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救援：“配角”的力量

2013-04-25 04:47:45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韩玮发自上海

4月22日，王中匆匆赶到公司，坐下没多久，哈欠连天、昏昏欲睡，因此被主管领导教育了一番。大家几乎都不知道，过去两天，王中只休息了两个小时。

只有在虚拟世界，媒体策划王中才会暴露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地震信息员。他服务于卓明震援通讯社（下称“卓明社”），国内目前唯一的以专业处理、发布地震救援信息为主要内容的民间志愿组织。

4月20日8时02分，雅安地震。王中与同事随即开始工作。不到13时，他们已经完成了第一期简报。这份2000多字的材料详细介绍了震灾波及范围、受灾地区的地理位置、天气路况以及政府与民间救援组织的动态。

这份简报即刻发布于卓明社的官方微博。更重要的是，它被立即发送至那些已经到达或正在前往灾区的救援队员的接收设备上，给予他们全景式的信息支持。

此刻，汽车之家副总裁马刚已赶到机场，他是在前往上海车展的路上收到了集结短信的。他用“1秒钟”和老板请假，预支了20万元救援费用，在下午2时30分登上了飞往成都的飞机。晚上9时52分，他驾驶0号调查车到达震中芦山。

马刚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蓝天救援队汽车队队长。陆陆续续，作为国内最大的民间安全救援志愿者组织，蓝天救援队共有280多名队员飞抵四川，对雅安地震展开救援。

事实上，雅安地震发生后，国内至少有数十家民间公益组织积极参与救援，最快的志愿者组织在震后8分钟便启动救援。而24小时内，14家公益组织组成了救援联盟。

无疑，经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等灾难后，民间救援力量正聚集起一股巨大的能量，而如何使之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则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问题。

助政府一臂之力

4月20日雅安地震当天，“免费午餐”发起者、媒体人邓飞拨通了王中的电话，讨论几个问题—他是否有必要去灾区，去了之后能做什么，免费午餐应该去吗？什么时候去。

梳理、研究各种信息后，王中根据以往的经验作出了两点预判：第一，脆弱的道路系统将是救援的致命伤；第二，陆续奔向灾区的救灾者或将多于受灾者，物资也可能供过于求。

王中给邓飞的建议是，“免费午餐”可以在灾后第三天进入。那时，政府的救援物资已经到位，“免费午餐”可以侧重解决当地没有户口、没有身份关系的灾民的吃饭问题。

同时，他们都认为，可以让中国水安全公益基金的志愿者一同入驻，避免汶川地震时的饮水问题重演。

在公益圈内，已成立3年的卓明社小有名气；而在公益圈外，这个民间组织并不为人熟知。这个组织的核心骨干有十多人，大多是80后，职业各异，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国外。

通常，卓明社会在地震救援期间每天发布一份简报，内容翔实、清晰，涉及救援进展、物资需求、交通状况等，其中常常标有“已核实”、“信息有效期”等字样，有别于普通的新闻稿件。

目前，卓明社与华夏公益联盟及蓝天救援队两家组织的后台已经联通，经过处理的救援信息会通过电话、网络甚至无线电的方式向蓝天救援队、壹基金救援联盟等公益组织的一线工作者传播，而前方救援队员掌握的信息也可通过相同的方法回传。

正因如此，卓明社与前方队员的联络频繁。队员们还会收到公众无法看到的“内参”，比如，通往某个村的哪条道路畅通，去某个受灾点怎么走、需要注意什么……

4月22日20时，王中又一次与前线队友语音通联，开始“对接信息”。“他们一到前线就像进了黑匣子，只能看见眼前的事物，听到对讲机里的内容，无法得知外界的信息。而我们就要成为一双眼睛，告诉他们哪儿需要救援、哪条路抢通了、哪里又塌方了……”

王中告诉时代周报，近年来，民间组织的力量不断发展；同时，NGO也愈发明白，面对灾难，必须把握一个度—助政府一臂之力。

“经过几次灾难后，中国政府的救灾水平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盲点依然存在。比如，物资一卡车一卡车地拉进灾区，但由于交通堵塞或是路面过窄，依旧无法送到灾民手里。民间组织机动灵活，哪怕志愿者肩挑背扛也能把东西往里送，这就解决了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他说。

而卓明社的出现是为了消除一个救灾盲点—解决前线与后方信息严重不对称的问题。比如，一个企业想援助物资，提供棉被、食品和水，但问题是，他们如何知道哪里有这些需求。

“我们就像一座桥，灾区急需什么、全国各地捐助的物资应该运送到哪里，我们设法让这些信息交换。”王中说。

其实，卓明社只是民间救援的样本之一。雅安地震后，民间的救援力量迅速积聚。4月20日当天，通过微信搭建的“成都公益圈”救援平台诞生，14家民间公益组织组成联盟。截至22日下午，已有近50家NGO加入。

