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官员财产公示箭在弦上

2012-05-17 06:52:09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洪若琳 发自广州

又有地方政府提出要公示官员财产了。

在刚刚闭幕的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抛出的惊喜不断,其中特别提到,要切实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的监督,进行领导干部个人财产申报试点。

而广东省纪委书记黄先耀则进一步透露,申报财产的方案已经出来了,目前正在做试点方案。“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后,要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对此决策,翘首期盼者有之,消极观望者也有之。

各地试点停滞

官员财产公示,广东省并不是第一个。在此之前,新疆阿勒泰市、浙江慈溪、湖南浏阳、宁夏银川、宁夏青铜峡等地,都曾经作过官员财产公示的试点。

作为第一个实施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2009年的阿勒泰市出尽了风头。当年的元月1日,阿勒泰市55名副县级(处级)领导干部的个人相关事项,包括财产收入,一下子被传到网上,一时成为新闻焦点。而组织这场“晒财产”的人,正是时任阿勒泰市纪委书记的吴伟平。为此,吴伟平还开设了“纪委书记廉政讲堂”,路线遍及六县一区,由他亲自上课,讲课内容包括“贪官警示录”、“政策介绍”、“国外经验”等,吴伟平本人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推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第一人”。

在具体操作上,阿勒泰市首先把官员“收入申报”调整为“财产申报”,财产包括工资但又不仅限于工资,其中还有官员本人及其父母、配偶、子女收受有价证券、礼品、现金等项目。比如,公示网站上,阿勒泰市委书记王仕斌当年的工资收入为21036元/年,各类奖金津贴等为24835元/年,在“各类理由收取的礼金”一栏则为“无”。

尽管55名领导干部无一人申报“礼金”收入,但阿勒泰市当年的反贪决心仍令人钦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给予阿勒泰试验掌声”。

继阿勒泰市之后,又陆陆续续有地方政府效仿实施官员财产公示,但方式不尽相同。比如,宁夏银川市采取的方法是在官员所在单位内部公示,通过局域网或公告栏公示,外界只有前往该单位才能看到,公示期只有7天,到期后申报内容存入档案。

湖南浏阳市将工资收入以及大宗财产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站等媒体进行公示。

宁夏青铜峡市则采取在市委组织部官方网站公示,至今在网页上仍能查询,不过公示内容却不涉及具体金额,仅简单公示收入来源为工资性收入,同时简要交代住房情况及婚姻状况。然而,与其他地方短暂公示之后便收藏入库相比,青铜峡市的做法已经被誉为“最彻底的”官员财产公示制度了。

这些地方政府公示官员财产的方式虽然不尽相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

2012年4月份,媒体通过回访,发现这些当年勇于尝试官员财产公示的地方政府,在官员财产公示上,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状态。

宁夏银川市纪委党风廉政办公室的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银川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已经运转了两年时间,所需申报的事项、申报以后的公开方式和范围均没有变化。在该制度运转的两年时间里,相关部门也没有接到一起针对公示内容的异议。

青铜峡市也没有接到关于公示内容的任何一起异议。青铜峡组织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陈雪松公开表示,一年多时间以来,当地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的事项、方式均没有发生变化,因为“效果很好”。陈雪松称,一年多以来公示的所有拟任干部信息,没有接到一起举报或者异议,不论干部群体还是外界对于此举均没有不好的反响。

媒体对此总结为,官员财产公示试点,结果均为“零投诉零异议”。

最令人唏嘘的是,新疆阿勒泰市的财产公示政策,也随着吴伟平的逝世而停滞了。2010年8月,年仅51年的吴伟平因病去世,这项被他称为“没有阻力”的反腐政策,在实施了一年半有余之后,也随之悄然落下帷幕。阿勒泰纪委去年年底接受媒体采访时承认,“试点已经不再搞了”。

