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铅压城“郴”欲摧
2012-04-12 06:34:36
来源: 时代周报
两岁的张安康不停地动弹，放声号哭，希望挣离父亲张和平的臂弯。而一旦摆脱了束缚，小家伙便会满屋乱窜，并试图开门下楼梯。
这是一个血铅超标患儿，厌食，脾气暴躁，身体免疫力差，动辄感冒发烧。两年来，他带给家庭的，不是天伦之乐，而是无尽的忧虑和恐惧。
2012年3月31日这一天，张和平带着妻儿回了一趟家，一幢位于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塘湾村的二层小楼。不远处，就是当地一家大型重金属企业。因为污染严重，张家人已经许久没在家里生活了。回到既熟悉又陌生的环境，儿子的情绪显得异常烦躁。
此前的2月29日，在郴州当地政府和卫生部门的干预下，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停摆了将近一年的血铅检测项目恢复正常。但张和平闻讯后没有丝毫的喜悦，他纠结于是否要带儿子前往检查—他对本地的医疗机构已经失去信心；况且，即便查出问题又能怎样？“没人能帮我们。”
这已不是“有色金属之乡”郴州第一次因为血铅问题遭遇批评和声讨。那些与冶炼企业为邻的村民坦言，他们已经习惯了被污染以及各种重金属超标；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伴随着生命健康、幸福指数的不断下降而节节攀升的GDP。
“我们已经麻木了。”说这句话时，张和平的眼中充满了无助与绝望。
儿童血铅大面积超标
120ug/L，101ug/L，177.6ug/L，293ug/L。
上述数据，是2010年6月24日至2012年1月18日张安康四次检测出的血铅含量。检验机构分别为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下称“市一医院”）、郴州市第四人民医院以及郴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以人体血铅含量“0—99ug/L”为正常的国际标准来看，上述结果全部超标，属不同程度的铅中毒。
让张和平尤为气愤的是，这四次检测全是“一锤子买卖”—“再去就说机器坏了。”这也是他对当地卫生部门关于市一医院停检血铅是因为“设备损坏”的解释完全不能信服的原
因，“骗谁呢？不就是不想给我们检测吗？”
张安康不过是郴州诸多血铅超标患儿中的一个。在塘湾村，数十名儿童几乎无人幸免。
2010年6月，塘湾村二组的200多名村民集体参加了市一医院的血铅检测，结果令人不寒而栗，除了部分大人，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血铅超标，“最严重的（血铅含量）
好几百（ug/L），后来去住院了。”彼时，附近的一家金属冶炼公司刚投产半年多，但
自然生态和人体健康的变化已经显露无遗：水稻减产；部分林木枯萎；小孩脾气变得暴躁，不愿吃饭，智力和身体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
村民们的检验报告很快被村里收走，称是统一去公司找协商。一些村民向时代周报记者回忆，那次谈判以失败收场，村民与公司保安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多人被打伤，此事
最后以每名伤者获赔几百元医药费了结。
吊诡的是，几天后，患儿们再去市一医院复查，血铅含量竟然全都奇迹般地降了下来。“回家过几天，什么排铅的药都没吃，血铅就降下来了，怎么可能呢？”没有家长能信服这样的结果。作为补偿，每个患儿获得了3个月的牛奶，每天1盒。
当张和平第三次带着儿子去市一医院检测血铅时，遭到了拒绝，“说是机器坏了”。他转而求助别的医院。此后，类似的拒检再次重现，理由出奇的一致。最近的一次，2012年1月18日，张和平托人找到了当地疾控中心，儿子的血铅含量已经上升到了293ug/L。
“这次最严重，医生说要吃药排铅。”张和平的妻子王秀丽语带惊恐，“听说到了四五百（ug/L），神智不清，就跟傻子一样，我好怕啊！”这位母亲的忧惧并非毫无来由—塘湾村曾有人亲眼在医院见过一个重度血铅中毒女童：“牙齿全黑了，傻傻的，你跟她笑一下就会跟你走。”
