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控烟僵局未解:烟草业干扰 控烟界阻击

2012-06-07 06:00:11
来源: 时代周报
我国的控烟形势严峻,相关控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世卫组织为协助各缔约国实现控烟承诺而提出的“逆转烟草流行六策”,在中国正遭受烟草业的强烈干扰,很多措施根本无

本报记者 韩玮 实习生 倪栋威 发自上海

“警惕烟草业干扰控烟”,这是5月31日世界第25个无烟日的主题。对于中国的控烟事业来说,这个主题相当贴切。

然而,自2005年中国加入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简称《控烟公约》)以来,控烟形势并不乐观,甚至有越控制越严峻之势。

公开资料显示,2006年,《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的第一年,全国卷烟产量为20218亿支,去年,这一数字已上升至24474亿支,涨幅为21.05%。

从数据上看,我国的控烟形势严峻。5月31日前后,多家机构最新发布的“控烟报告”显示,烟草业至今未显露“夕阳行业”之态,反而全力谋求发展。

相关控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坦言,目前,世卫组织为协助各缔约国实现控烟承诺而提出的“逆转烟草流行六策”,在中国正遭受烟草业的强烈干扰,很多措施根本无法落实。

烟草业的干扰

“我对中国控烟的未来很忧虑。”6月3日,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简称新探健康)副主任吴宜群回到北京,3天前的“世界无烟日”,她受邀前往苏州做了一场关于控烟的讲座。

“主办方请我吃了一顿便饭,其间,地方上的人看到省里来人,二话没说,立马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中华。”吴宜群说。

此前,她还经历过另一件尴尬之事。东部沿海一家疾控中心曾迎来一个美国专家团,单位领导很重视,一迎专家进门就一人一包中华,“那些美国专家给烟拍了照,碰到我时还留了一个问题,中国是怎么宣传控烟的?”

在吴宜群看来,控烟之于中国,任重道远,斗争艰难,“中国是全球第77个缔约国,政府能够支持控烟公约,这是非常好的表现,但签约之后,高层政府的控烟意愿不够强烈,没有表达。”

5月24日下午,中国控烟协会、中华预防医学会、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三家联合召开“2012年世界无烟日主题报告发布会”,发布了中国烟草业对控烟工作的三种干扰方式:直接干扰政策制定,以科学策略欺骗消费者,以及通过促销赞助营造正面形象。

报告指出,2011年,烟草业销售总额达到10111.4亿元,实现工商税利7529亿元,上缴财政6001.18亿元。相较2010年,三者分别增长31.2%,24.6%和20.3%。

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已迅速成长为几乎“无法撼动”的庞然大物。2010年,其总资产从4年前的5566亿元“膨胀”至10095亿元,体量接近当时的中国建设银行。不仅如此,它还是全国最赚钱的公司之一,2010年的盈利高达1177亿元,日赚3.2亿元,超过了中国银行。

“今年受经济下行影响,国企的利润降幅超过10%,而烟草业丝毫未受波及,依旧红火。在其他领域增速放缓之际,烟草业或将是政府获利的重要来源之一。”一位不愿具名的烟草行业分析师告诉时代周报。

“中央财政对烟草业的依赖性很大,烟草行业中央税收占中央税总额的8.32%,就全国平均而言,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较小,但由于烟草行业的地域集中性,某些地区,如云南、湖南、贵州等地,地方财政对烟草行业的依赖性极高。”5月31日发布的《中国烟草业经济和财政效益再评估》这样说。

而该报告撰稿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余晖进一步指出,烟草业对中国GDP的贡献不足2%,但对财政税收的贡献在8%以上。

这份“贡献”或许增强了烟草人的底气。早在参加世卫组织《控烟公约》谈判时,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一位官员就曾指着卫生部官员大骂,“你们要控烟?我告诉你们,这是在卖国,你们是公务员,工资的1/10都是拿我们的钱!”

控烟界的阻击

事实上,早在2000年前后,当中国筹备参与世卫组织《控烟公约》文本讨论时,烟草业便发觉危机逼近,“公约的精神是减少烟草供求,而烟草业希望扩大产能,追求商业利益,两者的矛盾应运而生。”吴宜群说。

2008年,世卫组织在总结全球控烟实践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6项逆转烟草流行的系列政策“MPOWER”,包括,监测烟草使用,保护人们免受烟草烟雾危害,提供戒烟帮助,警示烟草危害,确保禁止烟草广告与促销以及提高烟税。

“目前在中国,这些措施大多受到了烟草业的干扰,冲突激烈。”中国控烟协会常务副会长许桂华告诉时代周报。她与吴宜群一样,是“单枪匹马怒对庞大的烟草业的退休老太太”。

而论及控烟局势,两人不约而同提及3月下旬第十五届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上,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的发言,“我们的敌人——烟草行业已经变换面孔和策略。这匹狼不再披着羊皮,它已张开血盆大口。”

吴宜群和她领导的新探健康为“阻击”烟企的干扰已四处奔走多年。比如,2008年6月,广西桂林举行奥运圣火传递,第二位火炬手是广西中烟的一位总经理,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我要将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融入真龙(一种香烟,编者注)品牌的发展中,继续传递做大做强真龙品牌的激情。”