公示决心倒退

在吴伟平离世的前几个月,2010年5月26日,国务院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下简称“《规定》”),当中提及领导干部包括各级机关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大型国有独资企业的中层以上领导人员,申报财产要同时包含本人及配偶、共同生活子女的房产、投资、就业情况,与吴伟平在2009年所实施的方案不谋而合。这是目前为止,对官员财产申报的唯一有效法规。

在此之前,该规定有过1995年版本和2006年版本,2010年版正是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但有学者却认为,2010年版本在某些条款的设定上,甚至有倒退的趋势。

记者注意到,在1995年及2006年的这两个版本中,都有“组织认为应当予以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这一条款。但在2010年颁布实施的版本中,这一条却不见了。

“是退步了,这是高层没有形成共识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直言不讳。

持此看法的还有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韩德云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关注官员财产申报及公示的议题,2006年领衔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7年及2008年,他坚持建议将《公务员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计划,建议立法应在5年内完成。此后的每一年,韩德云都坚持呼吁尽快启动立法,至今已经七个年头。

“立法的进展非常缓慢,还停留在内部申报的阶段。”虽然年年提,韩德云所提议的5年立法期限也即将来临,但他对最终立法的预期时间却渐渐没有了信心。“我看,公示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不是一个短期可以实现的事情。”韩德云对时代周报记者说。

他坦言:“我们现在做的也只是理论上的呼吁,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仅仅就是反映民意。”

而民意显然是踊跃的,在一项“多地官员财产公示遇零投诉”的网络讨论上,数据显示,有超过900万条讨论参与到该话题当中。

官方声音也并不是完全缺席。2008年1月,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就曾经集体联名,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国家机关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

李成瑞在2009年曾公开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已经提了22年,就差政治决心。从2009年到2012年,又一个三年过去了,而“申报制度和公示制度仍然是不同的两个制度,”韩德云感慨。

制度性反腐受阻

然而就算仅仅只是内部申报,就算看到了申报资料,官员财产也依然是个谜。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公务人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检察院办理贪腐案件时,基本不去查阅干部个人事项材料:“反正我是没有遇到过通过翻阅材料就可以找到证据的,我们都是直接去房管局、去车管局、去银行查询流水账目,真的有问题,不会往申报材料上写吧。”

该公务人员称,能体现腐败官员真正藏富的,往往是直系亲属的财产状况,如配偶及子女。然而,在2010年版的《规定》当中,对申报子女财产状况的对象,却仅限于“共同生活的子女”,而“共同生活”的定义,是指领导干部的未成年子女和由其抚养的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覆盖面十分有限,而现实情况是,往往是独立生活的子女,才是官员财产的拥有者。

对此,韩德云表示无奈:“2010年的文件,很多人都认为不能满足现在制度性反腐的要求,不够的话也不仅这一个条款不够。”

因此,韩德云对几个地方政府试点官员财产公示最后却不了了之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必须走立法的途径,通过法律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谈及广东省也在计划试点,韩德云说:“看方案怎么出吧,选择从哪些层级哪些岗位,以什么方式,公布哪些内容。我没有期待,没有中央层面统一立法出台的话,任何地方来做这个事情成功的可能性都很低。”

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也曾表示,现有的规定“重政策而轻法律”,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缺乏权威性和应有的刚性,许多问题无法规范,“行政法规肯定不能规范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党内规范和纪律又不能约束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所以必须由全国人大立法”。

此次广东省党代会,广东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黄先耀特地强调,“监督是个老问题,但是监督的力度一直不够,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特别薄弱。”

毛寿龙对此更是直言:“公开数字是容易的,但是公开以后相关的政治影响没法把握。一旦公开肯定媒体要跟进,相关问题就需要处理,这个后果不好把握。现在我们培养提拔干部不是从财产来决定的,而是从政治觉悟啊,德才啊来考虑的,如果加入了这个因素,那可能以后领导干部的选拔都要进行改变了。”

“公示制度能不能实现,是执政党要不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说穿了就是执政党要不要接受外部监督,如果要接受的话,就要走这条路,如果不能全部接受,那这条路就走不通。”韩德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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