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迈克尔·麦尔：一双匿名无形的“手”正在重塑北京

2013-05-16 11:48:32

来源: 时代周报

迈克尔·麦尔是一位美国人。麦尔以梅老师的身份生活在胡同里，也活在自己的作品里。这些年来，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并记录自己在胡同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从个人视角勾勒

本报记者赵妍实习生许婉蓉发自上海

北京前门大街改造的时候，施工方曾经用挡板遮盖沿街两旁的房屋，上面写着：“再现古都。”不知是哪位居民或是路人，好事地把这个标语做了一点小小的修改，却道出了更多人的心声：“再见古都。”

这是近日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再会，老北京》中提到的一个场景，作者迈克尔·麦尔是一位美国人，在北京大栅栏地区的胡同深巷中度过了几年时光。他平时在煤市街小学教英语，课余则像大多数居民一样融入市井生活。租一间四合院小屋，用公共厕所，洗公共澡堂，也和当地居民一样吃小面馆、读《北京晚报》，还关心着时不时出现在墙头、盖着红印章的拆迁告知书。

“我的邻居都叫我梅先生，我的第一位中文老师给我起了‘梅英东’的名字——因为我的英文姓氏读起来像‘卖儿’，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贫穷父母在集市上叫卖儿女的凄凉画面。”在上海宣传新书《再会，老北京》时，迈克尔·麦尔再一次风趣地讲起自己的名字故事，惹得在场人士一阵窃笑。

1972年出生于美国的迈克尔·麦尔，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995年，作为美国“和平队”志愿者，麦尔第一次来到中国，在四川省一座小城市内江培训当地的英语教师，与他同行的人中，有后来因写作《寻路中国》而声名鹊起的何伟（彼得·海勒斯）。“我在内江这个地方待了两年，日常的生活就是打篮球、读小说和学中文。每月领800块钱工资生活得很不错，因为那里除了当地特色辣菜和五星啤酒之外，也没什么好买。” 麦尔回忆。

1997年，他搬到北京居住，并在清华大学学习中文。在北京居住的十多年里，他曾以自己的观察写过多篇文章，发表于《纽约时报》、《时代周刊》、《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等诸多媒体，也因此获得了包括古根海姆奖、纽约市公共图书馆奖等多个写作奖项。

“北京有太多让我感到新奇的东西：非典时期不停工的建筑工地；以秒计时的奥运会计时牌；以及那些在短短几周内就能面目全非的老字号美味餐馆……”麦尔说，没有人知道这些老北京们心中的地标究竟去了哪儿，人们只知道北京每天都在变。不少坚定的保护主义者反对“变化”，他们摇旗呐喊保护古建筑，却未曾在胡同里生活过，成了“住在公寓楼里的‘假把式’”。“这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决定了解胡同，了解调查数据背后真实的生活，了解什么是值得去保护的。”麦尔说。

2005年8月8日，麦尔搬进了位于大栅栏杨梅竹斜街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一共5间房，住了7个人，其中包括麦尔喊她“大娘”的老寡妇。老寡妇没有产权，但是院子里的人都知道，她是这里的女主人。

“老寡妇门也没敲，就走进了我的房间，她的身上飘着一阵飞马牌香烟的味道。一顶老旧的棉帽遮住了她蓬乱的花白头发，露在外面的部分则梳向脑后，仿佛为了炫耀耳朵上的那对金耳环……”对这个最初搬进来时对他大喊“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的老寡妇，麦尔觉得分外亲近，因为她总是毫无保留地以母亲的模样介入他的日常生活，常念着“多吃点儿，小梅！”或者“你应该起得早点儿！”

“我总是很听老寡妇的话。”麦尔说，“她总说不想搬出胡同，但最后还是搬进了17层的高楼。老跟我说，害怕电梯坏了，这样她恐怕就只能在外头过夜了。”

在书中，除了记录自己的市井生活，麦尔还采访了学者、保护主义者、城市规划者甚至开发商，记录了多方面的言论，并穿插了四段北京旧区改造的历史篇章，以及对河内、老挝、巴黎等国际案例的考察。麦尔以梅老师的身份生活在胡同里，也活在自己的作品里。这些年来，他以局外人的身份观察并记录自己在胡同生活中所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与事，从个人视角勾勒出当代中国城市变迁中的迷惘与尴尬。

（图：老外麦尔熟悉的胡同生活。）

我不比中国作家更困难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关于胡同保护的声音和讨论有很多。你最初的写作计划是什么？

麦尔：起初，我觉得我是在写一本关于文化遗产的书。但是随后我意识到，胡同最吸引我的一点，也是使它们有超越建筑涵义的价值的一点，是它们带来的一种归属感。所以，我写的并不是巷子的外部结构例如门、墙、街道，我写的是胡同里的生活。

时代周报：当初你是以怎样的心态进入到胡同生活里的？住进去之后和预设相符吗？

麦尔：我希望住在一个有柿子树和茶桌的美丽乡村里。哈！事实上，我被挤在一个有9个人的狭小空间里，没有卫生间，也没有热水。

时代周报：这几年，国内涌现了不少优秀的纪实文学，有些作者格外引人注目，他们和你一样，是外国人。像张彤禾的《打工女孩》、何伟的《寻路中国》。你怎样看待一个外国人进入“田野”观察中国？你自己这样做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

