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江苏“弯道超车”后需踩刹车

2013-02-07 02:53:09

来源: 时代周报

这种“强政府”的经济运行模式，其隐患以及负作用亦很明显，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员素质而非制度保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与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相比，“强政府”主导的经

杨国英

如果不出意外，2015年江苏的GDP总量将超过广东，从而问鼎全国首位—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虽然江苏GDP总量仍比广东少3000亿元左右，但是，10.1%的同比增速却比同期广东高出2.6个百分点。而以苏粤当下的经济增速计，那么三年后，江苏GDP总量将超出广东逾千亿元。

江苏GDP问鼎全国首位的趋势，不论广东如何忧虑，仍将难以阻挡。因为，依照经济增长的惯性，江苏相对高速的GDP增长以及广东相对低速的GDP增长，均将会维持数年时间。

如果非要对江苏GDP问鼎全国首位的趋势寻找一个阶段性的时间原点，那么次贷危机爆发的2008年，显然是江苏经济开始新一轮突破的年份。仍以苏粤两省为例，两省2007年的经济增速尚且相差无几（江苏为14.9%，广东为14.7%），两省1979—2006年的平均经济增速，广东更是略高于江苏。但是，这种两省相对均衡、甚至广东相对占优的局面，在2008年之后被彻底打破——2008年江苏虽然同样遭受次贷危机的冲击，但该年经济仍能维持12.7%的增速，而该年广东经济增速却迅速下降到10.1%，而这种趋势，在此后数年并没有任何改变，2008—2012年江苏经济增速不仅均高出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年均增速更高出广东近2个百分点。

在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随后欧债危机的轮番冲击下，江苏经济仍能取得如此不俗的表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堪称成功地实现了“弯道超车”。

从宏观上讲，在2008年中央4万亿大规模政策刺激推出之后，全国各省市、尤其是欠发达省市，均试图在决策层放松货币信贷、土地指标、项目审批的背景下，以此为契机大干快上，以达到“弯道超车”的效果。这从实践中，我们亦可以发现，在2008年之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省市，借助政策之东风，其“弯道超车”的效果均比较明显，经济增速显著高于东南沿海省市。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欠发达省市的外贸依存度相对较低，其所受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冲击相对较小；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省市相比，欠发达省市在土地、劳动力等要素资源上，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从而更具备政策刺激背景下的项目承载空间。

由此，可能就带来一个疑问：江苏作为经济发达大省，并不具备欠发达省市的后发优势，外贸依存度虽低于广东但依然偏高，其为何又能够借助中央政策刺激的东风，成功实现“弯道超车”且经济总量直追广东呢？

对此，我们既要客观承认，宏观政策刺激的外力对江苏经济的显著推动，在2008—2012年间，江苏固定资产投资额均名列全国前列，远远高于同期广东的固定资产投资额。此外，五年来，江苏的信贷余额均处于全国前2位，亦高于同期广东的信贷余额。但是，外力永远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缺乏由内力所构成的经济体制的健康，过强的外力不仅无助于经济增长，更可能会击垮区域经济，反之，如果一区域经济缺乏良好的内力，外部资本亦不会轻易趋而附之。

同时，我们更要理性认识到，作为发达省份并不具备后发优势的江苏，其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弯道超车”，更多的是依靠其背后的内生力量，亦即是承载外部资本的内在能力。事实上，在2004年GDP被山东超过（沦落为第3）之前，江苏经济亦与当下全国其他发达省份类似，存在显著失衡的现象：既存在南北地区结构（苏南和苏北）的失衡，亦存在产业结构（以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的失衡，更存在增长结构（过于依赖外贸和投资）的失衡。但是，在2004年之后，上述江苏经济的三大失衡，除增长结构失衡依然明显外，江苏通过“南北产业转移”，大幅缩小了苏南和苏北的经济差距，近年来，苏北经济的年均增速显著超过苏南，江苏地区间的经济结构失衡已明显弱化，此外，江苏还通过“腾笼换鸟”以及“鼓励创新”等政策，使得江苏经济的产业层次得以显著提高，不仅使江苏经济初步告别以低端加工制造为主的产业结构，而且江苏大中型企业经由创新推动提升了盈利能力并进一步做大了规模—在“中国企业500强”的区域分布中，除北京因央企堆积位居榜首外，即为江苏的企业数量占多。

毫无疑问，与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份相比，当下江苏经济不仅更具稳定性，亦更具增长潜力。就稳定性而言，通过近两年企业倒闭潮严重波及粤浙两省、而对江苏的影响不大，即可明确感知；就增长潜力而言，从近年来江苏的区域创新能力和专利授权量均位居全国首位，亦可窥见一二。

回顾江苏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我们会发现，此番江苏经济成功实现“弯道超车”，并非事出偶然，而是与江苏“强政府”的经济基因密不可分。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地方政府主导色彩浓厚的集体经济，即萌芽、壮大于苏南，并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与港澳资本推动的广东经济以及民营特征明显的浙江经济，形成了明显的概念区分。而即使在集体经济于上世纪90年代逐渐式微之后，其时江苏最为标志性的外资项目，亦是选择与有“强政府”之称的新加坡合作打造苏州工业园区，通过这一面积高达80平方公里园区的成功推进，新加坡“强政府”的经济运作模式，更深深嵌入到本就有“强政府”基因的江苏经济体内。

这种“强政府”的经济运行模式，对于尚处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显然均具有实践层面的合理性，亦符合新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一方面，经济转型需要政府的统筹引导；另一方面，强政府模式在经济转型期内更具行政效率。

但是，这种“强政府”的经济运行模式，其隐患以及负作用亦很明显，其成功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员素质而非制度保障，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与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相比，“强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更容易形成不良资产沉淀，亦更容易导致“国富民穷”的景象，江苏人均GDP连续高居全国首位但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却低于粤浙两省，即是这种迹象的初显。

我们理应肯定江苏近年来在区域经济结构平衡以及产业经济结构平衡方面所作的努力，而其在创新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则更值得包括广东在内的其他省市学习。但是，这种学习必须有所取舍，对江苏经济的“强政府”特征必须有所淡化，而对于江苏自身来说，则应在“弯道超车”（GDP超过广东）成功在即之时，及时踩一踩刹车，转变“强政府”的经济运行模式，而不是在将经济转型“扶上马”后仍然“牵着马”，更不可将引导经济增长扭曲为干预经济增长。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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