“民间救援虽然永远只是辅助角色，不可能成为社会救援的主力，但第一，所谓术业有专攻，我们的一些队员拥有国家救援队所没有的技能；第二，民间救援队分布广泛，地域上的优势可以为救援赢得更多时间；第三，如果灾害范围较大，政府的力量不足，我们可以成为补给。”北京蓝天救援队队员张清臣告诉时代周报，专业上的搭配，区域上的互补，数量上的补充，这些是民间救援存在、发展的意义。

成长于灾难

过去5天，不少民间组织因自己在震区的艰苦工作而收获赞誉。

4月22日，外媒称赞说，雅安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出动包括正规军队在内的大批救援人员进入灾区抢救生命，许多民间团体也不遑多让，迅速以各种方式展开救援，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救援力量迸发的正能量。

而在5年前的汶川地震，民间救援却是一个让很多人不知所措的名词。那年5月，在一趟飞往成都的航班上，一位空姐做了统计：乘客中有多少人是前往灾区的志愿者？答案是1/3，包括志愿者和媒体记者，还有北京大学校医院口腔中心一位名叫郝南的医生。一腔热血的他几天前向领导告假，奔向汶川。

在郝南的建议下，空姐做了上述调查。郝南询问了同个航班的志愿者，很多人与他一样，满心想去灾区帮忙，却不知道该去哪儿、怎么帮。

到了灾区后，郝南发现，这里和自己此前在北京时所想的地方完全不同，预先准备的东西也毫无用处。这些都是灾区内外信息严重不对称所致。

于是，郝南开始了地震信息协调的工作。他自己掏钱在成都租了一间四室一厅的大房子，作为志愿者驿站，以促进信息交流、传播。此后，这间驿站备受欢迎，最多时一晚住进了40个志愿者，这也让郝南收获了好几个QQ群的志愿者好友。不过那时，还没有卓明社。

同样，蓝天救援队彼时也还只是一支由资深驴友组成的非注册志愿机构，主要的社会活动是开展户外安全知识讲座。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灾难，他们的协调和组织尚不成熟。但其中一支志愿队仍然利用专业的技能和装备，成功搜救了绵竹市汉旺镇罐滩村120人、安县五福村80余人，并为当地村民带去了第一批救援物资。

救援结束后，总结经验，参与的队员得出了几个结论：第一，对于突发性、群体性的灾难，仅仅依靠政府是不够的，民间组织要成为补充；第二，仅凭热忱参与救援远远不行，必须要有两个层面的提升—一方面，队员需要具备参加这类救援的心理、技能和体能；另一方面，要有组织地参加救援，最大程度地发挥作用。

“救援是一场战争，需要多个专业兵种密切配合，协调作业。”这是张清臣当时最深的体会。

受之启发，2009年11月，蓝天救援队北京分队成立，并向官方申请注册。没过多久，在青海户外联盟的基础上，蓝天救援队青海分队成立。与此同时，蓝天救援队的建队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以“蓝天”冠名的救援队在各地陆续“萌芽”，至今已有70多支，注册队员3万名。

蓝天救援队对队员的要求很高。北京分队曾经介绍，他们的队员必须具备三本证书：国家无线电台执照，能够熟练使用无线电设备；红十字会急救员证，具备心脏复苏、骨折包扎、止血等院前急救能力；高山协作员证，可以在海拔3500米以上的雪山救援。

2010年4月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地震。蓝天救援队再次参与救援，行动力已大有提升。24小时内，蓝天救援队赶到玉树的队员共有79人，搜救幸存者12人，和志愿者医生一起巡诊治疗1165人。其中，蓝天救援队青海分队在15日凌晨到达灾区，成为最早抵达的民间救援队伍。

玉树地震也促成了卓明社的成立。那时，王中还是民间组织“青海学子在行动”的一员，因为从小在青海长大，对这片土地饱含感情，他正和一帮大学生通过各种方法在后方发动募捐，无意间发现了郝南的“5·12地震信息QQ群”。

此时，郝南正在探索一种地震信息协调的模式，希望使之机制化。而王中非常熟悉青海的地理位置和风土人情，很快便参与其中。于是，第一期地震简报诞生，通讯社的主要工作是通过志愿者等各种渠道核对前后方信息，并实现相互传播。

“有一次，我们开物需会，有人建议要给这个‘伟大’的组织起个名字。有人说，叫‘卓明’吧，因为，电影《2012》里，拯救人类的诺亚方舟基地就位于西藏一个叫卓明谷的地方。大家都笑了，但挺喜欢的，后来，我们又给‘卓明’想了一个更贴切的解释。”王中说。

