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质“儿慈会”

2019-08-15 10:48:41

来源: 时代周报

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发帖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里“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神秘消失”。

本报记者郭丽萍发自广州

国内的公益圈再一次陷入信任危机。

2012年12月10日，网络爆料人周筱赟发帖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以下简称儿慈会）2011年度财务报表里“至少有48亿巨款下落不明，神秘消失”。儿慈会涉嫌“洗钱”的质疑声在网上蔓延。

儿慈会当天即回应，解释系财务人员将其中的银行短期理财累计发生额误添了一个零，导致财务报表里数据错误，称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审核的严重失误，并郑重声明基金会绝无洗钱行为。

自去年以来，中国公益圈内连续曝出郭美美、“卢美美”、无锡尚德“诈捐门”、中华慈善总会“发票门”、河南宋庆龄基金会被指挪用善款放贷等事件，风波不停，公益组织的体制受到拷问。

举报人周筱赟曾多次揭露公益圈黑幕，他说：“我不是针对某个公益组织或是某个个人，我是希望通过一个一个的个案，来推动制度建设，形成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投资管理制度、审计制度、监管制度。道德是靠不住的，只有制度才靠得住。”

被质疑“洗钱”

10月27日，周筱赟接到儿慈会内部人士的报料称，儿慈会2011年度的财务报表有严重的问题。

儿慈会，全称“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成立于2009年9月10日，属全国性公募基金会。

周筱赟从儿慈会官网下载了厚达57页的《2011年度年报》。在其中的《现金流量表》上他发现，儿慈会有一笔48亿的神秘巨款，以“其他与业务活动相关的现金”的名义，“悄悄进来，又神秘消失”。

这份现金流量表显示，儿慈会在2011年度的现金流入为48.48亿，其中收到捐赠收入为8200万，而神秘的“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为47.66亿；现金支出为48.89亿，其中用于捐赠的支出只有4500万，而神秘的“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高达48.4亿。

周筱赟作了个数字对比，在“郭美美事件”前，中国红十字总会和地方分会加起来，2010年接受捐赠资金收入总额是29.7亿，而中华慈善总会2011年底的总资产是27亿。

而中华儿慈会的注册资金是2000万，2011年全年，儿慈会募捐到的善款是8000多万，同年非捐款收入、支出却都高达数十亿。

对于如此异常的现金流动，周筱赟感到吃惊，他咨询了多名律师和会计师。周筱赟说：“他们都告诉我，这绝对有问题，但是因为没法看到明细账和银行对账单，所以无法确定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巨额异常现金流动。而财务报表是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并且通过了民政部的年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12月10日，周筱赟在网上以实名发帖质问儿慈会，“如此巨额的现金流动，它的来源、用途、去向到底是什么？是否洗钱？”

瞬间，舆论哗然。

“数据错误”不能服人

在周筱赟举报当天，儿慈会当即作出回应。儿慈会在网站发表《中华儿慈会就2011年年报上数据错误致歉》称，财务人员将本来的银行短期理财累计发生额475,000,000元误添了一个零，写为4,750,000,000元，致使2011年度基金会《现金流量表》中的“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达到年报上刊出的错误数字，这是基金会工作人员和领导审核的严重失误。2011年中华儿慈会现金流量的正确数字应该是4.91亿元，支付有5.65亿元。

儿慈会还声明，基金会绝无洗钱行为。“基金会为增加收入，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和减少业务费用占用捐款额的比重，采取了稳妥的、在银行短期理财的行为。由于是短期理财，资金投入银行后和该理财项目到期后都会有银行记录，再次进行短期理财后又会产生银行新记录，这样多次发生的理财，都会在‘现金流量表’中有记录、有体现，因此，在‘现金流动表’上体现的是累计发生额数字。但这一数字出现了错误，于是就产生了网友质疑的问题。”

次日，针对网友关于“儿慈会4.75亿元理财发生额”的疑问，儿慈会又补充公布了《其他货币资金明细账》。这份用财务软件生成的明细表显示，2011年儿慈会以3000万元为初始本金，通过购买银行短期理财投资产品，不断存取而累加，其中借方年度的累计数额为4.75亿元。

