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和他的香港智行基金会：“我们是来协助救火的”

2012-08-09 06:05:23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石玉

从2002年初至今，香港智行基金会帮助1.4万名艾滋孤儿完成学业。其创办人杜聪，原是香港金融界精英，现任智行基金会主席。作为一名专职帮助艾滋孤儿完成学业的公益人士，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给孩子一个未来”

7月15日晚，中部某省一城市中心一间普通酒店大厅里，140多名大学生载歌载舞，尽情展示着自己的才艺。

这是智行基金会一年一度暑期实践活动的开始。接受智行基金会帮助的部分大学生，利用假期，从国内多个省份赶来。作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方式，联欢过后，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家乡，拜访那里的艾滋孤儿，并举办各种兴趣学习班，尽可能地向艾滋孤儿传授自己的专业所学。

“从2005年开始，智行一直在举办这样的活动。”智行基金会该市办公室的朱春雷告诉时代周报。

这些唱歌跳舞的年轻人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至少父母一方是艾滋病感染者或患者，也都曾接受过智行基金会长期帮助。

智行基金会主席杜聪，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个参加毕业典礼的老院长，沉着而喜悦。

2002年初至今十年间，杜聪和他的同事，连续救助了1.4万多名的适龄学生。

“如果不是杜老师，我现在就不可能坐在这里，我可能现在会在南方某个电子厂打工呢！”7月15日晚，王欢（化名）告诉时代周报。

王欢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她的家乡在农村。王欢父亲在1990年代感染艾滋病。王欢上初二那年，在外地打工的父亲开始发病，全身生了疱疹，丧失劳动能力。无奈之下，回到家乡的医院治疗。从此，家中债台高筑，生活艰辛。

“上初二的时候，（当时）家里交不出学费，学校也追着要。有一天，我赖在家里不走。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去上学，我说不想去，老师老在班里讲我的名字（催要学费）。我妈把我打了一顿，我就在家里哭、怄气，我妈也哭。”王欢说。

彼时，杜聪的身份是香港金融界里业绩优异的精英：哥伦比亚大学本科、哈佛大学硕士，华尔街的工作履历。1998年，杜聪用100港元在香港银行开户，成立智行基金会，

“当初的理想，就是一边做银行赚钱，一边回馈社会，利用业余时间做点公益。”杜聪告诉时代周报。

2000年底，一个偶然的机会，杜聪在北京参加艾滋病预防教育会议时，有一对父子坐在他旁边。“父子俩来自偏僻的农村，都患有艾滋病，当地医生不知道怎么治疗。”杜聪说。

后来，杜聪认识了高耀洁。“2001年，我一直跟她接触，她刚开始不让我来，说很敏感，但是也挡不住（我）。那时已有很多农民去求助了，我到农村去，也不单是通过高耀洁这个渠道。”杜聪说。

杜聪开始了自己的调查。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先生，是杜聪的忘年交，他曾写文章回忆：

“杜聪走进一户人家，两位老祖父母带领着五六个孙儿过活，因为两房儿子媳妇统统染上艾滋病亡故了。老夫妇本来自己生活已嫌艰难，一下子增加了一群孙儿，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活活被生活的重担压垮。……杜聪又进到另外一家，父母都染上艾滋，父亲先走，母亲病得奄奄一息，剩下一个初中辍学的女儿，即将变成举目无亲的孤女；弥留在床的病妇向杜聪哀求，希望在她身后杜聪能帮助她的孤女复学，给她的孩子一个未来。”

杜聪介绍，当地艾滋病患者花了很多钱去治病，不少家庭都已经山穷水尽，经济很困难，孩子辍学在家。

“有些老年人所有的儿子都感染了艾滋，但孙子这一辈的有很多没有感染，他们还是健康的孩子，只是缺乏读书的机会。”杜聪说。

杜聪决定把他的救助资源集中在助学上。2002年初，他的智行基金会开始资助该省艾滋孤儿，总共127名。

“我们是协助救火的”

2002年初，王欢和她的家庭正在为学费犯愁时，班主任告诉她，有一位香港的杜先生，知道了你们家里的情况，可以帮助你们。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同学们聚集到操场上，杜聪走上讲台，向同学们宣讲救助事宜。“那时候他比现在要瘦，而且穿得特别朴素，我们甚至都不相信他。”王欢说。

