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谎言:“伊朗门”事件始末
诺斯的秘密交易因中美洲小国尼加拉瓜而起,经由以色列意外地和伊朗搭上关系,最终因为尼加拉瓜和伊朗两地的意外事故提前败露。它牵涉的机构之多、人员级别之高、事件性质之恶劣,在美
刘怡
2013年初,一部名为《逃离德黑兰》的电影夺得了第85届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它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1980年1月,中央情报局特工安东尼奥•门德兹化装成电影公司老板潜入伊朗,将前一年因为大使馆被捣毁而潜逃藏匿的6位美国外交官带出险地。
影片上映时正值中东局势动荡,一时间,门德兹们频频以光彩照人的形象在媒体上露面。
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一部传记电影作为褒奖的,比如奥利弗•诺斯中校。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政处前副处长同样和伊朗人打过多年的交道,在1985-1986年间,诺斯曾是美国政府中负责与德黑兰进行秘密交易的主管,大权在握。然而当这项任务在1986年意外地被公之于众时,没有人写书歌颂他,更没有人会为他拍摄电影。
这个自称爱国者的人物获得的“奖励”是缓期徒刑和罚金,从他身上又牵出了两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以及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诺斯的秘密交易因中美洲小国尼加拉瓜而起,经由以色列意外地和伊朗搭上关系,最终因为尼加拉瓜和伊朗两地的意外事故提前败露。它牵涉的机构之多、人员级别之高、事件性质之恶劣,在美国历史上亦属罕见。中文媒体借用尼克松“水门事件”的典故,将其命名为“伊朗门”,这扇“门”不仅对里根的历史地位造成了重大影响,还使国会与白宫一度剑拔弩张,个中曲直,至今众说纷纭。
尼加拉瓜的“生意”
自19世纪以来,尼加拉瓜这个中美洲国家的历史就只和四样东西有关—内战、贫穷、自然灾害以及美国人。它的某位早期总统是个美国公民,1937年以后,又是美国政府支持军事强人索摩查父子统治了马那瓜近40年之久。尼加拉瓜既无石油又无黄金,美国对它的兴趣完全是出自“多米诺骨牌理论”:如果不能从四面八方包围苏联在加勒比海的头号马仔古巴,“反美浪潮”就会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在整个拉美泛滥。当索摩查家族“出产”的第三位总统阿纳斯塔西奥在1974年粉墨登场时,他依然可以指望华盛顿的友谊与军事援助。
当然,小索摩查也不是每次都能让他的老板满意:1978年,由于阿纳斯塔西奥残酷暗杀政敌,尼加拉瓜爆发了左翼党派“桑地诺解放阵线”领导的革命,并发展为全面内战。此时的美国总统是著名的“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卡特,他认为索摩查政权已经丧失对局势的控制,加之厌恶小索摩查其人,决意放弃对他的支持。1979年,得到美国暗中支持的桑地诺阵线控制了全国,着手进行经济和社会重建。然而古巴革命的戏码很快也在尼加拉瓜上演—桑地诺阵线注意到美国人的经济援助总是和政治条件挂钩,远不及急欲在拉美打开局面的莫斯科来得“慷慨”。
当尼加拉瓜新政权与苏联人越走越近之后,1981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里根决定终止对桑地诺派的经济援助,后者马上倒向了红色帝国。美国人只能再度召集索摩查的余党,在哥斯达黎加和洪都拉斯建立基地,培训反桑地诺派的游击队。
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训练是由中央情报局一手负责的,不过鉴于索摩查家族民愤实在太大,尼加拉瓜当地人对他们的颠覆和渗透活动兴趣不大。1985年尼国总统大选中,桑地诺派领导人奥尔特加以极大优势获胜,这使得华盛顿方面大为失望。同一年,美国国会通过“博兰修正案”,决定停止拨款支持中情局对尼加拉瓜叛乱分子徒劳无功的援助;人权组织公布的报告还显示,中情局训练出的游击队犯有绑架、贩毒、强奸等一系列罪行,可谓臭名昭著。
