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人的哈佛情缘

2012-09-20 13:41:06

来源: 时代周报

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和黄进兴的《哈佛琐记》讲述的哈佛大学故事相映成趣。李欧梵和黄进兴都师从史华慈，皆受余英时教益，先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了台湾“中央研

本报记者李怀宇

李欧梵的《我的哈佛岁月》和黄进兴的《哈佛琐记》讲述的哈佛大学故事相映成趣。李欧梵和黄进兴都师从史华慈，皆受余英时教益，先后在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后来都成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欧梵在哈佛的“国际路线”

（李欧梵林津鹭摄）

1961年，李欧梵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在即，感到前途茫茫，于是随着班上大部分的同学申请赴美。他到处乱寄申请信，后来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都准备收他，芝加哥给他免学费的待遇，哈佛则给他“另类奖学金”，是“备取”或“候补”的意思：如果别人不要那份奖学金，他或有机会，否则无望。李欧梵不想再增加父母的经济负担，决定就读芝加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

后来，李欧梵还是决定申请到哈佛大学研究中国问题。当他遍查哈佛的课程表，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科目，而中国历史方面，除了费正清教授外，只有两个不甚熟悉的名字：L. S. Yang(杨联)和Benjamin Schwartz(史华慈)。芝大一年快结业时，他收到哈佛的入学许可，而且有全部研究院的奖学金，在1963年暑假从芝加哥搭顺风车到了波士顿。

初入哈佛，李欧梵就立下三大志愿：除了多旁听课之外，就是故意少与我族类来往，甚至为自己的社交生活开创一个新局面—“泡洋妞”。因此他不久就以专走“国际路线”驰名。

当年在哈佛政府系最有名的教授是基辛格。李欧梵去旁听他的一门大班课—“国际关系理论”，第一堂他未开讲前早已挤满了学生，教室是音乐系的演奏厅，基辛格坐在演奏台上，任由四五位助教在台前讲述本课的要求和指定作业，足足说了20分钟。然后，基辛格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开讲，不慌不忙，一口作秀式的德国口音。在李欧梵的眼中，不免觉得基辛格简直就是一位政客。据说基辛格在尼克松手下当完官后想返回哈佛重执教鞭，却被哈佛政府系的全体教授拒绝。

哈佛最开心的事是泡图书馆，李欧梵常在怀德纳图书馆的层层藏书架前流连忘返。他回忆：“看累了则偷看别人，一饱窥视欲，特别是看到漂亮的女生，则更可做‘眼睛捉迷藏’的游戏。在怀德纳图书馆看书的以研究生为主，所以要找靓女，还需要移师到本科生的图书馆。我的惯例是：如果一天没有课，则早上到怀德纳图书馆，下午到本科生的拉蒙(Lamont)图书馆，晚上有兴致时则去距离较远的蕾克列芙女校的图书馆，当然醉翁之意不完全在酒，偶尔也会有“艳遇”。在拉蒙图书馆看书有另一个好处：它的阅览室有落地玻璃长窗，窗外风光一览无遗。我往往在此看书至五六点钟晚餐时刻，看到窗外的一群群一年级学生到附近的餐厅去吃饭，一副得意的样子，令我既羡慕又忌妒，因为哈佛的本科生才是天之骄子，每个人都是雄心勃勃。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如果一群本科生去餐厅时被汽车撞倒了，这会成为一件大事，因为其中就可能有将来的总统和议员。而我们这些研究生则是可有可无，在一年级学生的眼中，我们都是大学花钱养的废物。有时候我看到这一群哈佛园新来的年轻人，天真烂漫地嬉戏于夕阳斜照的拉蒙图书馆窗前，也不免感到老大徒伤悲，其实我那时候还不到30岁。”

在哈佛大学念中国近代史，李欧梵的主要目的是跟随费正清教授。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更接近思想史，所以后来拜史华慈教授为师。入学后的第三年，他和费正清的关系开始接近起来。费正清公开称李欧梵是一个“放荡不羁者”(free spirit)，请李欧梵参加他家的茶会。李欧梵因此认得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还不止一次和少数研究生应邀在周末到费正清的避暑山庄去小住。几个学生初抵山庄不久，费正清就带着他们去砍柴，体力劳动数小时，有一次，费正清还率先跳进一个泥泞的小池塘中，要同学们先洗一个“自然澡”。晚餐后闲谈一阵，费正清就早早就寝了。第二天费正清一早起身，立刻到他的小书房去工作，整天除三餐外足不出户，据说是数十年如一日。李欧梵了解到，费正清在周末以外的工作日生活更是严谨：每天清早起身，上午四个小时绝不上课或见人，而是独自躲到他在怀德纳总图书馆的书房中去看书，每天下午才去上课、上班和处理公务。后来费正清对李欧梵说：“以后你们教书忙起来，每天能抽出两三个小时读书就够了！”

