邝海炎：“凤凰男”是转型中国的“心理肿胀”

2013-06-27 03:26:09

来源: 时代周报

邝海炎

“凤凰男”的话题，我一直想说点什么，因为按照百度词条里“凤凰男是指集全家之力于一身，发愤读书十余年，终于成为‘山窝里飞出的金凤凰’，从而为一个家族蜕变带来希望的男性”的定义，我也属于凤凰男。

最开始我跟很多凤凰男一样，对这一标签很反感，因为任何群体标签都会阉割鲜活个体的丰富性。比如说“凤凰男自私”，这就与“凤凰男有很多亲戚要帮助”是矛盾的，凤凰男多在大家庭成长，相比小家庭成长的城里人，利他主义倾向应该更强，何来自私说？至于说“大男人主义”，中国男人多有，尤其是潮汕男、东北男等，怎么就成凤凰男专利了？更重要的是，码字的人对话语霸权敏感，自己一旦被归为某类“标签化群体”，仿佛就站在了受审者的位置，他人就可以拿着文明标尺对你品头论足，这种“委屈感”让我很不爽。

那“凤凰男”是伪概念喽？非也。撇除“勤奋”、“自私”、“自负”、“自卑”、“大男人主义”等浮泛特征，抓住“他们无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以至于在城市里进退失据”这一要害，我们还是得承认，“凤凰男”确实存在。凤凰男若想“去污名化”，首先得学习下北大教授贺卫方面对“公知”污名化时的心态。当不少公知对于污名化义愤填膺时，老贺倒不时幽默道“本公知认为……”，这招既轻松摆脱了“类”概念的压迫，又很有说服力地昭示了“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态度，实在是高。“凤凰男”其实也没什么，曾国藩从穷山冲走到北京，当上两江总督和中堂大人，不就是标准的凤凰男吗？看他的家书，处处流露出对子弟和家庭的责任，岂不是大家庭观念的典型？

所以，凤凰男有问题，但不全是凤凰男的问题，而是时代变了。在曾国藩的时代，读书人是“四民之首”，在科举里得胜可以报效朝廷，失意也是地方乡绅，他们起着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沟通中介的作用，因此，他们对大家庭的责任被整个社会视为“有担当”，有丰厚的“文化资本”回报（帮忙多了有声望，以后办事情，人家会给面子）。可到了我们的时代，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读书人不再拥有法定的社会治理特权，社会也越来越倾向于“去人情化的法律治理”；在代表先进文化的城市里，家庭为了适应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由“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化；“靠自己”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受尊重，“走关系”被认为是能力缺陷、连累别人。因此，在现代凤凰男帮忙能力普遍变小、现实回报（因地理因素、社会价值评判转变）又难以达成时，凤凰男动用社会关系帮助乡亲都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也是他们往往会拖累家庭、引来老婆不满的原因。

我们可以说，凤凰男是中国现代转型中的“心理肿胀”。该如何消除这“肿胀”？仅仅停留在小资幽怨中口诛笔伐是徒劳的，我们应该要认识到，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的加深，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城，并且逐渐认同和理解城市“小家庭文化”，当文化观念的融合完成，自然就不再存在“凤凰男”问题。而对于那些耽于农村“大家庭文化”的温暖、因而在城市文化中“进退失据”的凤凰男来说，中国时下的“新城镇化”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用武之地。以我的朋友李英强为例，他出身于湖北农村家庭，后来考上北大，典型的凤凰男，但他却在四年前毅然放弃城市生活，跟老婆一起回到家乡建设乡村图书馆。目前已在全国多个省份建起了13座“立人图书馆”，惠及数万名乡村中小学生。这种“公共人格”就可以从凤凰男的“大家庭观念”里获得奥援和嫁接，所以，经过“创造性转化”后的“凤凰男精神”未尝不可以成为召唤国人关心公共事务的一种精神资源。

总之，凤凰男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由农村文化向城市文化、由大家庭向小家庭、由人情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产物。面对这一圈“心理肿胀”，鸵鸟政策是不行的，小资幽怨也于事无补，只有将凤凰男放在中国大转型的背景下认知，我们的心才会豁然开朗，才不会用语言的戾气加深这“肿胀”。

作者系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