类似的悲剧已经开始在塘湾村上演：第一村民小组方明亮的两个儿子2011年6月分别被检测出血铅含量为286ug/L、396ug/L，随着年龄的增长，兄弟俩的智力、精神状态日渐堪
忧；第二村民小组的张志高则抱怨他血铅超标的女儿“成绩下滑，越来越笨”……
张家始终没敢给孩子服用排铅药物，“听说副作用很大，尤其是对内脏不好”。对于继张和平之后带孩子赴疾控中心检查的家长来说，他们的不安还在于根本无法判定检验结果的真伪—没有检验报告。“不给化验单，只是打电话口头通知说‘你的小孩不超标，单子就没必要拿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家长说。
谁是肇祸元凶
谁是造成塘湾村诸多儿童血铅超标的元凶？受访村民将矛头指向了当地金属冶炼公司。
在村人并不遥远的记忆里，他们的家园曾经绿水青山，气候温润，日子虽然并不富足，却怡然自得。但冶炼公司的到来打破这里的平静安逸，一如前文所述。
而在郴州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张继耀看来，将塘湾村儿童血铅超标归咎为冶炼公司，未免有些武断。他用专业的检查和监测结果来回应时代周报记者的质疑：这是一家合法企业；无论是环保部门日常的随机抽查，还是24小时（网络）在线监测，其“三废”（废水、废气、废渣，记者注）排放都完全达标。
张继耀认为，塘湾村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或是造成儿童血铅超标的重要原因之一：那里曾经密布尾砂（选矿后留下的废弃物，记者注），这些富含重金属的废矿经过长年风吹日晒雨淋，极易形成扬尘。而富含铅的粉尘，一般悬浮在1米以下的空气中，因此当地才会出现1米以下儿童较多血铅超标，而大人很少有事的情况。
“1985年左右，当地曾经发生过因自然灾害导致的尾砂库倒塌事故，当时死了不少人。”张用那次血的教训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数字是作不了假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当地一金属冶炼公司副总经理不无自信地说。权威、合格的排污监测数据，以及上述“尾砂”说，同样成为其反驳塘湾村民指控的有力证据。
不过，在强调客观环境因素的同时，张继耀又承认，“达标排放也会有污染”，甚至是在企业生产的防护距离之外亦是如此，“只是污染的轻重问题”。这一说法得到郴州当地冶炼专业人士王健的证实。
据王健介绍，较之过去小企业使用的小高炉、鼓风炉等污染严重的传统炼铅法，目前风行大中型企业底吹炉炼铅，即一步炼铅法，虽然更加环保，但铅中毒仍然无法避免；并且，不能简单地说生活在小企业周边就比在大企业旁边更容易中毒，“关键是要先达到那个（中毒的）量”。从这一点上来说，面对大企业反而更危险，“因为产量大，排污量也大”。
理论上，涉铅企业内部职工铅中毒的几率远大于外部人群，但我们极少听到某个企业出现职工大面积铅中毒的情况。相反，企业周边人群尤其是儿童集体铅中毒的事件近年来却屡
屡为媒体所披露。王健称，这与预防和保护措施不无关系：任何一名职工铅中毒对于企业都极为不利，包括治疗、__休养、补偿等各项在内是一笔不小的费用，企业会极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以王健所在的企业为例，铅尘最为严重也最易造成铅中毒的炉前工、配料工等岗位，基本上每隔半年到一年就要进行一次调整，目的就是防止出现长期工作导致的铅中毒。“即使
有轻微的铅中毒，只要换到一个干净的环境，吃一些排铅食物，半年后铅毒会慢慢排出来。”王健解释说，“人体有这样的功能。”
但生活在涉铅企业周边的居民，显然缺乏选择环境的资本，经年累月的缓慢侵害，让他们最终铅中毒。儿童则因其脆弱的体质和免疫力，成为这一群体中首当其冲，也是最大的受
害者。
医院停检血铅有玄机
2009年9月至2010年3月，因为污染企业屡禁不止，郴州嘉禾、桂阳两县相继爆发大规模血铅超标事件，部分村民外出就医遇阻，官方被指隐瞒铅中毒人数。地方政府事后检讨，称
对此负有责任。
