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森：改变发展模式，才能避免萧条

2012-05-17 04:47:35

来源: 时代周报

中国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非凯恩斯个人的政策。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的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是衔接在一起的。虽然中国已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运用了凯恩斯主义还是

特约记者翁一实习生陆诗丽林录平

一会儿安眠药，一会儿兴奋剂

时代周报：在采访您之前，走访了一些民营企业和银行，可以感受到民营企业、中小企业所面临的税赋高企、融资困难等困境，而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一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依然高达8.1%，这是否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实体经济的现状？

韦森：尽管虚报数字会受处理，但各个地区上报的统计数据是否真实，我们不得而知。至于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数据不能说不可信，权作参考。我的到的消息也是今年比较困难，贷款紧张、税收涨、工资涨，都是原因。出口订单下降，则是一个被忽略的原因。一部分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中国经济在4月份探底之后将开始回升。我觉得这只是一些表面现象，中国经济显然已经出现了下行的迹象。

回顾过去30多年的改革，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南巡、加入WTO代表了三次潜在的生产率的提高。但是2010年以后，劳动生产率开始下降，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的红利吃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下行是一个必然趋势。吴敬琏就认为，中国到处能赚钱的机会不会再有了。看着中国经济的下行趋势，中国经济的巨大转型必不可免。

目前来看，我对全球经济不是太悲观。美国经济自去年9月份开始，次贷基本已经消化，经济开始慢慢复苏，大致有2%的增长，既不会二次探底，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高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外贸出口已经到了顶峰。去年外贸出口比2010年虽然增加，但对GDP的贡献却是负的，今年可能还是负的。另一方面，政府投资也在减弱。现在至多再花两三万亿去修建之前已经开始的基础设施，这一波投资会很快过去，并且留给政府巨大的负债。

时代周报：您的意思是说中国靠外贸及地方政府投资推动经济增长都已减弱，三驾马车似乎只剩消费了？

韦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从2000-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下降了11.6个百分点。国民收入包括三个部分：劳动收入、企业利润、政府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增长每年都在GDP增长的两倍以上，那么，其他两项自然被挤下来。同时，CPI还在涨，这就意味着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收入在下降。另外，液晶电视、电脑、冰箱、空调等覆盖面已非常广，且有较长的更新周期。在这种情形下，启动消费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然，要提高消费指数，最简单的还是提升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同时，要减税，不是结构性减税，而是总量减税。必须落实对民企的减税工作，让民企来推动经济增长，不能再让政府来统御市场，必须改变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

时代周报：您认为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滞胀”吗？

韦森：到今年4月底，中国的广义货币总量已达到近90万亿。只要货币政策稍一放松，今年广义货币超100万亿没有问题。如果兑换成美元，中国的广义货币将比美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大得多。银行、企业（民企）缺钱，但政府有钱，这种情况下稍溢出一点，通货膨胀就不得了。中国这几年的通货膨胀基本上都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构成。食品价格与芝加哥期货市场粮食价格的变化基本同步。这背后的逻辑是美元一宽松、一发货币，美元就贬值，芝加哥期货市场粮食价格随之上升，中国作为粮食、石油进口国，通胀就显现。美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元走强，国际粮食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回落，中国通胀的可能性就会少一点。

我曾经批评央行频繁地调动货币政策。目前看，央行货币政策的第四次180度转弯或将到来。一国经济的运行，30年里来了四次大转弯，一会儿吃安眠药，一会儿打兴奋剂，这是在人为制造经济周期，经济易被折腾坏。央行决策层曾表态，美国也有宏观调控，也有货币政策。但是，美国的宏观调控与中国不一样，从2001年调控到金融危机是一个方向。贝南克自2005年下半年上任，中间2007年起发生金融危机，维持QE1、QE2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到现在，一直强调到2014年利率维持在0-0.25不变。这说明美国最近8-10年的货币政策保持一个方向。

中国奉行的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

时代周报：说到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问题，您如何评价对战了半个多世界的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

韦森：我首先给凯恩斯辩护一下。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亦如人生病需要吃药，而一旦身体恢复就该自己运行。所以，他并不主张通货膨胀，认为通货膨胀会埋葬现代自由市场经济，使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也不主张财政赤字，他主张预算平衡。大政府、国有化和政府干预主义，这些也都不是凯恩斯的观点。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凯恩斯的基本观点是，降低利息率、增加货币供给、使经济从萧条中走出来，本质上是自由主义的。

从大萧条到1973年石油危机，40年的凯恩斯革命，无论是凯恩斯本人主张降低利率还是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花钱，这些理论都是有效的。但是，这次世界经济危机却证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危机一开始，甚至在危机前，西方各国不是零利率，就是接近零利率，经济却没有太大起色。目前，凯恩斯的药方对西方国家不太有用，但也没找到其他更有效的药方。

