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小封面解读大历史

2012-03-04 13:14:55

来源: 时代周报

记者李辉最早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闻名，2005年起，他转而集中叙述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与民国风云，随后集结成册。

本报记者李怀宇

记者李辉最早以随笔和传记描写文人群体命运闻名，2005年起，他转而集中叙述美国《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与民国风云。随后集结成册，2007年出版《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23—1946）》。2012年1月，李辉出版《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故事（1946-1952）》。

2009年，在李辉动笔撰写《封面中国2》期间，他又因“文怀沙事件”广受关注。李辉说：“我做了三十年文化记者，‘文怀沙事件’对我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报道事件。这个事情当然没有写《封面中国》这么重要，但没想到影响比《封面中国》还大，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当时，我觉得顶多把他的假象捅穿一下就可以了，但因为他的文化造假牵涉到方方面面的人，实际上撕破了一张网。后来，易中天先生批评我‘道德飙车’，这我倒是没有想到。但我很坦然，戳穿这么大的一个文化骗局，总是会有人不开心，包括过去捧过他的人，当然会把我敲打一下，我非常理解也不奇怪后续的发展。”三年后，文怀沙本人现状如何？李辉说：“听说他的身体也一直很健康，我当然希望他身体健康，这也符合我事前的考量。从报道看，他时常在公开场合演讲，接受采访。我很高兴，第一他说感谢有人帮他摘掉了‘国学大师’的帽子；第二，他依然没有说明自己的准确年龄，而一直用‘我反正生在19××年’的表述。至于我质疑他的入狱原因，他从来没有提及。当然，有时候他还忘不了继续说几句讽刺我的话。这倒无所谓了，我尽到了我的打假责任，几句挖苦话，并没有推翻我的质疑。一个人，一个事件，有的人说对，有的人说不对，也很正常。但是，中国目前许多人对造假行为已经习以为常，并不看得很严重，倒是让人忧虑和可悲。”

未等事件平息，李辉又埋头在《封面中国2》的写作里。此书集中叙述1946—1952年之间《时代》封面上的中国人物，包括陈立夫、蒋介石、毛泽东、吴国桢等。这六年间风云变幻，“堪为20世纪中国一个最令人眼花缭乱、也最惊心动魄的历史阶段”。这批文章陆续在2009年的《收获》杂志上刊发。

李辉的“封面中国”有种跨界写作的意味，李辉自己觉得这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演变。他过去多半写民国人物，而这些人物本身也是跨领域的，如巴金是文学家也是出版家；萧乾是文学家还是新闻家。

在《时代》封面人物的研究中，李辉尽可能地利用各种史料。他到处收集民间一些小的史料—甚至买到了美国海军在青岛的明信片—然后用讲故事的方式串起来。有时，在史料运用上亦进行取舍。“我不是研究史学的人，作为一个记者出身，从记者新闻感兴趣而延伸到写这个题材，而这个题材特别诱人，可以有跳跃性，可以有省略，不用像真正研究现代史的人那样面面俱到，那不是我要做的方式。”

两本《封面中国》出版之后，李辉还会继续写下去。“我想，如果《封面中国》能够一直写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上封面的话，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记录。我还有五年就退休了。这五年如果能够把《封面中国》写完最好。”

吴国桢埋下的伏笔

时代周报：研究《时代》周刊讲述的1946—1952年间的中国故事，你做的功课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

李辉：当然会有一些新的变化。比如涉及中苏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问题，包括高岗在这中间扮演的角色，《时代》也报道过他。另外，比较棘手的就是台湾问题。

1949年，蒋介石到了台湾，当时主政台湾省政府的吴国桢上了《时代》封面。一般来讲，吴国桢的分量好像比过去上封面的人弱了很多—比蒋介石、毛泽东、冯玉祥、阎锡山的地位与影响都要差—但是，他的特殊背景就是1950年台湾问题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台湾在美国、尤其在《时代》老板鲁斯的眼中，作为整个亚洲政治棋盘上的重要性又突出了，所以就把吴国桢做了一个封面，通过他的故事来谈台湾问题。其实在吴国桢时期，他和蒋介石、蒋经国之间有矛盾，他最早起用台湾人作为地方政权的成员，都是被蒋介石、蒋经国给否了的。他手下用的一些人，有的被枪毙，有的是被罢免，他本人也等于是受冷落，后来流亡到美国去了。