叛逆性格

李欧梵的论文尚未完成时，要求先到欧洲去“游学”半年，并找寻写论文的“灵感”。费正清欣然答应，还为他弄到2000美元的奖学金去欧洲各国游历。李欧梵成行前向费正清致谢，费正清给了他三封信，要他在适当时机交给费的三位欧洲汉学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是当年在伦敦执教的Stuart Schram教授，当李欧梵把费正清的信拿给他，他看后大笑说：“看来费教授要我带你到酒吧去喝酒，他说你是一个free spirit！”

史华慈曾是费正清的及门弟子，但费正清曾公开承认学问特别是在思想史方面不如他。史华慈年少时在波士顿上“拉丁中学”就开始会拉丁文，在哈佛读本科生时专修的是法国哲学，二战服役时又学了中文和日文，德文和希伯来文则有犹太人的家学渊源。除了法文外，他又兼及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据说，有一次史华慈到意大利开会，早晨打开报纸看后大谈中国新闻，别人都目瞪口呆，原来该地没有英文报纸，他看的是意大利文报纸。有一次李欧梵到史华慈家拜访，亲眼见到他和夫人吵架，原来吵的原因是他到底懂得几种语言，他夫人说他至少懂十国语言，他坚持只懂六七种。

李欧梵最后一次去看史华慈，史华慈已因癌症复发而卧病在床，医生早已束手无策，事实上他在等死，但却十分宁静。李欧梵回忆：“他像慈父一样向我和玉莹(当时我们尚未结婚)问候生活情况，目光慈祥。我顿时感动起来，向他报告说：想提早退休，如此可以多一点时间过一种‘静思型生活’。我当时不自觉地用了他批评阿伦特的那篇文章中的两个字眼，竟然把‘静思生活’的拉丁文说成‘vita contemplate’。他听后不置可否，但立即纠正了我的语言错误：‘不是contemplata，是contemplativa！当年我是念过拉丁文的。’”

英国思想家伯林的名著《刺猬与狐狸》，灵感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的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以此论之，李欧梵是“狐狸”，同属史华慈门下的张灏则是“刺猬”。李欧梵回忆，当年在哈佛大学向史华慈学习中国思想史时，老师对他特别开恩，让他做什么都可以，于是他很自然地把思想史和文学史混在一起学习。“史华慈的教法是古今不分的，他写毛泽东，后来又写中国古代，我受他的影响很大。当年美国的汉学界是看不起现代文学的，我要争这口气，就想办法阐释现代文学，这是我的叛逆性格。”

在哈佛大学当研究生，最担心的是博士口试和论文答辩。博士口试时，李欧梵开始表现不错，到了最后考中国现代史，费正清说：“你刚才回答俄国史问题的时候，好像对于历史上的日期不大清楚。那么我也问几个日期的问题：国民党的前身中华革命党哪一年成立？”“1913年。”李欧梵立刻回答，心中早已开始慌乱了。接下来，费正清连续问了李欧梵十来个日期，使李欧梵惊慌失措。费正清以主考官的身份对李欧梵说：“回去吧，明天我让秘书通知你结果。”

那一晚，李欧梵失眠了。第二天傍晚时分，费正清的秘书告诉李欧梵口试通过了。不久，李欧梵接到费正清亲自打电话来安慰：“我们男人考博士口试，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孩子生前有阵痛，痛完了生下来就好了！你就把它当作一时的阵痛算了，没有关系。”

黄进兴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

（黄进兴本报记者李怀宇摄）

1976年，黄进兴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赴美留学，第一站到了匹兹堡大学。此后由余英时先生推荐，黄进兴转读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的6年读书生涯，是黄进兴梦寐以求的快乐时光。以前在台湾大学读书时，黄进兴无法早起，常常12点才去课堂，而到了哈佛大学，早上五六点就起床，醒来就要读书。有位朋友到他的宿舍，看见书堆到天花板，说：“幸好波士顿没有地震，不然你的书倒下来，会把你压死。”

在哈佛大学，黄进兴常常去旁听一些大师级教授的课，印象颇深的是《正义论》的作者罗尔斯。有一次，一位朋友远道而来哈佛，他心仪罗尔斯已久，意欲随黄进兴去旁听。波士顿初秋的下午，夕阳斜照，有点暖意，最适合听哲学讲演。罗尔斯那天很卖力地论述他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意在反驳20世纪“功利主义”的大师穆尔的论点。黄进兴回忆：“罗尔斯讲到紧要处，适巧阳光从窗外斜射进来，照在他身上，顿时万丈光芒，衬托出一幅圣者图像，十分眩目。正想提醒我的朋友把握住这段历史的片刻，作为哲学的见证，没料到他老兄竟然东倒西歪地呼呼入睡。”

学期结束，罗尔斯讲完最后一堂课，谦称：课堂所谈全属个人偏见，希望大家能做独立思考。全部学生立即鼓掌，向他致谢。罗尔斯频频挥手，快步走出讲堂。在他走出后许久，掌声依然不衰，黄进兴的双手拍得又红又痛，问了旁边的美国同学到底还要拍多久，他答道：“让罗尔斯教授在遥远的地方还可以听到为止。”