如果说凯恩斯的理论是讲一个病人怎么恢复健康，那么哈耶克的理论讲的是一个健康人不吃药、不折腾。目前，哈耶克的理论也不能解释西方社会，而能否解释中国的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有可能沿着哈耶克的理论前行，因为中国是不当投资，人为降低利率，导致项目无度扩张。至于弗里德曼，他在通货膨胀上与哈耶克持同一观点，认为1973年石油危机是实施凯恩斯主义的结果，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正是大规模发行货币。弗里德曼主张稳定的货币政策，核心观点是超发货币将导致通货膨胀的恶果。现在弗里德曼的观点也破产了。2008年下半年，美国推出QE1，2010年又推出QE2，美国的基础货币这几年增长了15%左右，但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没有出现通货膨胀。

时代周报：您认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能够解释“中国奇迹”吗？“中国奇迹”或者说中国模式的真正动因是什么？

韦森：1973年的石油危机之后，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等人采纳了弗里德曼和哈耶克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观点，恢复了市场的经济运行。一直到2007年危机之前，几乎没有人运用凯恩斯政策。危机来了之后，才用了凯恩斯个人的经济主张，但没有采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或许增加了其话语权，但是大规模的减税并没有造就大政府。

而中国奉行的却是地道的凯恩斯主义政策，而非凯恩斯个人的政策。凯恩斯主义与中国的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指令经济是衔接在一起的。虽然中国已不再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运用了凯恩斯主义还是导致了大政府的现状。

过去30年，中国之所以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因为赶上了这一波的创新浪潮。中国的计划经济一旦开放，尤其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引入了创新，并凭借廉价劳动力，平衡了美国无法平衡的国际贸易，于是，带来了这一波全球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制度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都无法解释。同样是市场经济，拉美和印度并没有高速增长；生产力的提高，也非中国独有；中国也没有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其中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变量就是企业家的创新，按照熊彼特的观点，每一次新技术革命的发现、企业家的技术创新都将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增长。企业家的创新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明；另一个是创新，即把发明运用到生产过程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了一大批民营企业和农民企业家，国有企业家尽管受制于体制，都不断创新自己的商业王国。中国人的经商精神不亚于任何一个民族，他们做生意精明又节俭，非常符合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企业家精神。这一大批企业家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政策严重抑制了国人的经商精神，一旦制度束缚不在，企业家就会爆发出巨大的能量，香港、新加坡就是例子。中国的企业家精神，如果再加上成熟的民主与法治，对产权的充分保护，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将会继续。

改变发展模式，避免萧条

时代周报：国有资本的过度扩张，民营资本的相对弱势，这是自2002年开始的中国经济增长周期中一个被频频提及的现象，且争议不断。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这一步伐更是加快。您认为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应该如何规避国家资本主义的无度扩张？

韦森：国有企业的过度扩张，不是指国有企业的数量增加，而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增加。另一方面，税收猛烈增加，政府掌握的财力在增加。其本质并不是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政府通过控制国有企业进而控制整个国家经济的能力在增强。国有企业对于上游资源的垄断逼退了下游的民营企业，使得后者不得不依附于前者及由前者衍生的寻租市场而生存。

权力制衡是中国未来经济改革的关键。政府权力不受制衡，税收拼命增长，国企经营官僚化、非市场化，都是不归路。这需要回到政治体制改革，希望看到通过宪政民主来制约政府的征税权、财政收支，包括对于国有企业的处理需要通过民选代表来作决定。归根结底，只要体制不改，就无法抑制国有资本的过度扩张。

时代周报：在世界经济调整远未结束、国内面临换届的背景之下，您对未来中国总体经济的趋势作何预测？

韦森：我有两个方面的判断。第一，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社会是一个灵活社会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中国人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即使经济摇摇晃晃，但还是能走几年，不至于出现大的经济波动。

另一个判断是整体中国经济下行是必然趋势。过去，整个经济增长是通过银行贷款投资来推动的，但这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要意识到依靠贷款、信贷泡沫和政府负债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危害，并有预警机制，尽量将它慢慢地消解，避免出现大的经济衰退。历次经济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危机首先出现在金融部门，股市大跌、银行倒闭并最终波及实体经济，一旦出现这样的局面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就不是短时间了。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放缓几十年，不要看短期的经济，而是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并以此规避大的经济萧条。

韦森

韦森系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10月5日生，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1995年从悉尼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00年至2001年曾为剑桥大学经济与政治学院访问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