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议题] 新校园分裂症

2019-08-18 17:33:04

来源: 时代周报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一度被认为是平等的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一些变化也悄然产生。一方面，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渐渐远去，在一些顶级高校里，农民子弟的比例渐渐成为秘密；而

【按】很多人总是怀念美好的校园时代，似乎一切的世俗烦恼、功名利禄，都来自毕业以后的人生，或者说社会化的过程。而学校里，总是无忧无虑，没有烦恼，充斥着浪漫、温情和理想主义。但是事实是残酷的，社会之于人的影响，即使在学校里也随处可见。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一度被认为是平等的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一些变化也悄然产生。

一方面，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渐渐远去，在一些顶级高校里面，农民子弟的比例，渐渐成为秘密。

而另一方面，即便是侥幸跨过了分数门槛，进入大学校园里面的孩子们，发现他们要面临的，依然是人人生而不同的现实。有媒体进行了新校园分裂的报道，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阶层分化乃至对立的校园图谱。

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流浪汉的儿子永远是流浪汉。这个曾经在电影里出现的故事，似乎正在中国社会上演。甚至即使在校园里，各种炫富、X丝与高帅富、白富美的对比处处可见。这种现象是否与社会公平、教育平权理念格格不入？糟糕的是，其中一些问题，更导致了一些犯罪现象。

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一问题背后的社会因素？更关键之处在于，如果青年没有梦想，面对花了18年求学也无法和另一些人一起喝咖啡的社会，中国又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伴随着中国社会阶层分化与固化，一度被认为是平等的象牙塔的大学校园，一些变化也悄然产生。一方面，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渐渐远去，在一些顶级高校里面，农民子弟的比例，渐渐成为秘密。而另一方面，即便是侥幸跨过了分数门槛，进入大学校园里面的孩子们，发现他们要面临的，依然是人人生而不同的现实。有媒体进行了新校园分裂的报道，为我们勾勒出一个阶层分化乃至对立的校园图谱。

法官的儿子还是法官，流浪汉的儿子永远是流浪汉。这个曾经在电影里出现的故事，似乎正在上演。这种现象是否与社会公平、教育平权理念格格不入？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如何理解这一问题背后的社会因素？更关键之处在于，如果青年没有梦想，面对花了18年也无法和另一些人一起喝咖啡的社会，中国又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接受阶层分化，拒绝阶层固化

本报评论员孙乐涛

暑假你顶着骄阳，走家串户做家教，而同学正在济州岛的游学夏令营。打工增加社会经验不是挺好的吗？遗憾的是，这并非你的兴趣选择，而是家庭条件让你别无选择。在国内苦学三年英语，可能不如去美国做一个学期的交换生的效果。

同班甚至同寝室的同学，吃用玩都不同，圈子泾渭分明，往来很少，“就像生活在两个世界一样”。以后走上社会，起点、前途也不同。这就是“分裂”，或者用中性一点的词：分层，阶层分化。

平等并非首要价值

毫无疑问，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乃至“固化”，绝不是一个好现象，它使社会分裂，是动荡的危险征兆。更重要的，它是不人道的，侵害乃至剥夺了下层子弟追求幸福、尊严与自我实现的权利。而承认每个人都具有这样的权利，尽力保障每个人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这样的权利，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基础，是人类进入现代世界的精神动力。

中国当代社会分化剧烈，阶层固化严重，主要是结构性的社会分配不公的结果，是“权力不受制衡，资本不被驾驭”的“不完全市场经济”的结果。无疑，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分配趋于公正，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然而，暂时将义愤放在一边，平心静气地思考“平等”这一问题，你会发现，革新“权力市场经济”体制会使我们获得大量本应拥有的平等与福利；但是，即使我们建立起了真正的“法治市场经济”，我们仍旧不可能拥有完全意义上的平等。

比如，即使没有赤裸裸的、结构性的社会不公正，基于社会任意性与自然偶然性所造成的不平等仍是存在的。前者比如各人出身于不同的家庭、地区和日后工作生活中机遇、运气的差异所造成的不平等；后者比如先天的智力、体质、相貌、性别等方面的差异造成的不平等。它们所造成的困扰，对许多人来说比结构性社会不公正的感受更深。

罗尔斯认为，平等是一种崇高的价值追求，但这种价值对现代社会来说并不是首要的，它需要与自由等其他价值取得平衡。对中国人来说，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因为把平等作为压倒一切的价值来追求，所造成的荒谬后果，20世纪的中国人都深有体会。

平等不是首要价值，那什么是首要价值呢？是自由，更精确地说是“消极自由”，即人们不被人为阻碍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动的自由，比如，我想出国去旅行不被当局禁止出境，我想考公务员不被禁止报名。