这些问题，就是1950年前后台湾的情况，实际上影响台湾很多年，也影响到现在两岸格局的变化。其中，吴国桢和中共的关系、和周恩来的同学关系，和蒋经国当年的矛盾冲突，值得一写。最后蒋经国也选择了吴国桢当年的方式，起用李登辉这样的台湾本土人参与执政。所以，吴国桢的历史延续以及他埋下的伏笔，特别有意思，值得解读。

司徒雷登并非居高临下的传教士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之后，司徒雷登是一个重要人物。因为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这个名字非常响亮。近年来，研究燕京大学、中美外交史的人，也越来越关注司徒雷登。《封面中国2》里面，你也专门讲到了司徒雷登跟中国的关系。

李辉：司徒雷登创办了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给现代中国培养了各方面的人才，黄华、龚澎，都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抗战刚结束，司徒雷登到重庆去，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很重视，这说明在国共之间，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内战爆发时，美国任命他为驻华大使，他当时已经70岁了。他是传教士的后代，与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培养中国的知识精英，以教育家的身份介入到外交界和政治界里去。他当然也受美国国内政治的摆布，有些方面无法决定。1949年，解放军占领南京后，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从个人来讲，他主张大陆政权不管如何更迭，中美之间应该保持联系和接触。在这一点上，他和《时代》老板鲁斯有相通之处。多年之后，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甚至超越政权更迭的因素，重新来看一个传教士的后代真正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留了下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

临终时他留下遗嘱，想回到燕京大学，和他的妻子安葬在一起，这一遗愿没有实现。后来浙江省接受了，把他安葬在他的出生地杭州，也算是部分满足了他的遗愿。他所创造的燕京大学，非常值得研究。燕京大学最早重视由中国人自己管理，培养中国的大学生，走在别的教会学校的前面。司徒雷登不是单纯的居高临下的传教士姿态，他创办燕京大学的理念就是要融入中国传统的教育里面来，而且要尊重中国知识分子。1952年，燕京大学和其他的教会学校一起被取消，被合并到北大；辅仁大学被合并到北师大；上海圣约翰大学被合并到复旦大学。现在的教育越来越官方化、衙门化，一直在呼唤大学里面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为什么教育越来越没有教养，其实可能和那时候的合并调整有一定关系。

时代周报：司徒雷登和创办《时代》的鲁斯之间的交往，有没有更多的资料？

李辉：鲁斯的父亲鲁思义是司徒雷登的副手，燕京大学的副校长。作为最早创立燕京大学在美国募捐委员会的负责人，鲁思义负责提供资金。鲁思义去世之后，鲁斯也一直是燕京大学的资助者。1946年，鲁斯到中国来，任务之一就是到北平燕京大学，为父亲建立一个纪念亭，这个亭就叫鲁斯亭，现在未名湖的湖心岛上。

时代周报：以司徒雷登和鲁斯的身份看中国，是不是少了一些冷战思维，多了一些同情与了解？

李辉：冷战思维是政治、政党之间，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西方世界和苏联共产世界之间的冲突，并非民众之间的观念。但鲁斯最早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强调美国在世界上的引导作用，以及美国如何在亚洲替代日本和苏联的影响，他的冷战思维是非常鲜明的，倒是司徒雷登没那么明显。1946年到1950年之间，鲁斯也在《时代》周刊上反映出了他的观点：哪怕蒋介石要失败，他也还是非常坚决地支持。1955年，鲁斯还去过台湾，安排蒋介石上《时代》封面。他自始至终非常推崇和支持蒋介石、宋美龄。但另一方面，鲁斯在中国长大，他对中国老百姓的感情非常突出。1955年，鲁斯曾大胆地提出计划，建议美国向中国派出“组织起来的最强大的经济援助”：美国应该提供为期十年的20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从而改善中国的生活水准。当时鲁斯看到中国已经在搞合作化了，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他担心致力于一夜之间实现工业化中国的目标，有可能会造成粮食资源的紧缺，从而引发可怕的饥荒。

李宗仁为什么不去台湾？

时代周报：抗战胜利后，中国老百姓大都盼望不要打仗了，从《时代》周刊的报道来看，当时有没有和谈、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

李辉：中国历经战争那么多年，好不容易看到胜利，当时那些知识分子像萧乾、费孝通、冯至、钱锺书等一大批人，都主张走第三条道路，他们反对内战，主张走英美式的民主制。另外一个大背景是美国和苏联的较量。二战之后，东欧和西欧的格局已经形成。在波兰、捷克等东欧地区，苏联占了上风，西方很多人包括丘吉尔都认为这是美国的失败。所以，美国无论如何不能丢掉中国。实际上，是在美苏较量之下的背景，形成了中国格局。当时和谈、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不管谁都不可能让步。

