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英：中国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之2004转折之年

2012-06-21 04:54:06

来源: 时代周报

杨国英

历史经不住推敲，虽然今日反观2004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明显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是之于彼时，在2003年全面鼎新基础上的深化和优化，还是给其时海内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倍增。

经济改革的深化体现在，在2003年我国工业恢复高增长后，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提农民增收，为其时建国55年来的第一次，“三农”问题自此成为我国经济历年关注的重点之一；在2003年“审计风暴”初始之后，更为强烈的“审计风暴”在2004年再度刮起，刮倒人数逾700人之多；面对2003年的地方圈地乱象，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国土资源部门的垂直管理进行“收权”，并全面推行土地“协议转让”为“招拍挂转让”；在2003年银监会正式挂牌后，我国银行业通过大规模引入外资银行参股，其内部治理水平得以明显增强，为下一步成为公众公司（上市）形成铺垫……

经济改革的优化体现在，面对此前7年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地方投资泡沫、以及相关产业产能过剩，2004年国务院重拳出击，并拿常州铁本等违令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刀；在A股市场持续低迷、以及股权分置结构性阻碍之下，2004年国务院发布“国九条”试图予以破解、并于同年在深交所推出“中小企业板”；在2004年CPI大幅攀升、并于当年7月和8月达到5.3%的历史高位（7年内）之下，央行正式启动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准备金率由6%调整至7%，存款利率三年来首次调整由1.98%上调至2.25%；更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终于酝酿出台，这是自199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之后，阐述依法行政更为系统、更为详细的行动纲领……

毫无疑问，在2003年我国经济告别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拖累之后，2004年新一届政府立足2003年经济改革全面鼎新基础上，所展开的一系列深化和优化，必然令其时海内外资本对我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信心。在这股信心驱使之下，我国经济增长在2004年再创佳绩，GDP增长（按可比价）9.5%达13.6万亿元、创下1997年以来新高；全年进出口总额增长35.7%达1.1万亿美元，年末我国外汇储备增至6099亿美元、比2003年末增加2067亿美元；城乡居民收入亦于该年大幅增长，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实际增长7.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936元，实际增长6.8%，为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而FDI（外商直接投资）更于该年达到606亿美元，创下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值。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在2003年新一届政府开启全面鼎新之年后，2004年似乎已然进入全面转折之年：在2003年经济增长相对稳定之后，2004年无论是产业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均表明我国经济不再为增长而增长，亦不仅要数量而且要质量；而持续加大的审计风暴、国土资源部门的垂直管理以及依法行政的明确强化，亦似乎表明我国将加速行政体制的转变，并由此推进更为彻底的市场化经济体制。

但是，实际观之，2004年我国经济层面的诸多政策举措，仍然有值得思考之处。以经济增长为例，2004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相比2003年小幅回落，但是仍然高达25.8%、全年更是创下逾7万亿新高；以淘汰落后产能为例，2004年在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展开全面治理整顿，受伤者却以民企为主，而相关国企虽然更为低效，但却在此轮整顿之后，进入大幅扩张通道；再以土地收权为例，虽然通过国土资源部门的垂直管理、以及土地转让的招拍挂，圈地乱象得已一时改观，但是在执行细节未能健全、GDP政绩观以及分税制所造成的财权事权倒挂之下，大规模的违规开发并未得到真正抑制，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依赖更在此后得以系统强化。

与上述瑕疵虽存、但方向性正确的政策相比，酝酿长达三年的内外资两税合并草案，在该年度仍未能在全国人大立法通过，则显然是更为遗憾之事。这不仅直接表明内资（尤其是民资）仍将遭受税收歧视，更间接表明其时我国告别投资拉动增长的信心依然缺乏。

与政策的相对抽象相比，具体时代的明星经济人物，对其时经济现状的折射则显然要形象许多。纵观2004年，最为耀目的明星经济人物，并非是企业家群体，而是李金华和郎咸平，一个是政府官员，一个是经济学家。作为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在其主导下持续刮起的“审计风暴”，不仅令我国财政软约束的惯性得到相对改变，某种程度上更倒逼其时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而其亦因此一度成为我国“官员良心”的代言人。与李金华相比，出生于台湾、求学于美国、其时在香港任教的郎咸平，通过专业财务分析对具体国企改革所进行针对性的剖析，并痛陈国企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在民间引发的巨大影响力被称之为“郎旋风”，而其未能最终入选当年度的“CCTV中国经济人物”，更令该奖项普遍认为缺乏公信力。无论是李金华还是郎咸平，他们在2004年的无比耀目，亦事实说明他们所行（所言）之事为其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所在、亦为其时舆情的焦点所在。

再论2004年的明星企业，联想集团于该年以6.5亿美元现金（及6亿美元股票）拿下IBM的PC业务，通过此次跨国并购，联想集团成为全国第三大PC厂商，其年轻的董事长杨元庆亦因此获得2004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殊荣；而TCL则在2003年3.149亿欧元收购汤姆逊之后，于该年再度出手阿尔卡特，虽然该合作仅维持一年即于2005年因TCL巨亏3.27亿元无奈分手，但这并不妨碍李东生于该年度挤身CCTV十大年度经济人物之列。

与其时的明星企业相比，该年度企业界的典型反面教材则是德隆、铁本、中航油和朗讯，作为曾经国内规模最大的民企，痴迷于资本运作、并不惜铤而走险的德隆唐氏兄弟，其最终倒闭清算虽然令人扼腕、但咎由自取应属情理之中，但是在地方政府引导、甚至误导下的铁本“逆风扩张”，其所遭受的强力整治，则更令人心生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却泱及民企之哀叹。而中航油旗下的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爆出的因石油衍生品交易巨亏5.5亿美元，则不仅让曾经风光一时的中航油（新加坡）公司资不抵债，曾经的国企骄子陈久霖更因此饱受牢狱之灾。此外，作为跨国公司的朗讯，该年度作为跨国公司在华首起“贿赂门”的曝光，则更折射出其时我国真实的从商环境，而之于其时改革开放已逾26年的我国而言，此事件的曝光值得思考市场制度建设上的不完备之处。

除上述经济改革的深化和优化、以及饱受关注的人和企业之外，2004年亦有以下事件值得我们为之关注：浙江省台州市下辖的黄岩区，自该年度起将不再向台州市足额上解财政收入，而是与浙江省财政厅直接对接，浙江“省管县”试点先行在全国展开；该年度由第一百货和华联商厦合并所促成的百联集团、以及TCL集团通过换股合并旗下TCL通讯等所进行的“整体上市”，一时成为该年度A股市场的热门词汇；而高房价在2003年的调控之下，该年度并未扭转、反而持续呈上升趋势，且大规模的空置房在该年度更是大幅增长；此外，基于对人民币中长期升值的预期，海外资本于该年度通过不同渠道大幅流入，汇率问题日渐成为中美两国谈判的核心议题；当然，更值得一提的是，临近2004年岁末，我国爆发的河南大平和陕西陈家山两起特大矿难事故，其分别造成148人和166人遇难，“唯发展论”再次为社会广泛质疑，当然此后国企对煤炭大规模收编，虽让矿难事故大幅减少，但是否有违市场化准则还值得商榷。

当然，任何经济改革均不可能一蹴而就、亦不可能完美无缺，就整体而言，如果说2003年作为新一届政府执掌经济中枢的第一年，其时展开的全面结构性改革令人无比振奋堪称“鼎新之年”，那么2004年基于2003年基础上的经济改革深化和优化，则令人有改革方向更加明晰的踏实之感，2004年亦因此可谓之为“转折之年”。

作者系财经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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