但是，排除了这些人为的“禁止”，我仅仅是拥有了做这些事的“机会”或“资格”，要完成这些事，我还必须具备相应的“能力”，比如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付得起路费、报名费、培训费。否则，我前面具有的“自由”就是空的，无意义的。罗尔斯认为，国家、社会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公民具有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能力，主要就是在分配上向弱势群体适当倾斜，以保障基本的“平等”。

不过，对“自由”的保障优先于对“平等”的保障，应该先满足前者，才能考虑后者。自由优先于平等，平等优先于博爱，这就是罗尔斯对这几种价值的“辞典式排列”。

罗尔斯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接受了现代福利国家主张的自由主义。这种理念由来已久。对思想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19世纪时西方自由主义高歌猛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自由主义强调自由竞争，主张“最小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应该株守“守夜人”的角色，管得越少越好。但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这种理论受到严重挑战，主要就是在消极国家体制下，垄断集团崛起，财富趋于集中，缺乏社会保障，广大工人阶级劳动生活条件恶化，于是社会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尖锐地指出宪法所保证的自由只是富人的自由、资本家的自由，对劳苦大众来说则不过是贫困的自由、饥饿的自由。

在这种思潮的刺激下，西方自由主义逐渐调整，开始把平等问题、福利国家纳入进来，认为国家应该抑制由于自由竞争而产生的过度分化，扶助弱势群体，使人不论贫富、美丑、体健体弱、智力高下，都能获得生活的基本尊严。罗尔斯的《正义论》就是对这种自由主义理念的系统、成熟的表达。

没有社会分层，文明将窒息而死

然而，对自由主义的这种调整，激进左翼思潮并不领情。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救世主义色彩的激进左翼思潮在20世纪开始大规模地社会实践。他们不仅要铲除结构性的社会不公正，而且力图清除由于社会任意性与自然偶然性所带来的不平等。这种对绝对平等的追求使他们激进地否定一切传统社会分层、雇佣关系，这都被视为不道德的，是剥削与压迫，是对人格的侮辱。而要消灭出身差别这个最顽固的社会不平等，只有实行柏拉图理想国式的统治，使家庭趋于解体，剥夺私有财产，一切都置于哲人王与守卫者的监护之下。

在激进左翼的社会运动中，平等成为压倒一切的价值追求，乌托邦式的平等理念深入人心，一切正常的社会分层都被污名化。这助长了一种过分的仇富心理，使人们在正常的科层关系、雇佣关系中也会心态失衡，产生斗争心理，整个社会经常保持一种搞运动的心态。

著名的意大利社会学家米歇尔斯甚至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组织要发展壮大，必然会出现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阶层分化，即使那些以实现民主为目标的组织，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也不例外。因为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内部事务越来越复杂，与外部其他组织的竞争也越来越复杂，这都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超出普通成员的才华、见识与组织、调动资源的能力。这种阶层分化与权力的相对集中，米氏称之为“寡头统治的铁律”。可以说，正常的社会分层是与人类文明相伴而生的，没有前者，后者也将窒息而死。

事实上，中西方各大文明传统对社会分层、雇佣关系、主仆关系都是有很成熟的思考的，其富有智慧的伦理劝诫在数千年时间里产生了健康的社会作用，成为文明的规范性力量。

如讲究平等普世的基督教，其主仆伦理极为著名，：“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事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以弗所书）“你们作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对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歌罗西书）而佛教的“六伦”中有一伦就是主仆伦理。

儒家的“五伦”中没有单独的主仆关系一伦，但按照儒家把一切社会关系视为宗法血缘关系的延伸的做法，实际上是把主仆关系视为家长与家庭成员的关系。越到中国古代社会后期，这种主仆伦理越成熟，富有人道精神，而并非20世纪被污名化的斗争、剥削关系。《白鹿原》中白嘉轩与鹿三的主仆“义交”就向我们展示了这样的动人一幕。而让许多人感动不已的《桃姐》，其实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主仆伦理的一种呈现，只是这种传统中绝多年，我们已经完全陌生。

总之，由于历史原因，近几十年来中国人对平等问题的看法过于绝对化、左翼化、激进化。目前，严重的结构性不公正固然是要解决的当务之急，但如果我们不能理性地看待那些正常的社会分层与雇佣关系，社会心理长期扭曲，就很可能矫枉过正，在追求平等的旗号下一发不可收拾，重蹈历史覆辙，这是很需要警惕的。