几个月后，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突发泥石流，卓明社第一次以这个名字出现在民间机构中。而此后，每经历一次灾难，这个通讯社就会加入几名志同道合者。

这个过程中，郝南还收获了爱情。他的妻子现在是卓明社的最终审稿人。他们结识于玉树地震，后来在北京民政局的礼堂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叫了卓明社的十多个朋友参加。王中也去了，“他俩说，礼金就不用了，捐给那些大家一起干过活儿的地方吧。”

王中这才猛地想起来，他们几乎一起参加了玉树地震之后的所有突发的群体性灾难的救援。

民间救援应更专业

来到雅安地震。震后8分钟，蓝天救援队队长远山作为总指挥，立刻召集全国各地的蓝天队员开启救援，而卓明社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事实上，为了在灾难发生后的72小时内进行有效地施救，这些专业的民间机构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和训练。

比如，卓明社内部就建立了一整套地震响应机制，即根据国家民政部及各个省不同的救灾级别规定了卓明社不同程度的救灾响应机制。

“平时，我们会定期举行网络沙龙，尽管队员之间可能从未谋面，但他们在网络中非常熟悉。而且，核心组员对全国的地理信息以及专业的地震知识十分了解，也大多有过一线救援的经历。一旦看到震源、震级、烈度、深度等数据，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是否需要救援，需要怎样的救援，救援的难度是什么，诸如此类。”王中说。

而对于救援队员而言，他们需要长期锤炼技能。据时代周报了解，蓝天救援队每年都会举行1-2次全国性救援培训，每次时间为7-15天，涉及40多个科目，其中，基础学科包括急救、通讯、驾驶等技能，而专业科目包含涉水救援（潜水、摩托艇等）、洞穴救援、山地救援、城市救援等门类。地震救援属于城市救援的一个分支，也是蓝天队员重点训练的项目。与之相对，没有经过培训的志愿者的能力远不能及。

4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通知，要求非紧急救援人员、志愿者等未经批准，尽量不要自行前往雅安灾区。而此前，各种捐助、救援、招募信息通过媒体从灾区前线铺天盖地地传向后方，各路公益组织、大学生志愿者纷纷行动，赶赴震中。

4月30日，在距离震中芦山县30公里处，道路交通瘫痪，大量医护、救援特警和消防官兵被堵城外，10多辆满载伤员的救护车被卡在出城道路中。一时间，微博、微信以及电视中，媒体及部分网友又大声疾呼，请志愿者不要“海量”涌向灾区。

而4月21日晚19时，两名地震救援志愿者在从成都驱车前往灾区的途中遭遇车祸，受到重伤。4月22日，高河镇至龙门山路段坠石，一名32岁的女志愿者不幸去世。

对于志愿者给灾区“添乱”一说，张清臣认为，多数人的本意是想帮忙、想做事，而非增添负担。但有时候，受经验、能力所限，他们对面临的环境和工作缺乏认知，最后可能发挥不了作用。这一方面是志愿者的问题，体能和技能上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则归咎于政府。

“如果有关部门能够明确指示，需要多少志愿者，需要他们做什么，到达灾区后向谁报到。这就不会造成混乱。” 张清臣说。

“目前，政府和民间力量之间是两张皮，统一协调不够。从目前搜集的消息来看，民间的救援力量和公益组织、公司、个人大量涌入灾区其实给救灾带来一定负面影响。这不能单单责怪这些公益组织的意识不够好，政府管理也存在欠缺。”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副教授李明告诉记者。

这种负面效应，王中的感受尤其深切。和玉树地震时相比，这次，卓明社的平台更大、人手更多、资源更丰富，但工作难度和强度反而更大。“目前，自媒体已经非常发达，而一些缺乏专业知识的网民对地震非常热心，这就使得网上的复杂性信息和无效性求助太多，从而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

比如，4月21日，微博上有大量转帖称龙门乡五星村物资缺乏，此后，蓝天马上送去了一批足够村民消耗两天的物资，而卓明社估计，两天后，该村庄连接外界的公路会被抢通，更多的物资将会输入。

不过，这条信息并未在五星村受到蓝天的救援后停止传播，相反，很多网友继续不断发帖呼吁，“后来，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一一排除这些无效求助。”

在王中看来，这样的“狂热”还会持续。“可以预见，今年暑假前，会有一批又一批的大学生支教队进驻灾区，一次又一次地揭开灾民的伤疤。”

“当然，大学生支教是一项善举，不过，我们需要提高公益服务的水平和质量，让灾区的孩子真正感受到快乐。”但在这条路上，中国的民间公益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