周筱赟的疑问仍没有消除：即使是多输入一个零，错得如此离谱，儿慈会是如何把整本账做平的？

12月12日，带着一系列疑问，周筱赟接受电视台邀请，与儿慈会传播部部长助理、项目总监姜莹进行了对质。

姜莹解释说，在填写收入的时候多输入一个零，然后在支出一栏，直接复制这个数字，两个数字同时出错，因此整体数据随之出错，所以账还是平的。

一篇署名田宾并介绍作者任职于全球知名会计师事务所的文章指出，儿慈会的解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在收入多出42.75亿元的情况下，现金流量表中的期末余额要与实际的余额相等，唯一的可能性便是在支出一栏同时增加42.75亿元，而非简单地将47.5亿元这个数字复制。

拒不公布对账单

在周筱赟看来，儿慈会仅仅公布《其他货币资金明细账》远远不够，还应该公布2011年全年的银行对账单，这样才能厘清事实真相。田宾也提到，如果与银行的对账单进行核实的话，很容易便能发现儿慈会所犯的错误究竟是故意为之，还是一次疏漏。

周筱赟说，在12月12日的对质现场，姜莹出示了从银行打印的68页的2011年全年银行对账单，并称最快13日在官网公布。

但是12月13日，翘首以待的网友、公众并没有等来焦点中的对账单。儿慈会只在网站发表了简短的声明：为更好地得到公众的理解，我们请审计、法律和新闻媒体等专业机构，对公众质疑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审查，以便给社会公众全面、系统、详细的答复。

对此，舆论进一步升温，认为是儿慈会心虚。周筱赟感到愤怒，他质疑：儿慈会自称将对账单转交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查，请问是怎么选出来的？是真正独立的第三方吗？自己请别人审查自己，结果有公信力吗，如何保证调查过程不是暗箱操作？

此后，参与复审的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15日在微博上表示：“我事务所对中华儿慈会的审计并不是中华儿慈会邀请我们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反是我事务所在网上看到第一财经的视频之后，主动和中华儿慈会联系前去审计的。此次审计是完全免费的公益审计。”

12月16日，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发表初步审计结果的声明：

“儿慈会的现金流量表不是由账务系统自动生成的，而是根据财务软件生成的电子数据手工编制的。在输入现金流量表‘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和‘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这两个栏目的计算数据过程中，把4.75亿多输入了一个‘0’，结果变成47.5亿，4.75亿是组成这两个栏目数据计算过程的一部分，不是这个栏目数据的全部。因此不能称之为小数点点错位置的问题。”

“我方初步查证，儿慈会在2011年度用于理财产品的滚动累计投入是5.25亿元，滚动累计收回4.6亿元，期末还有6500万元出于理财投资状态。与网上所说的4.75亿有5000万元的差异。这5000万元的差异在另一个科目核算，因短期理财产品投资时间较短，在年末时已经收回。财务人员在统计时未计算这一部分，就造成了5000万元的差异。”

周筱赟并不认可这仅仅是错误的说法，他还要求儿慈会公布受邀参加审查人员名单，但没有得到儿慈会的回应。

12月17日上午，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发微博：正在中国银行，对儿慈会进行函证。

但截至本报发稿日即19日，依然没有新的结果。

管理纰漏

根据2004年6月1日起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基金会应当按照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实现基金的保值、增值。

儿慈会发布的《其他货币资金明细》，即该理财产品全年流量表，表格显示其中初始滚动本金为3000万元。姜莹的说法是，理财投资本金来自账户里未动用的闲置资金。

令公众唏嘘的是，如此大额的投资，儿慈会竟然没有通过理事会表决。《基金会管理条例》同时也明确规定，章程规定的重大募捐、投资活动，须经出席理事表决，2/3以上通过方为有效。《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章程》对重大投资进行了划定，即投入金额超过50万元以上人民币的投资活动。

“没经过理事会，那是绝对有很大纰漏的，这么重大的投资不经过理事会，那这个机构有什么用呢。所以他们本身内部管理存在很大问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教授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还有质疑认为，3000万元本金这么大额的投资理财，为什么不计入投资的项目，而是计入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里。

姜莹解释，这笔钱不是在做投资，而是在做银行的短期理财项目，自始至终从未出过银行，所以没有记在其他投资项目。

姜莹表示，“投资理财只是我们财务的一个操作，我们的项目和专项基金跟其他基金会有点不太一样的是，可能发生突发事件，随时需要一些钱，所以为了保障我们的账户时时有更多的现金并保障我们的项目操作，我们只做短期理财，如果有突发事件，钱可以马上出来。”

公益人士才让多吉在对质现场说，基金会是一个公益组织，有多道程序来保证不要出错。据了解，中国非营利组织的财务审核程序，至少需要经由专业审计事务所、组织内部的监事会和理事会、业务主管部门以及登记管理机关四重关卡。

