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以为: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富豪继承危机

2012-07-19 05:45:57
来源: 时代周报

特约评论员 余以为

7月13日,香港廉政公署以8项罪名起诉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及新鸿基地产联席主席、董事总经理郭炳江和郭炳联等5名被告。新鸿基地产当晚宣布委任两位新副董事总经理,委任郭家第三代为替代董事。新鸿基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地产公司,事件肇因据信系郭氏三兄弟争夺家族企业控制权。

上世纪60年代创业发家的成功商人,今时今日创始人即使未过世,也已准备交班。创始人向富二代过渡容易发生继承危机。香港近年正处于继承危机高发期,每年都爆发数起豪门争产官司,富豪家族人人自危,往往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郭氏兄弟卷入官员腐败案,本质上还是继承危机,而且是比较恶性的一例。

香港继承危机高发,与东西方文化交融有关。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孝道,孝是一套代际传承的伦理和制度安排,事实上代际传承在各种文化类型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也就是说,东西方各种传统文化都会有所束缚,但同时也能减少纷争。现代生活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往往是以一种传统取代另一种传统。假如多种传统熔于一炉,选择是多了,可是纷争也会多起来,香港就是这种情况。

继承安排,概而言之无非四大类:诸子均份、嫡长子继承、兄终弟及和幼子继承。嫡长子继承制流行于欧洲和日本,这种制度安排中,嫡系非长子要么从军替国王打仗,要么入教会当教士或骑士,要么沦为佃农。英国哈里王子参军上前线,就是嫡长子继承制的缩影。嫡系非长子虽然没有继承权,但是还有贵族名分,参军打仗在封建时代是贵族特权,有望以战功获取爵位和封地。最惨是私生子,名和利都没分。《罗马法》规定男人除正妻之外可以娶一妾,但是庶子和私生子一样没有继承权。法国启蒙运动领袖狄德罗曾专门创作了戏剧《私生子》,予以抨击,但是法国大革命后颁布的《拿破仑法典》,仍然规定:“非婚生子绝不得为继承人。”

中国是财产诸子均分的典型,明朝法律《大明令》规定:“其分拆家财田产,不问妻、妾、婢生,止依子数均分。奸生之子,依子数量与半分。如别无子,立应继之人为嗣,与奸生子均分。无应继之人,方许承绍全分。”私生子的继承权为亲生子的一半,与过继的儿子相同。中国宗法制度也受印欧人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但是局限于爵位继承。

诸子均分的好处是家庭纠纷易于内部解决,不假手外人,但是再富的豪门巨贾也经不起几代诸子均分,所以中国有大姓巨族却鲜有世袭豪门,所谓富不过三代,继承制也是原因。嫡长子继承制优劣正好颠倒,封建时代资产就是土地,土地不会贬值,贵族靠收地租可以一直富贵下去,一旦只有女继承人,还会与夫家兼并出更大的地主。连国家都会兼并,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英国)就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诸王室联姻的结果。嫡长子继承制的缺陷是一旦家庭内部出现变故,极易受外来伤害,对公权力依赖较大,欧洲贵族传承往往需由国王做鉴证,国王传承由教廷做鉴证。欧洲有很多战争是由继承危机所引发的。

现代主流婚姻家庭制度,综合了欧洲的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均分继承制。香港特殊的法律环境,给港人保留中华传统的机会,也给港人引用西方习俗的机会。长子守业,次子创业,李嘉诚的安排颇有西式长子继承制色彩。霍英东生前的财产安排则综合了东西方传统。香港豪门几乎一家一种安排,尽管都留有遗嘱,却难免诉讼发生。华懋集团原主席龚如心生前、死后两起遗产官司打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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