校园，从每一个细节开始分裂

第三维

近日，校园分裂一词被广泛关注，它所指的教育公平问题被重新提起。

由于学生之间的家庭环境差异和贫富差距，导致学生思维、行为、价值观，乃至个人命运产生巨大差异。这些情况就发生在我的身边。比如，有一位同学，出身在农民家庭，有多个兄弟姐妹，家中经济困难，却考进了华师武传这所“贵族学校”。自进校之日起，就同众多“高富帅”们走上了共同的学习竞争之路。这条路他走得十分艰难。因为学费是家里借钱给交上的，于是他不得不尽可能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去做兼职，想办法赚钱。于是，当假期“高富帅”们忙着到处旅游的时候，他在满武汉地跑着做兼职。家庭经济的窘迫、物质条件的贫瘠一开始就在同样的校园环境里拉开了一条巨大的鸿沟。说巨大并不过分。

在同一个校园，有些人可以生活拖沓，游山玩水，天天换女友，不把学业放在心上—因为他们的父母一般都会替他们打理好一切，并尽可能地满足其所有要求，毕业后他们会替其安排好工作。而另一些人则必须时刻惦记着生存问题—花钱，吃饭，赚钱，学习。等待他们的没有安排好的工作，只有一切需要自己改变的现实。

这个同学的故事是如今“校园分裂”的一个缩影，他是其中的一极。不过事情还有励志一面：大三自己开店后，这位同学被某食品公司的老总看重。如今已经成为了公司的正式员工。

如今中国校园内还有很多个相类似的故事，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阶层鸿沟，他们未必能够有机会跨越过去，拥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身边不少此类的同学会抱怨自己没有好的家庭背景，抱怨自己的学校比其他学校学费贵，会抱怨和自己同样贫穷的学生却因为在不同的学校而受到巨大差异的教育。

校园分裂的源头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裂缝，它是校园内学生之间的差异鸿沟，更是整个教育行业巨大裂缝的缩影。

校园环境是整个社会最接近平等的环境—大家都是学生。这也是最容易造成嫉妒的原因。嫉妒总是会在最具接近性的人群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各种物质条件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影响在校园中也更加容易被放大。这种影响极大地塑造着学生的心灵并且一次次点燃了校园冲突的导火索。

在校园里，有钱的学生与不那么有钱的学生虽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但是他们已经不能真正地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成为很好的朋友。也许作为同龄人仍有相似的经历和话题可以聊，但是家庭背景的悬殊造成两个人之间的落差却无法弥合。对立乃至对抗在很多细节上展开：比如，有些学生要求无节制地使用寝室用电，一开空调就是一夜，可这些在另一些同学看来就很不应该。更何况用电的钱都是分摊，他更加难以忍受。前者可以买各种名牌，每天吃的不带重样的，而后者却要省吃俭用，分分计较。

这些近在咫尺的差距要说不对后者造成影响是不可能的。在校园里，有一部分同学还有很强的“号召力”，他们可以用自己强大的物质手段去引领很多东西，比如那些夜店，那些华丽的party，这渐成主流。而另一群人被抛在后面，他们无法企及。也许唯一能安慰他们的就是未来，他们会想，现在苦一点，未来会强一点，而那些现在挥霍的，以后一定会很糟糕。而事实却是，大多数前者毕业之后都会有父母为其安排好工作，或者继续挥霍家里的财富，毕竟他们还很有钱。而后者就要面对人潮如海的就业大军，凭自己的实力去追求自己的愿景。

作者系90后大学生

高等教育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专访《蚁族》作者著名青年研究专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廉思教授

本报记者严友良特约记者黄陈锋发自上海

对于正在分裂的校园，有人惆怅怀旧，有人认为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究竟状况如何？

家庭经济资本通过高等教育进行代际传递

时代周报：就“新校园分裂”现象，因出身不同贫富分化带来的同学关系紧张，直接导致矛盾激化，如马家爵案和复旦投毒案。这个方面，你的感受如何？

廉思：谈具体的感受，还是想从我这些年的研究对象“蚁族”说起。所谓蚁族，也就是在大城市中逐渐出现的“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

课题组2013年的“蚁族”调查显示，“蚁族”的家庭经济水平与学历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家庭经济水平越好的“蚁族”在大专教育水平的比例越低、在研究生及以上教育水平的比例越高，表明经济条件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更高级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大专教育程度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降低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学历为大专的人数越少；研究生及以上教育程度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增高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学历为研究生及以上的人数越多。

另一方面，“蚁族”的家庭经济水平与学校类型分布呈现以下特征：家庭经济地位最好的“蚁族”在211高校和985高校的比例均为最高，表明经济水平好的家庭出身的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比例较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毕业于普通高校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降低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毕业于普通高校的人数越少；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蚁族”比例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升而呈现增高趋势，家庭经济收入越多，子女毕业于211和985高校的人数越多。

可见，从对于“蚁族”群体的调查显示出，其受教育程度和受教育质量与家庭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在看似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制度所筛选出来的学子，仍然难以褪去家庭经济地位的潜在影响，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