两年后，郴州再次因血铅问题被抛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全市各大医院自2011年下半年开始停止血铅检测，直到被媒体曝光，这一项目才于2012年3月29日在市一医院恢复。
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郴州市卫生局新闻发言人钟茜园纠正了媒体报道中的一个错误：并非郴州市各大医院都停止了血铅检测项目。按照2009年国家卫生部的相关规定，郴
州市符合临床血铅检测条件并具备检测资质的只有市一医院。
与张和平们在医院吃闭门羹后获得的说辞一样，当地卫生部门就市一医院停止血铅检测给出的解释亦是“设备损坏”——“因血铅检测设备多次出现故障，多次进行修理，性能仍
不稳定，无法开展正常的检测，导致血铅检测一度中毒。”时代周报记者获得的一份书面材料上如此写道。
钟茜园一再强调，在市一医院停止血铅检测项目期间，卫生局从未收到过医院的汇报，亦未接获患者的投诉，直到媒体报道后才知晓。他称这是医院的“工作失误”，并解释说造成医院未及时上报的主要原因是血铅检测量太小，“2011年平均算下来，每天只有几例”。
郴州市委宣传部有关人士亦补充说，市一医院的血铅检测高峰仅出现在2010年上半年，即嘉禾、桂阳连续发生群众血铅超标现象之后，当时平均每天的检测人数也不过22人。“2010
年至2011年总共才600多人，平均每天3人”，而一台检测仪满负荷运作，每天可以检测300人；加之维护一台机器需要几名人员，“医院感觉划不来”，设备损坏后便未予重视。
郴州地区具备临床血铅检测资质的唯有市一医院一家，这意味着，此前患者在其他医疗机构进行检测获得的结果并不具备合法效力。
血铅检测报告是血铅超标患者与企业及政府进行博弈，并获取相应经济赔偿的重要筹码，因此其合法性问题总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当地一些受访村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他们的利益诉求被驳回的理由往往是“检测机构没有资质”或“报告没有盖章”。
那么，在市一医院停止血铅检测期间，患者去外地检测获得的结果是否有效，郴州方面是否承认？钟茜园称“只要（检测机构）有资质，国家就承认”。
巨大的舆论压力迫使郴州方面于3月28日从省直医疗单位紧急借回一台血铅检测仪器，连夜安装调试并进行质控检测后，于3月29日投入市一医院使用。至此，当地停滞了大半年的血铅检测项目终于恢复正常。3月30日，新购置的2台血铅检测仪亦到位。
至3月31日清明节放假前，钟茜园给时代周报记者提供的统计数据是：3天总计有9名群众（包括大人和小孩）前往市一医院检测血铅，其中8人合格，1人轻微超标。
治污艰难而缓慢
“所谓的‘有色金属之乡’，现在正在吃老本，现有的矿产已经开采得差不多了，有的还要从外地运来或者国外进口。”前述冶炼行业人士王健毫不客气地说，“这都是以前毫无计划肆意开采导致的结果。”
王健见证了近10年来郴州重金属冶炼业飞速发展并疯狂污染环境的一幕幕情景。彼时，苏仙区、嘉禾县、永兴县、桂阳县等地的炼铅小企业、小作坊遍地开花，土法炼铅大行其道。
今日郴州地区几家每年上缴利税过亿的大型涉铅企业，几乎都是从那时开始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利税，一度成为衡量企业存在价值的唯一标准。“政府要财政收入，要GDP，谁给的钱多就支持谁。”环保问题被忽略，一些严重污染企业成为地方政府的座上宾。
对大自然的贪婪索取和对生态的大肆破坏终于招致无情的报复，污染的恶果开始逐渐显露。及至2009年9月和2010年3月，嘉禾、桂阳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血铅超标事件。
一些受访的郴州民众直言，近年来当地发生的一些较为严重的重金属污染事件，不过是在为过去的恶行埋单。一个形象的说法是：用孩子—“祖国的未来”换取“带血的GDP”。
郴州在赢得巨额财富的同时，也招来了如潮的恶评。
治污，迫在眉睫。
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嘉禾、桂阳血铅超标事件对政府的触动很大，30多家产能落后、使用淘汰工艺的涉铅企业被陆续关停。目前，郴州市每年约42万吨