看到报道后,吴宜群立即给北京奥组委写去长信,认为这是变相的烟草广告,是对奥运精神的亵渎,但无人理睬。于是,她又马上求助于世卫组织,此后,在后者的干预下,类似的文章再未见诸报端。

吴宜群的“盟友”许桂华团队亦有成功的记录。2009年7月,在她的呼吁下,上海世博局退回了烟企对中国馆的2亿元捐赠;同年10月,也是在她的努力下,第十一届全运会退还了所有来自烟企的捐款。不过,更多时候,这些控烟人不得不无奈地面对现实。

譬如,2010年7月,北京卷烟厂与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共同举办了一项长跑助学活动。这与《控烟公约》的精神相悖,吴宜群于是不断写信反对,并准备进行公益诉讼,而结果却让她大跌眼镜。

“这项活动最后遭到了处罚,因为主办方竖了几块大牌子,上面出现了烟企的名字,这被工商部门认定为未经批准投放烟草广告。但罚谁呢?最终竟罚了那个制作广告的公司。”

最让吴宜群无奈的是,有记者就此事追问希望工程捐助中心,其答复称,中国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拒绝这样的爱心。

“在他们眼里,《控烟公约》被直接无视了。”回忆起这场“胜利”,吴宜群没有丝毫兴奋,甚至有些苦涩。

“你有政策,我有对策”

如何才能抵制烟企的干扰?

许桂华的意见或许代表了不少控烟人的想法:尽快调整中国的控烟履约机制;尽快实行烟草专卖局与烟草公司的政企分离;尽快出台符合《控烟公约》要求的国家烟草控制规划。

2006年1月,《控烟公约》在中国生效。而6年后,国家层面的控烟规划仍未出台,今年两会,面对质疑,工信部部长苗圩承认“控烟不力”,并坦言“规划仍在制定之中”。

而据知情人士对时代周报披露,致使规划“搁浅”的关键之一在于,卫生部坚决要求写入“警示图形上烟包”这一条,而与中国烟草总公司“一队人马两块牌子”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执意不肯。

事实上,按照规定,《控烟公约》生效3年后,所有卷烟制品的包装上都应有“宜占可见部分的50%或以上,但不应少于30%”,并且“轮换使用”,同时能够“准确说明使用烟草后的有害后果”的健康警语,最好有警示图片。

然而,你有政策,我有对策。2006年,国家烟草专卖局组织课题组编写了《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一书。这成为烟企应对控烟的策略总汇。


而有关“烟包警语”,该书指出,我国不采取图片或象形图警示;警语内容应结合国情,不可采取欧盟、加拿大等地过于偏激的用语;建议警语面积达到30%的底线即可,最好放置在侧面;建议轮换周期最低为1年,周期太短不利于企业生产,亦不利于消费者辨别真伪。

如此的博弈反复上演,比如烟草广告。根据《控烟公约》,履约5年后的中国应杜绝所有烟草广告。“这几年,每年两会都有超过30人签名的提案,要求尽快修订广告法第18条,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卫生部和工商管理总局亦表示支持,但到了烟草专卖总局却被挡了回来。他们说,目前的广告法已足够完善,不需要修订。”吴宜群回忆称。

目前,国家烟草专卖局的主管单位为工信部,而“控烟履约领导小组”的组长单位也是工信部,成员包括卫生部等8个部委。同时,中国烟草总公司与国家烟草专卖局政企合而为一。

这一怪象可以从姜成康的三个身份上窥见,目前,他既是中国烟草总公司总经理,又是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还是工信部党组成员。

“管理烟草生产的部门承担烟草控制的职能,这是我国控烟最大的障碍之一。当务之急是改换控烟履约机制,把国家烟草专卖局从履约小组中请出去。此外,烟草业的政企分离也很迫切,尤其在控烟的问题上。”国家控烟办主任杨功焕此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表示。

“其实,烟企给政府释放的信息具有误导性,似乎这些控烟措施一上,吸烟率马上就会下来百分之几十,政府的税收便将大幅滑坡。其实不然,即便落实目前所有的控烟策略,中国吸烟率的降速也会非常缓慢。因为,第一,在中国,吸烟仍是合法行为;第二,烟草是成瘾性产品,我们目前的自主戒烟率只有3%,故而,只有经历较长期限之后,人群对烟草的需求才会逐渐减少。”

在吴宜群看来,这段过渡期正好为烟草业实现产业转型提供了时间,“履约6年半来,没有控烟计划,也没有转产规划,这才让人忧心。”

而顶层设计的缺失,或许是控烟界最大的担心之一。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曾建议:“国家领导人应当像关注艾滋病问题一样关注控烟,希望国务院常务会议也能研究控烟工作。”

“控烟考虑的不仅是吸烟者和非吸烟者的利益,同时也包括烟农和烟草从业人员的利益。烟草业转产是控烟工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烟农转而种植其他更具经济收益的农作物,让烟草从业人员转而从事其他更具前景的行业,这才是为他们的长远利益考虑的规划。”许桂华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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