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让所有学生就地高考

2012-09-06 04:59:22

来源: 时代周报

特约评论员刘洪波

新学年开始之际，教育文件接连发出。《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发布，社会对其中涉及异地高考的内容纷作解读。近日，教育部关于异地高考的意见也被国务院转发，这件呼唤已久的事情，因各省方案原则上应于年底出台的要求而变得真切。

社会广泛议论的“异地高考”，官方表述为“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显得相当严谨。是国家对作为合理要求去解决的“异地高考”的一种限定。尽管一般理解，“异地高考”用于指称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高考，但众所指责的“高考移民”也属于在非户籍地的异地考试，这不仅不被视为正当，而且正是国家意欲杜绝的现象。官方舍简就繁、采用更加复杂的说法，是想严格区分两种“异地高考”，不给“高考移民”以政策想象和可能空间。

不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仍然不可谓准确。因为“进城务工人员”，并不足以涵盖真正需要解决问题的人群。首先，流动中的人可能是从农村进到城市，也可能是从一个城市进到另一个城市，还可能是从一个地区的农村乃至城市进到另一个地区的农村、集镇。

其次，流动中的人有些进入了被纳入就业统计的务工渠道，有些则流入了非正式就业渠道。进城务工人员，这个说法本身带有一种“官方确认”色彩，因此，那些未被“官方确认”的流动人员，其子女的高考问题，可能被忽略掉。确切地说，需要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应是在非户籍地常住的人们的子女。

人们得以在非户籍地工作和生活，这是被作为国家进步标志来赞颂的改革的产物。它被理解为国家从束缚状态下松绑，公民获得了一些基本的自由。平心而论，这一状况实际上是国家决定优先发展经济，尤其是“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倾斜性政策以后，人们逐渐挤出来的空间。

流动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外来人员，整体而言是因为制造、加工的需要而进入。他们从来不是受邀请的，而且并非一开始就得到承认，而是相当长时间被视为盲流。很长时间里，“外来人员”意味着需要被限制、被排挤。直到外来人员无论从工厂运转还是从社会运转上，不仅显示出数量的巨大，而且确凿显得不可缺少，流入地才有了接纳的可能，但很大程度上仍然只是可能，这才是他们的子女在流入地高考出现的根子。

力量博弈的影子是无处不在的。今天，没有人能够设想将外来人员全部驱逐回去，这不纯粹是流入地的道义水平提高了,更重要的是离开外来人员，流入地的正常运转也无法进行，而这也正是其子女的高考问题不能不被严肃对待的原因。另外，外来人员子女很多都是久居流入地，诚所共见，他们已不像其父辈那样满足于在城市卖力谋生，而容易敏感于“区别对待”，长期无视其就地高考资格，无异于不给予其出路，这将为当地社会埋藏何种未来，令人不寒而栗。

解决外来人员子女就地高考问题，是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还是基于提供考试方便，可能产生不同的做法。基于教育公平，那么原则上，就无所谓“外来人员子女高考问题”，而是“部分特殊情况的本地年轻人的高考问题”，忧虑不在于外来人挤占本地人名额，而在于怎样解决这部分情况特殊的本地年轻人的问题。基于提供考试方便，那比连考虑方便都不肯提供要好，但考虑的重点仍将归结到对他们实行区别对待。现在，从“异地高考”这个说法，到围绕“异地高考”的诸多设想，其实都在显示教育公平还未成为基点，所以焦虑不在公平难以实现，而是过去的区别对待怎样尽量少受影响。

实现教育公平有难度。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国家教育资源分布很不均衡，地方教育基础、教育投入很不相同，户籍基础上的“本地人”“外来人”区分仍然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合法地位，高考配额未随人口流动而适时变化，录取比例差异确属历史给现实的难题……然而，如果教育公平是不可动摇的，那么国家和地方将有力量和办法去配置资源，使公立教育成为在地区、阶层、民族、城乡之间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领域。

所谓“异地高考”，这是基于户籍角度、外来人员流入地的本土户籍人士角度的说法。如果从相应人员的工作地点、生活地点、学习地点来说，户籍所在地正是外来人员随行子女的“异地”，他们要求在其常住地点高考，是在要求“就地高考”、“本地高考”。从根本上说，我们需要的不是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而是让所有人如同人口普查时“就地登记”那样，实现在其生活地点就地高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