那时的哈佛大学可谓大师云集，黄进兴受史华慈和余英时两位史学大家教益良多。黄进兴刚到哈佛大学那一年，余英时先生即受耶鲁大学礼聘为讲座教授。余先生偶过波士顿时，有一晚电话召黄进兴聚谈，深夜和余先生步行到唐人街吃夜宵，黄进兴听余先生一再说：“做学问说穿了就是‘敬业’两字。”从古人的“闻道”到余先生的“敬业”，黄进兴灵光一闪，似乎看到近代学术的真精神。

黄进兴第一次走进史华慈的研究室，门敞开着，但是外头坐满一排人，个个做沉思苦闷状。室内史华慈谈笑风生，造访者更是手舞足蹈。黄进兴仿佛置身于医院的候诊室，而史华慈极像名医，各科知识上的疑难杂症，一经诊断，药到病除。由于候诊者众，好不容易才轮到黄进兴，虽然只有短短的5分钟，他发现史华慈是位很谨慎的医生，在症状不明之前，不随便开药方。

在会谈中，有位学生闯进来要跟史华慈拿介绍函，史华慈极亲切地和他打招呼，连说：“准备好了，只差你的名字没有填进去，请问你的尊姓大名？”黄进兴和这位学生一起走出来，听他抱怨说，他已经跟史华慈念了五年书，至今史华慈仍然记不起他的名字。据他说，比起另一位同学他还算幸运。那位学生刚从越战回来复学，跑去找史华慈教授讨论问题，相谈甚欢，史华慈教授很兴奋地告诉他：“我以前有一个学生的思想和你十分接近。他叫某某某。”其实眼前的那位学生就是史华慈记忆中的某某某。

“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是……”

史华慈因个人稳健厚重的学风，门生满天下。而有些社会科学家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理论模型，往往经不起史华慈锐利的批评，因此有人戏称他为“理论的破坏者”。因为他的讲话常常带有口头禅：“我希望我能同意您，但是……”于是学界封之为“但是先生”。

在生活上，史华慈不断帮黄进兴申请奖学金。他很怕外国人在美国饿死，有一次问黄进兴：“你有食物吗？”黄进兴听了很不好意思，说：“有啦。”哈佛前两年是保证有奖学金，以后每年都要重新审核。有一次黄进兴经过系办公室，一个助教跟他说：“你有奖学金，老师很关心你，帮你申请。”

黄进兴认为：“史华慈先生很有人文素养，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在二战是上尉，搞情报破解的，是破解日本无条件投降密码的重要人物。他对犹太文化的认同感很强，他儿子还回以色列当伞兵。他对各方面文化的认同都很强，所以也可以了解中国人的心情。他对中国文化抱着同情和理解，不像某些洋学者主观认定西方文化优越感。他培养了不少中国的学者，林毓生先生、张灏先生、李欧梵先生等前辈学者，都是他的学生。”

有一次史华慈跟黄进兴聊天：“你有这样的底子，做西方的学术当然很好，但是在西方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人，你不算突出。为什么不回去做中国学问？一般做中国学问的人没有你这样的底子，你有不同的眼光和训练，说不定会看出一些有趣的问题。”史华慈并不知道黄进兴事先就认识了余英时，说：“你要在中国学方面打点基础，我介绍你到耶鲁去跟余英时教授好了。”随后史华慈打电话给余英时。黄时兴每隔两三个月就去余英时家住一两晚。每一次都聊到晚上三四点。因为聊得太晚，就干脆在余英时家睡，醒来再聊一下，下午才走。他回忆：“余先生在耶鲁，是最多产的阶段，很多好作品出来。他每次有文章总会让我们看，我们算是最初的读者。有时我们就提供一些意见，我是主要批评者，鸡蛋里挑骨头。我那时等于读了两个学校，耶鲁和哈佛，常常来来去去。”

在哈佛大学，黄进兴打下了比较全面、扎实的学问底子。他的博士论文题目《18世纪中国的哲学、考据学和政治：李绂和清代陆王学派》实际上是余英时给的，后来幸运地被剑桥大学出版社接受出版。他说：“李绂是清代陆王学派最重要的人，但没有人做，很隐讳，是一个次要的思想家，因为是次要的，反而更能反映一个大时代的气候。因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学者往往超越那个时代，走在前面，要谈朱熹、王阳明反映了当时什么，很难。但李绂更能反映当时学术的气氛。”

黄进兴在哈佛拿到博士学位后，特向史华慈辞行，史华慈临别赠言：你在求学期间，花了不少时间修习、研读西方课程，可是在博士论文里，竟不见踪影。希望有朝一日，能将东、西方的知识融会贯通，好好发挥。黄进兴觉得老师的针砭，宛如佛家醍醐灌顶。

从美国学成回到台湾后，黄进兴以太太的名字“吴咏慧”写了一批回忆哈佛大学生活的文章，后来集成《哈佛琐记》一书。不少人常常误以为《哈佛琐记》的作者是一位女作家。有一次，李欧梵和黄进兴在新竹清华大学见面，问道：“台湾有一位女作家叫吴咏慧，文章写得很好，你认识她吗？”黄进兴说：“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