道精神，而并非20世纪被污名化的斗争、剥削关系。《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三的主仆“义交”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动人一幕。而让许多人感动不已的《桃姐》，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仆伦理的一种呈现，只是这种传统中绝多年，我们已经完全陌生。

总之，由于历史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平等问题的看法过于绝对化、左翼化、激进化。目前，严重的结构性不公正固然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不能理性地看待那些正常的社会分层与雇佣关系，社会心理长期扭曲，就很可能矫枉过正，在追求平等的旗号下一发不可收拾，重蹈历史覆辙，这是很需要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