智行基金会与当地疾病控制中心合作，根据他们提供的检测底单，确定需要帮助的家庭。智行基金会76%的经费，直接用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因为作文写得好，2002年，王欢还得到智行基金会奖励的一个复读机。那是她第一次拥有复读机。从此，她和另外两名同学，接受了智行基金会至今长达10年的帮助。由于家庭生活困难，王欢还领到了特困生生活补助。

“智行从我们10多岁一直帮助我们到20多岁。”王欢告诉时代周报。

对于学费和学杂费，智行基金会的人员要么是直接到学校发放，要么是家庭交完钱后，凭着发票报销。有很多高中生大学生，有自己的银行户口，智行基金会就通过银行转账，成本很低。

杜聪和智行基金会在演绎着一个人间的童话。然而，这童话在刚开始的时候，却一点儿都不浪漫。

杜聪说，“当地有个副县长跟我说，你是第14个来的机构，在你来之前，有13个都被我赶走了，但是我让你留下来。”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有些人去村里被打了被赶走了，你们却能开展这个工作？”杜聪说，“第一因为我们运气好，第二是我去的时间对。我去时，正好是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当时的态度。我曾跟领导说，艾滋病好像是一场火，我们是协助救火的，不是调查这场火起火的原因。”杜聪说。

杜聪解释：“我看见在一个村里面，家家户户都有人死亡，他们有很多孤儿，他们需要读书，那场火还在燃烧，所以优先要做的事可能是救火救人。当时（这个观点）得到很多领导支持，觉得我们很务实、很实在。不过当时我们也答应要很低调地工作，不能公开募款，不能公开说是哪个县哪个村的。”

“刚开始运作时，还是我自己的钱，另外就是很低调地找一些相信我的人，包括哈佛同学会和银行同事，这让我们不用公开募集就能起步。”杜聪说。“我当时不能公开钱的流向，他们相信我。”

2003年非典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从那以后，智行基金会就可以公开募款了。

在此期间，原打算一边工作一边做慈善的杜聪，辞掉了正式工作，专职为智行基金会做事。

“他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世”

初三时的一天上午，王欢突然被亲戚叫回家—父亲被从县人民医院拉回到家里。

整整一下午，王欢都看着一动不动的父亲。她没有哭，以为父亲可能是休克了，静静地等着他醒来。

王欢还有个妹妹，母亲为了补贴家用，从王欢初三那年，便常年在广州打工。

“每学期，我都会给杜老师写信。我感觉那个时候，我就把杜老师当成了自己的父亲，什么心里话都会写在纸上面，很厚很厚的那种信，给杜老师邮过去……有些话我不会给我妈说，但会写在信里面给杜老师说。”王欢说。

接受智行基金会帮助的很多学生，在每个学期期末，都会给杜聪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每个学期或者学年，智行基金会会遴选出成绩优异的学生，组织假期社会实践活动。

2006年暑假，王欢和另外两名接受帮助的同学，参加智行基金会组织的夏令营，有生以来第一次去了上海，她们参观了艺术馆、科技馆和动物园，还去了一次西餐厅。

18岁的男孩李力（化名），是一名大一学生。幼年时，家人患艾滋病先后去世，他成了孤儿，被高耀洁送到她山东曹县老家寄养，李力从小就一直接受智行基金会的帮助。

2009年暑假，李力参加了智行在上海组织的暑期活动。在一次集会上，一个与他同样身世的男孩，发言时讲了自己悲惨的经历，说着说着就哭了。

“当时，杜叔叔就决定了，明天不能再继续这样的方式。杜叔叔的观念，就是让我们忘记自己的身世，让我们的心里没有压力，摆脱这个阴影。”

“他（杜聪）不是把钱给你，以后就不管你了。他会想办法给你减压，他很关心每个孩子的心理感受。”李力说。

智行基金会累计帮助的1.4万名孩子中，目前在校学生有9000多名。接受帮助的1070个大学生中，目前在校者约800人。在9000多学生中，还有500多名是艾滋病感染者，除了接受学费和生活补助，他们还获得了医疗方面的培训。

由最初的一个村的127个适龄学童，发展到二三千个孩子，再一下子发展到八九千人—“智行经过了三个跨越”。杜聪说。智行基金会也拓展到了多个省份，拥有10间分散各地的办公室，50名全职工作人员。

但是杜聪并不就此止步。“我们现在才累计帮助了1万多个，还是冰山一角。还有很多的孩子没有帮助到。”杜聪告诉时代周报。

“现在资助的1000多个大学生，这个方面总费用是两三千万了，经过2003年非典、2008年金融危机，我们的善款收入有很大下降，下一步需要努力扩展善款来源。”杜聪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