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朝晖谈高校教改:政府退后,大学才能靠前

2012-05-03 04:15:35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徐伟 实习生 巫秋君

时代周报:近日,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共30条,涵盖了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有个别亮点,但似乎没有体制性突破,不知你怎么看?

储朝晖:这次《意见》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具有一定正面意义。中国高等教育从1999年扩招以来,都是企图靠量变带来实现发展,这种做法与建立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没有质的保证,量的积累只是徒劳,甚至有害。从数量来看,我们拥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全世界有2万多所大学,中国有2700余所,大约占到了十分之一,在校生数量也同样如此,但我们的大学质量处在全世界中等偏下的位置。英国只有几百所大学,但它有几十所能排进世界前100位,中国2000多所,没有两三所能够进入世界百强,我们跟美国大学的差距则更大,所以很多学生抛弃中国的大学,到国外学习。

一个大学发展得好坏,主要由三个因素决定:第一是生源,第二是教师,第三是管理制度。如果高端生源长期流失,中国高等教育想要走上靠前的位置,就越来越难,高端人才流失,其影响还不只是教育,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源状况,影响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后劲;在师资上,据我了解,很多大学教师不具备在岗工作的能力和素质;在管理制度上的问题则更多。所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关系到中国未来的发展。此次提出控制大学的规模,强调教育的质量非常有价值,但现行的很多做法与这个目标南辕北辙。

时代周报:具体而言,这份《意见》在高校教改思路上存在哪些问题?

储朝晖:首先,我们还是用行政方式管理大学,没有走上依法(包括法律和大学规章)办学、自主发展的路。早期的大学有两种,一种是先生大学,一种是学生大学。先生大学是有知识的人,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应该为社会服务,所以组织起来去教学生;学生大学是有求学需求的人,认为自己需要知识,所以组织起来去聘教师。两种大学的基本规则都是由先生和学生做主,这个原则在中世纪的德国、英国逐渐形成制度,让“学人”而非行政力量成为学校的主体。这种制度在中国也曾经有过,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京大学,郭秉文时期的东南大学,梅贻琦时期的清华大学,张伯苓时期的南开大学等,基本上都是遵循这种规范。但1949年以后,因为学习苏联,这种传统就中断了。要提高大学的质量,必须恢复学本位的传统,让学人成为高校的主导,去行政化。

其次,对提高大学质量的突破口还不清晰,现在真正的关键问题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制度建立起来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意见》虽然有这一条,但显然没有重视,把它和其他并不重要的29条并列,还放在后面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就说明对它的认识还不够。我们必须要认清楚突破口,不要打无目标的仗,让学校和老师都忙于应付。法国的科学家庞加莱曾说过,“强求一律就是死亡,所有的强制都是毫无成果和令人憎恶的。”政府不应给所有学校提统一要求,要提高大学质量,就要让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特点,有自主性,能够自己决定怎么办大学。

再者,从横向来说,各方的职责没有分清楚。哪些该由政府来做,哪些该由学校来做,哪些该由教师和学生来做,在30条里面没有讲明白。这背后其实有一个基本的假定,即政府、学校和社会三方的功能没有明确边界,于是没有办法落实,谁来执行,谁来监督,都没有明确,这种局面必须改变。

时代周报:对中国大学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其缺乏应有的独立自主。行政权力过分干预,政府通过工程、项目、课题的方式管理大学。

储朝晖:没错,工程项目、课题经费是政府牵的一条线,大学被栓在线上跟着走,教师也要跟着申请课题,这不是促进学术繁荣,而是一种伤害。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这种做法,这种做法的根源在于计划体制,政府不放心大学自己可以做好,总是希望大学在政府的掌控下活动,不希望大学到社会上寻找自己的发展机遇。我们的大学在国际上没有发展空间,也是因为大学都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包括清华北大都如此。

政府不断给大学很多的工程项目,拿项目来喂大学和教师,大学如同被政府圈养起来,没有动力去自己成长,而且把大学本身应该拥有的能力不断弱化。而世界顶尖的大学,它们没有政府的喂养,就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找发展机会,包括寻找优秀的生源和优秀的教师,不断改进自己的管理制度。