当然,被禁的只是公开的援助活动。既然中情局在1961年可以和总统作对、明目张胆地武装古巴叛乱者,他们在1985年也不可能向国会屈服。这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白宫全都站在他们一边,刚刚获得连任的里根总统也宣称尼加拉瓜左翼政权是美国的“重大威胁”。唯一的问题在于,博兰修正案付诸实施以后,中情局在中美洲的行动预算受到了国会的全面监控,他们必须从其他途径获得一笔账面外收入,才能支付训练游击队的可观开支。
与魔鬼交易
正当中情局为尼加拉瓜问题发愁时,里根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法兰则在处理另一桩麻烦事。同样是在1985年,以色列总理佩雷斯的一位信使突然抵达华盛顿,给麦克法兰带来了一条绝密口信:据伊朗的几位“温和派”政治家透露,该国最高政教领袖及头号反美分子霍梅尼教长已经病危,在他死后,主张改善德黑兰-华盛顿关系的势力可能上台。这批温和派希望在正式亮相前与美国建立某种程度的互信,以增加自己的政治资本,并为两国恢复外交关系做铺垫。为了表示诚意,伊朗人提出愿意劝说从德黑兰接受资助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释放早些时候扣押的7名美国人质;作为交换,他们希望美国人能出售一批“陶”式反坦克导弹,以帮助伊朗打击死敌伊拉克。
正在医院休病假的里根马上和麦克法兰达成了共识:倘若伊朗真有把握说服黎巴嫩人释放美国人质,出售武器就是值得的,何况通过军火生意拉拢伊朗人总比坐视他们倒向莫斯科强。唯一的问题在于,由于国会在1979年伊朗革命后通过了对德黑兰的制裁法案,美国政府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向伊朗售武。麦克法兰在这时耍了个小机灵:他和以色列政府达成一致,首先由以色列军队从自己的装备中拨出约定数目的导弹,经空路运往伊朗;随后以色列方面向美国提出购买更多导弹的请求,由美方经合法渠道补充以色列人的存货。这样一来,整个交易表面上是在以色列和伊朗人之间进行,不违反美国国会的武器禁运令。
1985年8月20日,第一批96枚导弹从以色列起运,当武器抵达伊朗后几个小时,真主党释放了被绑架16个月的美国人质韦尔。此后三个月里,类似的交易总共进行了三次。
1985年12月,里根政府的第一任期即将结束,麦克法兰因为私人原因决定卸任,由海军上将波因德克斯特继任其职位。在新任期开始之际,里根不顾国务卿舒尔茨和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反对,授意波因德克斯特继续对伊朗售武。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负责押运武器从以色列飞往伊朗的国安会官员诺斯中校突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主意:既然对伊朗售武是通过完全保密的地下渠道进行的,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筹集一笔黑金,去支持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活动呢?
诺斯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过去的售武行动都是通过以色列这个中间人来进行,现在美国可以绕过中间环节,由民间军火商直接从生产厂家购买导弹,自美国本土经海路直接运往伊朗。参与交易的军火商在入账时只报较低的利润,抽出总数达1500万美元的回扣存进诺斯在瑞士银行的账户。诺斯本人将把这笔回扣的主要部分用于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渗透,国安会其他不见光的行动也可以从这个账户提取资金。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是上述秘密计划的受益人和知情者,诺斯和波因德克斯特则是策划人,波因德克斯特还利用自己的决定权,在未知会总统的情况下批准了诺斯的行动(也就是说里根只知道美国在向伊朗售武,但不清楚伊朗交易和尼加拉瓜之间的关系)。