的铅产量主要来自于4家年产量10万吨以上的大型企业，另有200多家从事综合回收的小企业，但全部登记在册。
“现在可以说非法企业基本不存在。”张继耀称。
2011年3月，国务院批准了《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治理实施方案》，计划投入595亿元资金完成927个项目，郴州市获得了4.36亿元专项资金，开始对重金属造成污染的历史遗留问题进行清算处理。目前，郴州市已有26个项目纳入“2011年湖南省计划启动重金属污染防治项目”，计划总投资21.95亿元。
但以前疯狂透支欠下的巨额债务，并非朝夕之间就能还清。来自郴州市重金属污染和湘江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委员会的数字：上述投资中尚有一半多资金未到位；项目建设实施
进度缓慢，有19个项目还处于前期设计阶段。在建的4个项目，主体工程已完成待验收的仅有3个。
被抛弃的村庄
塘湾村从未像现在这样安静。除了部分老人和孩子，村里几乎见不到青壮年。一些有条件的村民已经举家迁走，房子长期闲置。
房前，农田大多荒废，这个季节，唯有油菜花还在倔强地盛开；屋后，竹林大面积泛黄。一棵几百年的老松树已经枯死，单调的枝丫突兀在空中。几百米外是冶炼公司庞大的厂区，烟囱高耸。
张和平一家已经有日子没回来了，屋内有些凌乱。这是一幢白色二层小楼，张和平和弟弟两家各居一半。除了逢年过节或家里有事，张和平和妻子平日都呆在郴州市郊的厂里，儿子则由奶奶带着住在别处。担心污染导致胎儿畸形，张和平怀孕4个月的弟媳搬回了娘家。
村里鲜有人再愿意种田，这里的粮食和蔬菜重金属超标，根本卖不出去，村民自己都不敢多吃，更不能给孩子吃，大部分要靠买。按村民所述，冶炼公司每年向每个村民支付200元的农田补偿金。
按照国家规定，重金属企业的防护距离是800—1000米，此范围内不得住人。此前，临近冶炼公司的一些村民已经陆续搬迁。张和平不知道这个距离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他只知道村里的孩子血铅超标泛滥成灾。
作为村里少数几个有些见识的年轻人之一，张和平是为儿子的血铅问题奔走最多的人。但在工业化快速推进得令人猝不及防的今天，大多数村民显然还完全不懂，或无暇顾及，或
不愿计较血铅超标这种新型怪病。
一次，张和平去隔壁的金田村了解小孩血铅超标情况，人家奇怪地反问他：“什么是血铅？”企业对周边村民数目不一的经济补偿，也让他们分化成了不同的阵营。张和平的不断出头让有些人很反感，他能敏锐地感觉到他们看他时的那种异样目光。这个活跃的小伙子开始变得沉默、谨慎、警惕。
当地一冶炼公司副总经理将纠缠不清的血铅问题归咎为周边村民的利益分配不均—“一个项目上来，会涉及很多利益诉求，企业是被动的，要面对数千村民，难免出现利益不均，
很难平衡。”他的应对措施是“向政府汇报，希望引导村民通过集体经济致富”，但“仍不能尽善尽美”。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企业吃企业，张和平们是涉铅企业和部分政府官员眼中的“刁民”—凭着一纸检测结果，不断进行“讹诈”，贪得无厌。此前，郴州当地流传着一个说法：
一些重金属企业周边的村民，每个月都带小孩去医院检查一次血铅，然后拿着结果去找企业要钱。企业不堪其扰，向政府报告，医院被要求停止血铅检测项目。这种说法当然遭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否认。
对于张和平们来说，不管赔偿结果如何，眼下，活着才是最重要的事。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匆匆处理完家事，张和平用摩托车载着妻儿，急急离去。身后，那幢白色的小楼在滚滚烟尘中渐行渐远，越来越模糊……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青山，被迫离开。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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