正常的大学,也包括中小学,会有多个边界,要与多方面建立良好的关系,这是一个组织能够健康发展的外在环境。中国大学奇怪在哪里呢?它只要跟政府打交道,就可以获得资源,不需要顾及市场。这样的机制阻止了大学与社会建立正常的关系,阻止了大学进入市场渠道吸收所需要的资源,也阻止了大学去满足社会的需要。因为大学不需要了解社会的需要,导致了大学对社会越来越缺少感知能力,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就是在于整个培养过程是与社会脱节的,没有形成反馈。因为大学不愁经费,没有动力去了解社会的需要,于是依照政府的要求来运作。这样,大学就越来越盲目,越来越没有自主性,忽视学生的成长需要,忽视社会对大学发展的需要。

时代周报:那么政府与大学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政府的权界在哪里?

储朝晖: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同国家情况不一样。美国对大学基本没有限制,所以美国的大学走到了世界最前列。欧洲国家政府对大学的管理就多一点,政府更像是学校的股东,欧洲这几年也在检讨反思自己的大学管理体制,也在改革,欧洲很多大学收费很低,因为政府投入较多。日本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想通过政府的扶持,使大学走在世界的前列,但结果并不理想。在2004年日本对其大学管理体制进行改革,进行法人化治理,政府与学校划清关系,强制独立,使其闯向了世界,中国的大学也要走这条路。

中国大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政府的关系最紧密、最混乱,教师基本上等同于公务员。接下来我们要改变这种关系,使大学与政府分家。但是,路径依赖是大学脱离政府的最大难题,而政府也把大学视为自留地,要放手也会感到很痛苦,因为其权力减少,利益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大学改革每一步都很缓慢,但是如果不经历这种痛苦,中国的大学教学质量很难提升。大学的高端生源会越来越少,大学也会越来越萎缩。

政府划拨经费不能通过项目的形式,应该建立专业大学经费拨付委员会,其拨付依据是依照对大学的评估。比如,美国不直接给大学拨款,而是通过学生的选择,即资助学生,学生选择了某一所学校,政府就把钱拨到那所学校。现在我们缺少这种程序,仅凭行政官员的个人喜好办事。这种机制寻租空间很大,容易滋生腐败,还容易造成大学之间的不公平竞争,两极分化。

时代周报:我们曾在民国时期有过非常杰出的大学,在战乱中也有过西南联大,这些大学都曾有过光照古今的精神传统,但现在的大学却普遍面临精神丧失的状况,我们如何找回失去的精神?

储朝晖:从1919年开始,受苏联影响,当时孙中山写信给苏联的加拉罕,问他如何用列宁的方式来建立中国的政权,包括建立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在大学中注入了党化教育,这是导致中国社会灾难的深层原因,后来我们一直沿用。从1949年开始进行的思想改造,到批判《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再到“反右”和“文革”,都是清除有思想的人,让人不能思考,这种社会压制起到了破坏性作用。一个人如果没办法自由思想,怎么会有什么精神,怎么会有研究成果呢?

所以后来提出解放思想,就成为当务之急,但直到现在,解放思想的程度还不够。真正的解放思想是要以事实为依据,现在我们不是这样,而是一遇到事实就撤退,绕着事实走,说话、写论文都要跟上面的某一个说法对上号,这是很危险的,这是大学精神丧失的根源。中国大学长期以来是由行政主导,侵害教师权力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我们没有像美国那样的教师协会,保护教师的权益,没人站出来说话,结果老师都噤声。大学精神的关键就是学人治校,以学术为本。

怎样的模式有利于杰出人才的培养?我认为钱学森之问与孟二冬精神恰好可以形成一对问答,孟二冬精神即“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追求真知、淡泊名利、甘于寂寞、潜心治学”的精神,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一个思考方向。然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不利于普通教师践行这种精神,或者说不激励大学学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生活。

储朝晖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著有《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中国教育再造》、《教育改革行知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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