1986年2月,先后有两批1000枚“陶”式导弹从美国装船运往伊朗,随后几个月里又有1000枚“陶”式和200多枚“霍克”地空导弹起运。诺斯用瑞士账户中的黑金在欧洲和亚洲购买轻武器,由他的巴拿马合伙人诺列加总统(三年后因贩毒被美国政府逮捕,判处40年监禁)运往尼加拉瓜境内的叛乱分子营地。在诺列加的建议下,诺斯还在巴拿马及其他拉美国家做起毒品生意,他把轻武器出售给哥伦比亚等国的反政府游击队,得到可卡因作为回报。这些可卡因回流进入美国市场,出售的收入则又一次进入瑞士的黑金账户。诺斯甚至通过退役空军少将西科德,租用美国南方空运公司的飞机专门为尼加拉瓜行动服务。这些飞机堂而皇之地出入国境,在美国和尼加拉瓜之间运输武器及毒品。
意料之外的露馅
好时光来得快、去得也快。就像尼加拉瓜行动和对伊售武是在一个偶然的节点上结合到一起的,它们的败露也凑巧是在同一时间。1986年10月,即地下售武行动开始后约一年,一架南方空运公司的运输机在尼加拉瓜上空被桑地诺派政府军击落,飞机上的美制武器暴露无遗。唯一幸存的押运员哈森福斯向审讯人员供认,他受雇于中央情报局,美国方面对尼加拉瓜叛乱分子的援助从来没有中止过。这一消息见诸报端后,美国舆论顿时群情激愤,多位民主党议员要求凯西对中情局在尼加拉瓜的持续存在做出说明。
此后不到半个月,更大的丑闻也被曝光:伊朗伊斯兰革命副领袖蒙泽塔里女婿的兄弟、“伊斯兰解放运动”办公室主任哈什米向黎巴嫩《帆船》周刊透露了美国经以色列向伊朗售武的消息,他还提到了麦克法兰的名字,指称这位前国家安全顾问曾秘密前往伦敦和伊朗政府代表会面,商讨赎回美国人质及继续对伊售武的问题。这条消息理所当然地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让口口声声不同“支持恐怖主义的霍梅尼政权”打交道的里根政府大为窘迫,也让在伊朗人面前信誓旦旦绝不与“美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接触的伊斯兰政府十分尴尬。病中的霍梅尼教长极为震怒,他下令以叛国、杀人、绑架和伪造证件的罪名处死哈什米,蒙泽塔里随后也被迫辞职。
对伊朗人来说,从美国购买武器的交易已宣告彻底流产;但在美国国内,对凯西、麦克法兰、波因德克斯特乃至诺斯这个“总统班底”的调查才刚刚开始。国会两院在1986年12月通过决议,各自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里根政府对伊售武和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的事件,参院特别委员会主席是当年参与过“水门事件”调查的民主党人埃诺耶,这显示了国会的重视程度。1987年,委员会展开了长达十个月的调查,搜集相关当事人的犯罪证据。
诺斯这个聪明人在伊朗、尼加拉瓜两条线索间发挥的作用本来不至于马上暴露。但在特别委员会成立后,他深知事态严重,决定把瑞士秘密账户里的剩余资金转移到亚洲的几个合作伙伴手上。不料忙中出错,其中一笔黑金被误转到了一位普通瑞士百姓的账户里,此人面对上百万美元既惊且惧,当即报警寻求帮助,中情局的秘密账户自此暴露,诺斯这个关键人物在两起案件中的作用也完全公开。
因为“伊朗门”涉及国家安全,且相关人员位高权重,相当一部分受到特别委员会质询的涉案者援引宪法第5修正案,拒绝交代实情。国会被迫决定给予他们有限豁免权或免于起诉权,迫使他们到国会作证,否则以违宪论处。在这种情况下,包括麦克法兰、西科德和诺斯的私人秘书霍尔在内的18人同意出场作证。委员会证实,里根总统曾同意国安会使用武器与伊朗交换美国人质,麦克法兰等人在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问题上蓄意隐瞒实情,欺骗国会;诺斯曾积极策划上述援助并在事情败露后篡改和销毁有关文件。随后,调查开始进入更关键的阶段,委员会试图弄清里根是否确知对伊售武与渗透尼加拉瓜之间的关系。此时波因德克斯特当场宣称:他并未向里根透露实情,总统本人则做出了“我不知道”的表态。因为相关文件已经被诺斯销毁,特别委员会无法获得证据对总统进行指控。
1987年11月18日,两个特别委员会向本院领袖提交了各自的报告,他们指出:里根虽未授权将出售武器的款项转交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但他听任国家工作人员绕开法律欺骗国会而不予制止,应对“伊朗门”事件负最终责任;里根政府公开声明不与恐怖主义者打交道,暗地里却和伊朗政府搞武器换人质交易,明显在藐视国会和法律;里根没有向他的助手灌输尊重法律与办事程序的观念,没有使政府确保依法办事。作为惩戒和补救,国会要求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规定总统必须在一定时限内向两院通报正在进行的秘密行动。
