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随州折戟”案再起迷雾

2012-03-22 03:33:41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姚海鹰实习记者刘晓杰发自武汉

“为了个人利益，许多人是可以出卖自己灵魂的。”作为徐嘉伟和李家巨的亲友兼前同事、他们的同乡人杨杰并不愿意多说些什么，“现在，我看到他们回避都来不及”。

时代周报3月8日报道《浙商李家巨折戟随州》，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就在“李家巨案”尘埃落定之际，2012年3月21日中午，随州市委外宣办突然发出一则通报称，“李家巨在随州投资受挫，是其自身造成的，他向媒体反映的情况严重歪曲事实，影响了随州的招商引资环境，我市将保留作出进一步行动的权利”。

至此，这起颇受舆论关注的案件，再度显得扑朔迷离起来。

“致命”协议

“我们想卖，他也想要，那他弄个草签协议过来，我也就同意签了”，3月17日上午，武汉洪山广场某酒店商务中心会议室,港商徐嘉伟对自己当年“漫不经心”签下的那张“草拟协议”满是悔恨，“那只是草签的一个协议，里面连协议价格都没有”。

2012年1月16日，因一份股权转让协议而引发的“李家巨案”终于宣告结束，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一纸《不起诉决定书》让这位浙江商人重新得以自由。

本以为尘埃落定，然而就在此数日后，该事件的另一重要当事人徐嘉伟突然向时代周报指称“股权转让协议有问题”，其本人作为股权转让方的公司负责人“在湖北集嘉的股权被转让后，才知道这个事情”。

时间回到2005年，据李家巨方面提供的资料介绍称，当年，由于集嘉集团在山东另有投资，“徐嘉伟就考虑放弃在湖北的投资，约定由李家巨、任亚飞支付原投资湖北集嘉的120万元美金，将股权全部转让”。

在此境况下，代表人为徐嘉伟的“香港集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和代表人为李家巨的“香港集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嘉国际）签下了那张决定集嘉织染（湖北）有限公司100%股权“命运”的《股权转让协议》，签订日期为2006年8月26日，也分别由徐、李二人各自亲笔签字。

在这份协议中，时代周报记者看到如下约定内容：现因甲方（集嘉集团）有其他业务及投资，拟将全部股份进行转让。经集嘉集团同意，甲方转让全部股份，乙方（香港集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接受甲方全部股份。双方签字生效。

时隔数年后，谈及此事，当年在协议上签字的当事人徐嘉伟大喊其冤，“签字确实是我签的，但那只是个草签协议，而且，协议后面的公司印章也不是我盖的，那个章是假的”。同时，他还进一步介绍称，由于某些考虑，“当时我也留了个心眼，只是签字，没有盖公司的章子”。

而这番言论在李家巨看来实属“荒谬”，“这么重要的一个协议，你不同意，作为公司的负责人，你能在代表人签名处随便签字吗？”

针对“公章造假”一事，本报记者辗转联系上原集嘉织染（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杨杰，他在电话中反复告诉记者称，“集团在随州的印章不是我刻的，我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同意报销这笔费用的发票是我签字的”。他进一步强调称，自己作为下属，“上级之间的事，我没有资格过问，具体情况也不清楚”。

湖北某不愿具名的律师告诉本报记者称，在国内一般情况下，“只要有公司法人代表的签字，那么企业之间签订的协议就是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但是还要看公司章程是否对法人代表的权力有具体规定，这需要遵循公司章程优先原则”。

在上述随州市委发出的情况通告中，对此事未有提及。

“托股”之争

事到如今，在徐嘉伟看来，自己作为投资方香港集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才是整个事件的真正受害者，“我在随州投资了120万美金，现在全部变成别人的东西了”。

“他们只是我的供货商，仅仅与集嘉集团之间有生意合作的关系”，徐嘉伟言辞肯定地告诉时代周报称：“李家巨和任亚飞根本就不是投资方集嘉集团的股东，公司股东只有我和我夫人”。

而关于这场复杂的股权纠纷，一切还要从19年前成立的一家名为“香港集嘉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集嘉国际）的企业说起。

据一份可查资料显示，邓小平南巡次年，1993年10月8日，当时已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徐嘉伟（时名：徐少伟）和陈章森、陈少煌等4人共同出资50万元港币合作组建这家以纺织贸易为主的香港企业，其中徐嘉伟名下占公司股份40%,是为最大股东。

“当时，徐嘉伟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他名下40%的股权实际上是我们三个人各占1/3，我和任亚飞都是通过他来进行托股”，谈及当年和“好兄弟”一些打拼的往事，李家巨言语之中不无欣慰，“当时生意做得还可以，大家就是一起想着把事情做好”。