麦尔：我觉得我并没有比同样做这些事情的中国作家遇到过更多困难。我只是有这样的时间和兴趣，花三年的时间在那里生活，用一年的时间在清华大学学中文。作为一个外国人来讲——我自己的情况是，我在写一个城市以及它的变化。一个局外人来记录一个地方，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奥威尔为巴黎写了一本具有纪念意义的书，海明威也是。来自法国的托克维尔写了一本关于美国的书，是最好的美国纪实文学之一。上世纪60年代，一个名叫蒋彝的中国作家写了精彩的“The Silent Traveller”系列游记。上世纪30年代，老舍曾以伦敦为背景，创作了一部伟大的作品。

时代周报：你在胡同里住了三年，有没有过非常想离开的时候？

麦尔：有！第一年，我害怕看到“拆”字出现在我们的房子上。第二年，我希望看到“拆”写在我们的房子上。你会厌烦没有隐私的生活，要走出去上厕所，冬天还很冷。你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的。那里的居民根本无法计划他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明天那双无形的巨手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房子上画下一个“拆”。

时代周报：你在书中多次提到这个“HAND”。你用它比喻什么？这双手铲除了什么？

麦尔：每个作家都希望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反面角色，但我找不到。在北京，没有一个人可以制定所有的城规计划并且愿意露脸。SOHO的CEO张欣愿意露脸，这也是我欣赏她的一点。这双“手”是一个匿名无形的力量，正在重塑北京，正在将人们逐出胡同。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它是谁？或者它真实的意愿。我想我们需要为这双手建一个微博账号，这样它可以告诉我们它的日常生活—它吃什么，它喜欢看什么样的电视节目，它住在哪儿……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想过，无论你的体验有多深刻，你写出来的感受还是和胡同居民们不一样？你可以想走就走，而他们会被迫离开。

麦尔：当然！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书中并没有做出结论或者给出建议的原因。和那些居民相比，我可以打个的、去机场、刷信用卡、上飞机，然后在十二小时内回到我在美国的家。所以，我必须用一个平衡的、客观的视角来描写胡同生活，有极好的一面，也有糟糕的一面。

时代周报：离开胡同之后，你的生活如何？那些老北京离开胡同之后的生活如何？

麦尔：这就像都市露营。我真的很喜欢胡同里精密的社会网络，在那里，我不会成为一个陌生人，每个人都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一种角色。至于那些被迫离开的当地人：年轻人很开心，老年人很伤心—他们在社区中丧失了他们的角色。

（图：高楼背后，一片狼藉的拆迁现场。）

最理想的城市状态：倾听居民的想法

时代周报：你在书里写，张欣曾说可以用现代材料重建大前门。她承诺建一个真实的前门大街，但最后却创造出一个“虚拟的电影布景”。你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麦尔：这个问题你应该问张欣，我相信她的心地是好的。前门大街是一个试验品—人们会决定这是否会被其他地方复制。我个人很喜欢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以及它对现存历史建筑的重修。

时代周报：从你个人的角度，对于胡同拆迁持什么样的态度？

麦尔：看到胡同被拆是令人心痛的，它们被购物商城和高楼大厦所取代，我们将来的子孙回望这段时期会责怪他们的先辈。中国可以建造青藏铁路、三峡大坝甚至把人送上太空。对工程来讲，中国已经拥有足够的资源和知识完成任何事情，但却少了保护古建筑最伟大典范的意愿。

时代周报：在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为了城市建设也拆了一些老城。这和中国的城市规划有哪些异同？

麦尔：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城镇规划，如今大部分都被视为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这些规划的着眼点在车而不在人。中国可以吸取教训。我真的相信，十年之后，我们会在北京重新看到自行车车道，并且在城市中心努力鼓励市民用骑行取代驾车。在美国，一个大的不同是，人们更愿意表达他们对理想社区的渴望。我们纳税，我们在市议会上、媒体上辩论这些话题，最终我们用投票表决。

（图：麦尔说胡同里的人都叫他“梅先生”。）

时代周报：你研究了很多城市规划的国际案例。你是想找一个理想的典范吧？

麦尔：对。在书中，我描写了河内。我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政府鼓励居民维持老城原样，那个地区的人口要保持稳定。这在北京的大栅栏和胡同中是看不到的：这里的人口三倍或者四倍的增长。并且，河内的房子是用石头和水泥建的，这比四合院的木头和稻草或者泥土更便于保持。

我也喜欢上海一直采用的适应性再利用模式。外滩建筑已经回归到它最初的用途—作为银行，作为酒店，但同样也有被改造成商场和饭店的。这就达到了一种平衡，不全都是商场和饭店，有混合用途。并且，商场和饭店背后仍然还有居民楼。这不是一个死气沉沉的街道，也不是一个照片背景，它一直在运转。

时代周报：所以你觉得最理想的城市状态是什么？

麦尔：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倾听城市居民的想法。举个例子，我们应该听听保护主义者的声音。中国不乏富有同情心的、有学识的保护主义者。他们让我们注意到，遗产的破坏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应该听听这些人的声音，并在一切都未晚前采取行动。我们还有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