根据特别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伊朗门”事件的几位直接责任人被移送法院审理。波因德克斯特、麦克法兰、诺斯、凯西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被起诉,其中凯西因心脏病突发在不久后去世。麦克法兰被控四项品行不端罪,判处两年监禁、罚金2万美元,波因德克斯特被控五项阴谋罪、妨碍司法公正和伪证罪,但他在上诉中洗脱了罪名;温伯格被控一项伪证罪和一项妨碍司法公正罪,以上这些当事人在老布什总统上台后皆被特赦。那位野心勃勃的诺斯也在这次特赦中摆脱了牢狱之灾,现在他作为小有名气的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继续活跃在上流社会。有趣的是,的确有人尝试过把他的形象搬上银幕—在2006年一部颇具知名度的电影《战争之王》中,有一位神秘的幕后人物“奥利弗•索森上校”,显然是化用了诺斯的事迹和姓名。“索森上校”在片中从未露出面孔,只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和一顶硕大的军帽,承载了过多秘密的人大概都难出现在阳光下吧。
自由与恐惧—从猪湾事件到斯诺登案
刘怡
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安全三个部门的重大政治事件,在美国现代史上并不鲜见。以1961年为起点,同一年的“猪湾事件”、1972年的“水门事件”、1986年的“伊朗门”乃至近期沸沸扬扬的斯诺登案都吸引了极大的公众关注。即使是在美苏冷战的高潮阶段,对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是否正当的讨论依然是公共生活中的重要话题。
仔细论之,这四个事件的逻辑并不相同:猪湾事件是中央情报局企图以单一机构的判断僭越外交政策与对外战略,甚至胁迫行政机关而导致的悲剧。水门事件是总统公器私用,以国家安全资源服务于党派利益、并企图欺瞒立法机关收致的教训。
图:美国特工诺斯的一生反映了“只有永远的利益”。 IC 供图
伊朗门代表了行政机关与安全部门勾结、违抗既有法律的越轨。斯诺登泄密事件则显示了新的趋势:政府正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全面入侵私人领域,并把这种入侵变成了可盈利的产业。而美国公众舆论对这四个案例的反应却是如出一辙的—行政机关被置于遭质疑和检讨的位置,法制精神和公开性则一遍又一遍被重复和强调。
这种独特的行事逻辑和心理状态,早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扎根在了北美。乘坐“五月花”号前往新英格兰的第一批清教徒把自由的品质和道德感设定为新大陆的立国基础,老欧洲的专制君主、特务机关乃至贵族阶层在这里全无生存的土壤。在这种道德原则之上形成了著名的“美国例外论”,并被托克维尔写入他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当中。
对那些真诚相信“美国例外论”的民众来说,新大陆的自由品质是它最宝贵的财富,也是国家政治生活需要长期护持的目标。尽管托克维尔曾怀疑美国人爱平等胜过自由,但从《独立宣言》、《反联邦党人文集》到《葛底斯堡演说》,保护公民自由免遭侵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乃是最重要的话题。
进入新帝国主义时代,伴随国家间冲突的升级,自由之目标与手段间的冲突开始浮现,美国人被迫反复自问:如果自由要靠无孔不入的监控和甄别来捍卫,它是否本身也会发生堕落和变质?冷战期间美国知识界对国家安全活动的批评,就是基于这种恐惧:如果美国被迫采用与它最厌恶的对手全无二致的手段来保卫自身的安全,那么对手也许会被消灭,但美国也会堕落成下一个苏联。自由不仅会被来自外部的敌人摧毁,它在国内遭到弱化和堕落的可能性同样存在,美国公众对权力制衡、监督权和知情权的反复强调,便是基于这一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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