但网友能发现的账务问题，却躲过了几个关卡的审核而没有被发现。儿慈会《2011年度工作报告》显示，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审核了带有“48亿”数值的现金流量表，在今年2月给出了年度审计意见“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儿慈会2011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以及2011年度的业务活动情况和现金流量”。

随后，5位监事也都签字认可这份年度工作报告和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意见，并通过了业务主管部门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发展促进司的年检。

北京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3页的2011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里，只字未提及这神秘的48亿。

姜莹称：“我们会计师的报表的3张纸中，主要描述的是捐助人的捐款和我们所用的这些钱，这些是我们慈善机构比较注意到的，而这个只是在我们的现金流量表中的银行滚存数字，这也是为什么造成我们的财务人员有疏漏，同时会计师事务所也没发现这个问题。”

“整个过程中，这么多个环节都出错，说明在外审和内审机制中，都出现了问题。我们更多的是要去检讨这个制度上的问题出在哪？”才让多吉说。

公益组织体制亟待完善

成立仅三年的儿慈会并不是第一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就在今年7月，儿慈会下属的天使妈妈基金救助山东男孩杜传旺，因没有实地核实病情就迅速公开募捐、送到八一儿童医院治疗等引发社会质疑。10月底，网友又在微博上报料质疑儿慈会涉嫌动用慈善捐款组团公费旅游，儿慈会回应称赴美考察经费源自理财收益，绝不可能使用善款。

邓国胜说：“中国的公益慈善还处于起步阶段，管理的专业化程度还非常低，所以出现很多管理的纰漏。儿慈会才成立3年的时间，他们的管理还不够专业。近几年，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后，中国的公益慈善发展非常迅猛，但人才储备跟不上。”

不仅仅是儿慈会，自郭美美事件后，整个国内公益圈接二连三一再陷入信任危机。

王振耀将之归结于公益慈善的体制、专业化、技术和程序等问题。他说：“中国慈善事业起来以后，整个社会的共识，特别是在体制方面，还没有达成，觉得什么体制都好，就是人坏了。我认为，实际是是公益组织的管理体制不行，过去都是简单地行行善，简单地通报情况就行了，现在看来这种方法不行了，需要现代的管理体制，要有专业化的人才。公益不专业，小数点就会错，不专业不行了。”

王振耀是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同时也是儿慈会的理事会成员。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他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让人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6月，56岁的王振耀弃官治学。

“再没有比中国的监管机制严密的了，我们严密到了连注册的起点都高得不得了，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实体的管理，因为过高过严之后不具体，导致了实际运营机制没有按这些标准，不像西方很多发达国家那么人性化。”王振耀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体制性的改革方法？”

就在周筱赟实名举报儿慈会账务问题前几天，12月7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宣布正式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旨在加强社会各界对红十字会工作、项目及捐赠款物使用情况的监督，进一步推动公开透明，以满足公众期待。

这一举措被王振耀称为“很重要的体制性的改革”。邓国胜也对时代周报记者说：“社会监督委员会是监管的方式之一。首先我们要肯定这是一种进步，以前都没有吸纳社会人士参与监督，现在毕竟有勇气敢开放社会人士来监督，我们应该鼓励。”

12月10日下午，中国红十字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回应，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主要邀请具有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影响、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包括学术、法律、医学、财会、媒体、志愿者等各界代表。王振耀、邓国胜、白岩松等均是这个社会监督委员会的委员。

据介绍，社会监督委员会成立后将展开三个方面的监督活动：一是每年固定的监督事项，如捐赠款物的管理和使用情况，红十字会重大项目实施情况等；二是引起媒体和社会公众质疑的事项，社会监督委员会可以主动开展调查和监督，独立向社会发布监督公告；三是接受中国红十字会的主动邀请，对特定事项进行监督。

王振耀说：“我觉得重要的是机制性地公开、透明。比如社会监督委员会要促成红十字会的决策过程是透明的，而且流程是比较清晰的。另外，社会监督委员会还要架一座桥梁，反映公众的意见。”

事实上，早在2009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简称红基会）就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向社会招募监督员，还制定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暂行）》。红基会在官方网站登出了相关公告，其中提到了之前被媒体热议的红基会善款遭挪用事件，并称，事件发生后，中国红基会研究制定了加强善款监督的措施。

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3年以来，红基会在国内多个基金会透明度排行版中都位居前列。就在今年11月底，《福布斯》中文版推出“2012年中国慈善基金榜”，红基会排第四。

“红基会的募款率也是比较高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举措。”王振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