时代周报：从《时代》对蒋介石的报道看来，它还是比较亲蒋的。

李辉：鲁斯是一个基督教传教士的后代，他的父亲一直在中国传教，所以他很高兴看到一个中国的政治家领袖信教。1927年，鲁斯选蒋介石第一次上《时代》封面时的报道突出了几个细节，其中一个是蒋介石北伐打到长沙时牙有病，去了湖南湘雅医院。这是一个教会医院，在当时驱除西方传教士、收回租界的大革命背景之下突出这点，实际上表明蒋介石对西方传教士并非敌视态度。1927年底，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转而皈依基督教，当然是鲁斯更愿意看到的。1930年代后，蒋介石更是不断地上《时代》封面。

时代周报：就国共两党之间，《时代》周刊的报道有没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李辉：从事实上来讲—至少在我写到1949年之前—相对来讲是比较客观的。《时代》用了很大篇幅讲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投票选举，击败了蒋介石所倾向的孙科，成为民间力量的胜利。

时代周报：《时代》曾评价李宗仁是黑马。

李辉：所谓黑马，是因为当时在选举里，整个气氛笃定是孙科当副总统。孙科是孙中山的儿子，在党内也是有支持力量，蒋介石也愿意他出来。《时代》的报道，突出李宗仁是一个出身贫农的亲民形象，另外还善战、廉洁，这些东西恰恰与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腐败的批评形成对照。如此，李宗仁当选就成为黑马，《时代》也是以比较兴奋的口吻去报道的。报道里还写到，李宗仁是跟蒋介石打过仗的，所以他们是过去战场上的敌人，现在又成为政治上联手的伙伴。

时代周报：为什么李宗仁最后没有去台湾，而是去了纽约？

李辉：因为他主张和谈，希望北京方面能够同意对等谈判。实际上，共产党打过南京之后，国民党基本已经失去谈判筹码。蒋介石也把主要力量撤到台湾了，李宗仁到台湾去，也是死定的，不死的话，至少也是有很多历史责任要他承担。

时代周报：李宗仁最后的结局有可能像白崇禧的结局？

李辉：可能比白崇禧还要惨一点，白崇禧最后还参与打仗。虽然在1927年，白崇禧开始跟蒋介石有矛盾—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白崇禧起很大作用—但他们在反共上态度总体一致。1950年开始，蒋介石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一大批从大陆去的重要人物淡出政治舞台。陈立夫、阎锡山、白崇禧等，都担任“资政”的名义退出了台湾国民党的核心。

中美关系=罗密欧与朱丽叶？

时代周报：朝鲜战争影响了中国大陆与台湾整个局势的变化？

李辉：当然。尤其是中国抗美援朝，这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非常突出。朝鲜战争把中国新政权推到了与美国对立的战争之中，两国至少二十年内没来往。跟美国没有来往，实际上就是跟整个西方世界没有更多来往。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是从朝鲜战争之后开始出现的：1953年之前的毛泽东和1953年之后的毛泽东在很大层面上发生了变化。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地出现，1955年“反胡风”，1957年“反右”，然后三年灾害，直到“文革”。而中国社会真正开始正常化，是在和美国恢复联系之后，这是中国的主动调整。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与干部开始回到北京和各地城市；知青处境也开始好转，“文革”最初的疯狂得到改变—当然，这期间林彪事件也起到了转折性影响。从20世纪的历史来看，中国和美国这样两个大国，如果总是误解，甚至处于对抗局面，对老百姓没有什么好处。

时代周报：成都的流沙河先生说：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

李辉：很多方面的确是这样。从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到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医院协和医院的创建等，都该看到美国的影响。我们不要简单化地看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也不能将过多的意识形态取代国际关系。

时代周报：你在这本书中引用了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的观点。邹教授认为美国与中国就像朱丽叶与罗密欧，一直很亲密。美国不要庚子赔款，把赔款给中国办学、办医院，很不简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维护中国的山东半岛权益，也不简单。但20世纪中，两国中断关系近20年，有何重要原因？

李辉：因为苏联。尤其是1949年中国建立新政权，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总要一个大国出面支持，而蒋介石跟着美国，中国大陆投向美国是不可能的。那时，中国也没学会在两个大国、强国之间取得平衡的外交技巧，所以就一边倒。中国实际上是被逼无奈才抗美援朝的，有材料证明，一开始毛泽东不想打。但新中国要获得苏联的援助，就要让很多步。不把苏联放进来谈中国的20世纪，是根本谈不了的。

实习生肖丽婷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