经过数年精诚合作，当年的“好兄弟”也确实都在香港纺织界积攒下不少的声望，徐嘉伟至今还是香港纺织商会副会长，李家巨和任亚飞在业内也是做得风生水起。

但李家巨和任亚飞都并未想到，时隔十数年后，正是那次兄弟间因信任而“托股”的选择，成为日后与徐嘉伟“反目”的因素之一，“当时的年代，都是拍脑袋就敲定了，所以三人之间也没有签委托持股协议，凭口头说就算数了”。

为了证实当年“托股”一事，李家巨还向时代周报提供有两份签名分别为“陈章森”和“陈少煌”的《证明书》，记者看到，上述两位证明人确认，“当时徐少伟所持40%股份实际是由任亚飞、李家巨、徐少伟三个人共同出资，每人占1/3，为了办理手续方便以徐少伟个人名义作为股东投资”。

而对李所称的陈年旧事，徐嘉伟则称上述内容完全不是事实真相，“他们（任亚飞、李家巨）和集嘉国际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不存在托股的事情”，同时，他对上述两份《证明书》的效力也表示怀疑。

据李家巨方面介绍，其实，后来在湖北随州作为投资方示众的“集嘉集团”也正是在“集嘉国际”的基础上扩大发展而来的，“我跟任亚飞也都是集嘉集团的股东，这都是有证据的”。对此说法，徐嘉伟也同样予以否认。

在上述随州方面公布的通告中，对香港投资方的表述为：香港集嘉国际有限公司是徐嘉伟、梁健、郭少华1997年在香港注册成立，徐嘉伟占90%股权，任董事长。梁健、郭少华各占5%股权，任董事。

3月19日下午，时代周报曾就此案采访负责此事的随州市公安局经侦队吴姓负责人，其告称“无可奉告”。

戏终人散

跟所有商人之间的买卖一样，整个事件最为关键的部分是，买方是否支付给卖方足够的筹码？

“到目前为止，我没有拿到一分钱”，徐嘉伟言语之中充满了委屈，“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没想过做什么房地产，就是想踏踏实实地在随州做纺织”。

当本报记者问及此事时，买方李家巨颇为无奈地说道：“转让协议是在2006年8月份就完成的，如果真的是一分钱没给，没有对价，他（徐嘉伟）当时怎么不告我呢？”据其介绍，“股权对价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在公司内部完成的，也就是先股权对价、后签订协议”。

在一份李家巨提供给本报记者的传真号码为“+85227219825”的复印件中，确实有6条关于如何完成股权对价的文字说明，“2005年12月31日，徐嘉伟的夫人杨燕玲给我们传过来这份确认单，我和任亚飞都签字确认过的”。对于上述传真复印件的真实性，徐嘉伟同样予以否认，“传真件这个是假东西”。

其实，相关方面对“股权对价”问题并不是没有做过调查。湖北随州当地资深会计师严永平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就表示，受相关方面委托，“我们已经做了审计报告，最新的一份是去年年底做的”。但他也再三对记者表示：“虽然审计报告做了，但是双方提供的财务资料始终都不够完整”。他认为，双方当事人应该带着各自全部的财务资料，“在双方共同确认下，这样做出的审计报告才能下最终结论”。

几经反复，徐嘉伟针对李家巨的举报在经相关部门调查后，以随州市曾都区检察院出具的一张《不起诉决定书》而告终，但前者表示将会继续为自己维权，“不需要作假的东西，我不喜欢形式”。

值得注意的是，“李家巨案”在当地已引起不大不小的震动，坊间有消息称，经媒体报道后，湖北省有关方面已经很重视，“随州也已经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公检法三家都参加了”。

3月19日，时代周报记者赶往湖北随州市委宣传部以了解事件最新进展，被告知“市政法委正在做一个调查报告，会对此事做相关说明”。3月21日中午，随州方面发布上述情况通报。

至此，这场因一块土地而纠结数年的权益之争几近谢幕，多位“局中人”在时代周报面前均有意无意地表达出同样的倦意：“真的累了，再闹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显然，那块位于随州闹市区的地块不仅使得曾经的好兄弟业已反目，更让他们背后的不少人倍感煎熬。“2008年，从随州回来后，我就再没有和他们来往。现在，我看到他们回避都来不及”，作为徐嘉伟妻子的哥哥、李家巨的好朋友、他们当年的同事杨杰在电话中颇为伤感地说道：“为了个人利益，许多人是可以出卖自己灵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