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家黄树森:大学生翻墙看戏,就有希望了

2011-11-23 22:08:47
来源: 时代周报

本报记者 李怀宇

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评述20世纪两位中国大使,在世界上成功地推销中国,宣传中国,一位用雄辩动人的词藻,一位用自己的声音和优美的形象:一个是宋美龄,一个是梅兰芳。这两个人把中国的文化、东方的智慧传播到西方世界去,所以他们是两个中国形象的大使。著名文艺评论家黄树森2006年在一篇文章中预言,这“第三位大使”就是蜚声中外的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救危图存,在美国、欧洲,海峡两岸演出的成功所引起的轰动,使一个世纪以来破碎的、微弱的文化认同重新组合,发出异彩。这就是白先勇的文化范式。

在青春版《牡丹亭》发展的后半段,黄树森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义工。他认为白先勇打造青春版《牡丹亭》,是一次文化的实践,也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他把它叫做一个平行四边形,即:以“集体记忆”建构,使命感点穴、“古典为本,现代为用”;文化事件与文化人捆绑;主事者、组织者、制片人、经纪人合一的“知识主管”。

“一个戏救活一个剧种”

时代周报:历史上昆曲曾经很辉煌,为什么后来会衰落?

黄树森:一个剧种的兴衰,跟一个时代的转换和这个剧种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还跟文化人对它的扶持很有关系。因为一个剧种的发展,牵涉到它的剧本、剧目能不能适应时代的变迁和观众的关注度。传统的剧种都面临能不能走向现代、走向大众的问题。有几个因素:一个是剧本,一个是观众定位,能不能适应现代的传播和大众的口味,运营、演出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转型的观众的胃口。剧场的变化、时尚或者其他艺术革新的冲击,都会给戏剧带来危机和困境。要走出困境,必须用自己的改革去适应这个变化的时代。昆曲也面临着这种困境,上世纪50年代,昆曲《十五贯》以后,当时说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但是昆曲并没有在救活以后继续向前跨越式地发展。

时代周报:昆曲经历过几次浮沉,在1949年以后出现过什么样的变化?

黄树森:时代转型以后,有一些是剧目的原因,有一些是观众的原因,有一些是欣赏习惯的变化,还有就是文化的纯粹意识或过度意识化。昆曲《十五贯》后来搞不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政府光作为一个国粹来扶持,但是一个剧种,要几代的人都喜欢,自觉地买票去看,还需要有别的革新。中国还有政治对文化的折腾摧残、政治驾驭文化的问题。弦歌之声,很难兴于乱世。当政治运动来的时候,死人的东西不行、鬼戏不行,《四郎探母》有“卖国主义”的问题,《海瑞罢官》有影射政治的问题,对历史剧的批判,导致了倒退。

四百年风雨不倒

时代周报:何谓“白先勇的文化范式”?

黄树森:中国的传统戏曲要走得长远,要常态性的辉煌,而不是一个波浪一个波浪的辉煌,我觉得白先勇的这个文化范式,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第一个就是经典的选择,《牡丹亭》这个本子,是汤显祖经典作品,“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四百年风雨不倒。另外,白先勇对《牡丹亭》的再创造,我觉得是中国编剧的一个范儿。“复兴不是守旧”,在剧本改编上“只删不增”,以“梦中情”—人鬼情—人间情为戏胆,人性欲望,纵情放射,把传统剧目转换为一种文化。

时代周报:白先勇制作的青春版《牡丹亭》如何体现“青春”二字?

黄树森:定位青春,我觉得白先生花了相当大的精力,凭着他的艺术情趣和对年轻人审美的理解,做了非常多的努力。比方说,演员的选择,年轻一代对演员有没有“眼缘”,“青春俊美”这是他考虑很多的一个问题。我隐隐约约感觉他定名“青春版《牡丹亭》”,不仅是为老戏迷定位,而是更加超前,更加时尚,更加潮流。他对演员的选择,很讲究俊美,这个旦、生出来,年轻人就很喜欢。又比方说色调,他就定成一种浅粉、淡绿、浅蓝的掺灰色调。从美学上来讲,他跟李安的看法一样,李安也认为南方的色调要“含蓄”,有别于“大红大绿”,红、黄、紫的“强烈”。这个色调“娇”、“淡”、“清”、浅蓝、浅绿、浅粉、轻盈、青春。这个青春的定位实际上是一个跨文化的定位,包括社会心理、文化心理、时尚潮流的一种心理,已经离开了一个传统的戏曲,走入了一个大文化的视野。

不以领导接见而喜泣

时代周报:在文化品牌方面,白先勇如何聚集各方的力量?

黄树森:白先勇打造《牡丹亭》,几乎运用了他全部的社会影响,将文化事件与文化人捆绑。一个文化事件产生影响,肯定是大量文化人的投入,并合为一种文化混合力,同化力。

《牡丹亭》第100场在北京演出的时候,白先勇邀请像我这一类的人去了几十个。这些人有舞蹈家、摄影家、书法家,还有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商人,他们都带了很多智慧和钱去的。几十个人自费到北京去看第100场的演出,没有任何招待会、酒会、讨论会,交流会,也没有人理你,你就到酒店报到,给了你三张票,让你去看三个晚上的戏,看完了戏就在故宫搞了一个夜宴。白先勇跟每个人碰杯,答谢各方面的人对这个事情的支持。支持的人中很多都是很大牌的人,比方《牡丹亭》舞台上的书法是董阳孜写的,她是台湾的一流的书法家,跟着拍摄《牡丹亭》的是台湾的摄影师许培鸿,他拍了那么多年的剧照,这个无形资产将来都不知道怎么计算。

帮他推销的人都是大学校长,交大的校长打电话给川大的校长:白先生这个演出到你们那儿,你们要支持。所以,各行各业的精英都来为他服务,叫“昆曲义工”。

时代周报:白先勇创造的这种文化范式能否传承下去?

黄树森:青春版《牡丹亭》,不以领导接见而喜泣,也不因得个什么奖而欣慰,而是一以贯之地让年轻观众坐足九小时,去经历四百年前以生花妙笔编织的青春绮梦。在北京第100场演出的时候,白先勇跟我们敬酒,他说:“我要让每个中国的大学生都看一次《牡丹亭》。”你想一想,每一个人都看一次,这个昆曲它还没有希望吗?《牡丹亭》在中山大学演出时,我旁边坐着好几个中大的学生,他们说:我们没票,是翻墙偷偷地钻进来的。我就回想到我读大学的时候看戏回来,学校门关了,我也是翻墙过去的。年轻大学生翻墙看戏,那这个戏就很成功了,就有希望了。

《牡丹亭》的伞舞、扇舞、水袖舞、把子功、毽子功,苏绣、笛声,都有“青春至情”的立意,让人们咀嚼或已经失去,或正在品味,或来不及做的“青春爱情梦”。所以,我觉得白先勇是有一种很长远的艺术愿景、艺术追求。

黄树森系著名文艺评论家,实习生陈文鑫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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