时代周报：“家庭的经济资本悄无声息通过高等教育进行着代际传递”，按照你的描述，可以说昔日高考改变命运的神话渐渐远去？

廉思：一般认为，教育将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社会流动方向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因此，在工业社会，教育制度成为影响很大的重要制度，科层制的扩张导致选人用人日益依靠教育，受教育程度或文凭学历等成为向上层社会流动的一个先决条件。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不仅是一种教育制度，也是政治制度，还包涵着意识形态因素。正是如此，它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子系统之间，起到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生剧变，社会的阶层分化越来越明显，在这种情形下，高等教育成为弱势群体向上流动的重要渠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着社会公平。通过高等教育来实现社会流动，不仅是具有相当独特性的“中国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一项出色的制度安排。

然而，这些年我们的研究却发现，在“蚁族”身上，高等教育的上述功能没有发挥相应作用：在“蚁族”群体内部，存在着家庭经济地位越高，教育层次越高和学校类型越好的趋势。可见，如今的“高等教育”已不再是底层青年改变命运的通道，而更像是一个加剧社会阶层分化的助推器。

精英大学应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

时代周报：高等教育不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相反加剧固化，原因在哪里？

廉思：从绝对数量上讲，扩招使得更大规模的工农子弟得以接受高等教育，这当然是有利于社会公平的。但是，量变必然引起质变，扩招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只要能考上大学（包括大专，甚至中专）即取得了“吃国家粮”的资格，而扩招后，专科层次基本上失去“向上提升”的机会，普通大学毕业生也普遍遭遇“就业难”，找工作就很不容易，遑论跻身体制内成为精英，这可从“蚁族”群体学历层次的不断升高得以验证。同时，各种资源向重点大学集中，更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重点大学的扩招非常有限，其绝对招生数虽有所增长，但其扩招的比例低于平均值，所占比例下降，因此竞争更加激烈。

因此，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大，从平均指标看，确实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公平，各阶层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均等化程度有所提高。但是，对任何已经大众化甚至普及了的教育而言，竞争都将围绕着教育的类型和质量出现，在越高的层次上，不平等越显著。

时代周报：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存在是否酝酿着社会风险？

廉思：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教育的专利将滋生一个享有特权地位的“种姓集团”，那些优势集团，史无前例地运用各种权力和名衔—财产、教育和门第，武装自己。高等院校通过“录取通知”以及可以期许的“毕业文凭”不仅制造了一种“成人仪式”，同时还制造了一种“制度仪式”，—与其说是在其前与其后画了一条“通过”的界线，倒不如说是将那些注定了要占据社会显赫地位的人，从人群中识别且筛选了出来，而其后的社会等级制度却被巧妙的掩饰起来。

在研究中，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学习好你家里条件好请得起好老师，能学的特长也多，上得起好小学，上得起好中学，最好考上了好大学，然后他还能供养你读完硕士、读完博士，最后找个好工作。法国当代社会学家布迪提出社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之间可以发生复杂的转换。社会阶层固化和流动性减缓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当这些曾经被认为是家庭的骄傲、“天之骄子”的大学毕业生发现他们四年在象牙塔的大学生活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一个光明的未来、甚至是一个体面的工作，当他们在大城市获取成功的梦想最终破灭，那么，取而代之的将是他们对政府的失望和缺乏信任，以及对社会的不满。因此，对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他们的梦想跟农民工、下岗职工和农民是不一样的，你必须让他看到成长的光明和发展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不能太远，能让他能感觉得到触摸得到，给他一个看得见的未来。诸如，马加爵案和复旦投毒案令人惊悚就是很多因素造成的心理扭曲。

时代周报：公众对教育不公有着强烈的警惕和不满。在此情况下，你认为应该如何求解教育公平？

廉思：在我看来，“蚁族”们的诉求，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目前社会条件下底层知识青年的需求。具体来说，就是如何让这些知识青年在时代发展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他们虽然在体制外，仍能保持对体制的高度认可，而不会因为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产生对制度的质疑；让他们存有中国梦，成为适应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高素质劳动者。

历史上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制度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表现不佳，但后来采取了一系列救济政策，试图对弱势阶层有所补偿。例如美国设置了许多偏向黑人、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招生政策，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实行的“肯定性行动计划”，规定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入学方面给予优先权利，并通过联邦拨款实施计划。

相比较而言，中国历史上对科举—高考制的公平性形成了强大的信仰。高等教育是一种资源分配的制度：对于农家子弟而言，高等教育是进入城市的重要渠道，对平民百姓，它意味着“干部”身份的获得；对于弱势阶层而言，高等教育是向上流动的机会。高等教育中任何不公平事件的出现，都会给民众带来强烈的被剥夺感。应该对不公平的政治—经济—社会格局进行制衡和纠正，而不是顺从和复制；精英大学应该保守社会的德性、反制权力与资本的渗透、公平地从社会各个阶层中选拔培养新的精英，而不能成为掠夺性再分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